百年战争期间,英国的财政状况发生了全面的变化,开始走向赋税国家。频繁的战争和王室支出的大幅度攀升,使公共税收的重要性凸显,国王通过向议会做出妥协平衡了政治权力和财政利益,形成了非正式的公共财政体制。战争结束后,议会对王室的税收权利作出了限制,并迫使约克家族和都铎王朝的继任国王们重新恢复了以领地和特权收入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在中世纪,财政需要对财政体制的发展的影响远大于意识形态。
发端于13世纪的英国议会,沿袭自盎格鲁-撒克逊“贤人会议”的传统模式,最开始常与王廷的大、小会议混淆在一起, 是国王与封臣们共商国是的咨询机构,本质上还没有脱离封建契约的范畴。
约翰王病逝后,亨利三世(Henry of Winchester)继位,他是一个软弱的国王,实际上成为了大贵族西蒙·德·孟福尔(Simon de Montfort)的傀儡,在孟福尔的裹挟下,他签署了保护贵族权益的《牛津条例》,议会被改造成监督国王的机构,同时具有王国最高立法机构的部分职能, 这标志着英国议会制的开端。
1265年,王子爱德华起兵清君侧,孟福尔战败被杀,王权重新恢复,称爱德华一世(Edward Longshanks)。为了对抗法兰西、苏格兰及威尔士,获取足够的行政及财政支持,爱德华一世在1295年召开了被后世学者称为“模范议会”的大会议,此次会议完整地囊括了中世纪英国议会的三个要素: 君主、大贵族和地方代表 。
以骑士和市民为主的地方代表参与议会,意味着社会各阶层开始介入王国政治, 议会从一个封君封臣性质的君主咨询机构,向具有公共性的税收征收协商机制转变,开始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模范议会的召开,标志着中世纪议会君主制的诞生。当然,这一时期的政治体制和财政体制仍存在着分裂,议会的影响力尚未扩展到行政部门。
《大宪章》颁布之后,英国税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赋税国家的轮廓基本定型。 国王征税的权力和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过去公私不分的财政制度被改变,王室财政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公共财政的色彩。原则上,国王必须以王国统治者的身份,基于王国共同利益,征得全体臣民的共同同意方可征税。 英国财政从利用土地资源和封建特权的旧体制向全国性的一般税收新体制转变。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级兴起,土地已经无法准确衡量个人地位和财富,收取的土地包税净收入从12世纪初的7500英镑,减少到了13世纪末的4000英镑。 财产税取代土地税成为王室财政直接税的主要来源 。相比于土地的缓慢增值,财产税有着税基大、税收弹性高的优点。
正式的间接税制度——关税和羊毛补助金,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英格兰的羊毛纺织业一直很发达,羊毛是英格兰最主要的出口产品,适逢爱德华一世遭遇财政危机,他自然盯上了这一块肥肉,在对商人进出口羊毛征收关税还加征了一笔附加税金,由于税率很高,它又被称为“恶意的关税”:
关税同时还对葡萄酒、纺织品和其他进口商品课征,尽管这些税种是在征得议会同意后暂时开征的,后来却变成了历任国王依法课征的永久性税种,并被视作王室常规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这种税收一开始被称为习惯税——“customs”,后来被引申作“custom duty”。
随着百年战争的开始,王室财政对税收收入的依赖进一步加强,这深刻地改变了英格兰政治平衡格局。 财力相对雄厚的郡、镇地方代表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纳税主体,他们在向国王交出部分经济权力的时候,逐渐交换回了相应的政治权力。他们突破了大贵族们和神职人员的垄断,越来越频繁地参与议会的税收征收协商,议会成为了纳税人的代议机构。“征税必须经得纳税人的同意”这一原则,实质上成为了“ 征税必须经得议会的同意 ”。
除了经济发展的原因,封建主义的变化也推动了国家的转型。 由于继承、再分封、买卖等因素的影响,英国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分崩离析,封建领地的继承逐渐不再遵循原有的封君封臣关系,而是由随扈契约取代,这就是“变态封建主义”(bastard feudalism),国王需要通过货币支付的手段维持封建兵役惯例。伴随着英国由封建军队向合同军制的转变,私家军队随之出现,这给王室带来了不小的财政压力,也为大贵族拥兵自重提供了可乘之机,他们向公权体系渗透,进而改变了英国的政治走向。
(3)百年战争第一阶段:爱德华三世与黑太子(1337-1360)
他敢命令我向他效忠吗?你去告诉他,他所篡夺的王冠原是我的,他应该向他所站立的土地下跪。我要的岂止是一个小小的公国,我要的是我那整个的版图。若是他胆敢拒绝交出,我就要拔掉他那身借来的羽毛,把他光着身子赶到荒野里去。
——莎士比亚《爱德华三世》
1307年,号称“苏格兰铁锤”的爱德华一世为了加强对苏格兰的控制,再次率军征讨苏格兰,因年迈死在征途中,他留下遗言要求儿子将苏格兰人挫骨扬灰。
然而,爱德华二世继位之后荒废朝政,与他的同性恋人加维斯顿缠绵数十年,苏格兰方面趁机反扑英格兰本土,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王后伊莎贝拉忍无可忍,与她的情人,贵族莫迪默密谋,废黜了爱德华二世,并扶持其子为傀儡国王,即爱德华三世(Edsward III)。
经历过父亲灾难性的统治后,爱德华三世用个人能力使英国重回正轨。1330年,刚成年的爱德华不堪忍受莫迪默的骄横跋扈,年轻气盛的他召集了一帮年轻贵族,用斧头劈开了莫迪默卧室的门,将其绑至刑场当众绞死,王权又一次复归金雀花。
爱德华三世继承了祖父的遗志,向苏格兰开战。骁勇善战的他采用了新的军事战术——骑士下马作战配合英格兰长弓兵,集中优势火力进攻敌方重步兵,成功地摧毁了苏格兰人的军队。爱德华三世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却受到了法国方面的警告,苏格兰与法国结成了同盟关系。他感到腹背受敌,于是将矛头转向法国。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法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英国王位由诺曼人宣称,国王拥有大量欧洲大陆的领地,而这些领地在法理上又属于法国国王的封地,那么英国国王就有着双重身份: 既是英格兰的国王,又是法国国王的封臣 。如果拒绝向法国国王效忠,双方就可能爆发战争。
与此同时,英法双方对佛兰德斯伯爵领的争夺加剧了冲突。 佛兰德斯名义上是法国国王的封地,但实际上佛兰德斯伯爵在政治上已经独立。英国的经济十分依赖佛兰德斯,当地的呢绒业发达,从英国进口原材料羊毛,然后将产成品呢绒返销回英国。英国作为原料产地,自然想要控制这片土地,而法国国王又想恢复它的封建法理。
法国王位的继承问题则成为两国战争的导火线。 1328年查理四世(Charles IV)去世,他生前只有一个女儿,卡佩王朝就此绝嗣。爱德华三世的母亲伊莎贝拉是查理四世的妹妹,因此他算是查理的外甥。根据法国继承法,爱德华三世有权继承法国王位,而巴黎方面却宣布查理四世的堂兄腓力为新的国王,称腓力六世(Philip VI)。
1337年,腓力六世先发制人,收回了爱德华三世的阿基坦公爵头衔。同年10月,爱德华三世以索取法国王位的战争借口,向法国正式开战,谁也没料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竟然持续了百来年,给两个国家的好几代人带来了无数的厄运与创伤。
为了筹集战争经费,应对百年战争爆发后的财政危机,爱德华三世四处敛财。1340年,依据传统,他召开了议会,这次会期持续了近一个月,爱德华一次又一次重申共同利益的原则,将他征税的意图和保卫王国的安全与尊严联系起来。议会对爱德华的夸大其词表示不满,但还是勉强授予他在两年内对小麦、羊毛、羔羊肉及手工业产品征收“九分之一”税的权力。作为政治筹码,爱德华允诺一系列政府改革,地方代表获得了更大的权利,于是在这届议会上,两院制形成了。
两院制的诞生是英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格局变化的必然结果。 上院在议会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同时是王国的最高法庭,大贵族们在此讨论王国政务。下院的议员以地方代表为主,尽管国王和大贵族们的征税权力依然很大,他们还是能动用税收动议权维护自身利益。就这样,形成了由下院制定税收法案,经过上院同意,最终报国王批准的完整税法制定流程。
除了开征战争税,爱德华三世想尽一切办法敛财。他把自己的英国王冠典当,还向伦巴第、佛罗伦萨等地的贵族大量借贷,并且拖欠了他们的贷款,导致几乎所有放贷人破产。
有了雄厚的资金支持,爱德华三世在战争初期取得主动权。英国人打赢了克雷西会战,在英国长弓兵的箭雨攻势下,法国军队的每次冲锋都在混乱中开始,在混乱中结束。腓力六世无力抵挡爱德华三世的攻势,将加莱拱手相让,在此后两个世纪,加莱都是英国进入法国的桥头堡和门户。
1348年10月,黑死病从法国传播到了英格兰多塞特郡,很快蔓延到全境。集中而大规模传播的黑死病急剧改变了英格兰的人口状况,当时整个英国的总人口死亡率在30%-45%左右。大片领地因为缺少劳动力而荒废,为了防止劳动力短缺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爱德华三世颁布了控制人口流动的《劳工法令》,并且对受灾严重的地区减免了赋税。
黑死病暂时打消了英法双方作战的念头,1350年至1355年,双方回到了谈判桌前,签署了一系列停战协定。黑死病流行过后,爱德华三世十分缺钱。在同议会打交道时,他的策略是“ 把战争描述为一个为守卫国土和争夺法国王位而进行的股份合作制的伟大事业 ”,同时不断向议会报告战争进展情况。
不久后战事重启,爱德华三世的长子爱德华(黑太子)对法国实施焦土政策,一路烧杀抢掠。腓力六世之子约翰二世闻讯追击,在普瓦捷追上了黑太子。由于奥尔良公爵的临阵脱逃,英军再次打败了法国人,国王约翰二世也被俘虏。1356年的普瓦捷战役又是一场以少胜多的会战,也是百年战争中英国三大捷战的第二场。
此役过后,法国国内一片混乱,中央政府几近崩溃。1360年,双方举行和谈,签署了《布雷蒂尼和约》。按照约定,法国方面缴纳约翰二世的赎金50万英镑,同时将法国三分之一的领土转交给英国人,而爱德华三世的唯一对价是宣布放弃对法国王位的主张。
(4)百年战争第二阶段:智者查理与大起义(1360-1415)
1364年,约翰二世在伦敦去世,查理五世继位。在法国国王查理五世的统治时期,爱德华三世和黑太子首次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英国人丢掉了从《布雷蒂尼和约》中得到的一切,只剩下阿基坦和加莱。
从一开始,黑太子在阿基坦的统治就不太稳固,他在境内连续8年征收高额炉灶税(一种按家中炉灶数目征收的财产税),以满足他奢侈的宫廷生活。1368年,一些阿基坦大贵族开始拒绝在自己的领地上征收炉灶税,他们向查理五世申诉,反对黑太子的过度征税。查理五世敏锐地察觉到这一机会,作为阿基坦法理上的宗主,他要求黑太子前往巴黎应诉。在黑太子拒绝后,查理五世宣布收回阿基坦的主权。
此时的黑太子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在1371年回到故土养病,爱德华三世也已年老昏聩,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出海后,他丧失了远征的意愿,任由查理五世收复大片领土。5年后,黑太子和爱德华三世便相继离世,继承王位的是黑太子的次子,年仅10岁的理查二世。
由于理查年幼,政事暂由议会选举的御前会议管辖,实权被叔叔冈特的约翰控制。经过几十年的战事,此时国库前所未有的空虚,为了维持在法国的守备军,议会决定对英国全体民众征收分级人头税。
议会错误地评估了日益严重的税负异常和不平衡 ,由于两院制的形成,财政监督权向议会转移,政治权力下放到地方,一个保守的地方利益集团随之兴起,他们乐于维持现状,倾向批准定额征收的直接税而非间接税——因为这是累退的,纳税人的财富越多税负就越低。 更为重要的是,从14世纪起,贵族越来越频繁地把土地出租给他人,以至于大量地应税资产为农民所持有。
税收制度的僵化没能反映英国社会和地域财富分布的巨大变化,王室财政收入和税收基础之间的关系愈发薄弱,这种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最终点燃了1481年农民大起义的火星。 这次起义极大地影响了百年战争的进程,战争的频率和烈度都放缓了 ,议会暂停了人头税的征收,面对财政压力,相应地缩减了欧陆的军事力量,转而通过政治行动寻求和平。
年轻的国王在处理农民危机中起了核心的作用,到1389年,理查二世开始掌握实权,他一心促成和法国的和平,不惜牺牲英国自身的利益。国王的妥协引起了主战派的不满,格洛斯特公爵的贸然进谏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理查二世的暴政愈演愈烈,正如莎士比亚描述的,他全然不顾英国的成文法和惯例,把博林布鲁克的亨利(冈特的约翰儿子)驱逐出境,在约翰死后又没收了他的所有封地,他的暴行招致了厄运,最终在1399年被废黜,亨利夺取王位成为亨利四世,金雀花凋零了,它的旁支红白玫瑰将在它的根基上绽放。
(5)百年战争第三阶段:兰开斯特和圣女贞德(1415-1453)
经过十余年的巩固统治,兰开斯特家族解决了统治合法性问题,继任者们将目光重新投向欧洲大陆,此时的法国正处于勃艮第派和阿马尼亚克派的内战中。不同于理查二世,亨利五世渴望夺回祖辈失去的地盘,他与勃艮第公爵结成联盟,开始积极备战。
同爱德华三世一样,亨利五世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财政,由于农民起义的原因,王室的正常收入大不如前,国王不得不派专员到全国各地借钱,这个做法在整个亨利五世统治时期都一直存在。与爱德华三世不同的是,亨利五世偿还了大部分借款。 他明白不能用对待外国债权人的武断方法来对待国内商人和大贵族。由于封建军制的变化,王室失去了债务违约的自由,贷款金额必须与担保额匹配,不然将会造成财政危机,催生严重的政治问题。
筹集了足够的资金后,亨利五世于1415年8月在塞纳河口登陆,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攻下了阿夫勒尔城,代价是三分之一的士兵死于疟疾。亨利五世决心率领主力部队撤回加莱,却在阿金库尔被数倍于己的法军拦截,雨夜中,英国长弓兵再次实现了以少胜多的壮举。此役过后,英国再次占据了战局的上风,不久就占领了巴黎和诺曼底,亨利五世也因此被誉为“伟大的征服者”,直到贞德的出现。
1421年,法国被迫签订了屈辱的《特鲁瓦协定》, 根据和约,英国国王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和摄政。有人说该协定是法国历史上的最大耻辱之一,可和1940年贝当与德国人签订的停战协定相提并论。
亨利五世本有希望继续为英国开疆拓土,却在一年之后病逝,法王查理六世也在六周后死亡,婴儿国王亨利六世一下子就继承了两个庞大的王国。对英国人来说,亨利五世死后的7年是百年战争最辉煌的7年,在代理摄政贝德福德公爵的领导下,英国人持续地扩张,到1429年,法国北部和西南部都被纳入势力范围,只剩下一座奥尔良在阻挡着英军入侵的脚步。
随着时间推移,英国人越来越贪婪,税收和掠夺也越发具有压迫性,在这个英法二元君主国体系下,法国地区成为了兰开斯特王朝的摇钱树,不仅要征收盐税、酒税和针对所有商品的销售税,还要付给英国守备军炉灶税——作为保护费。
一名不识字的牧羊人少女站了出来,她认为自己受到上帝的感召,要将英国人赶出法国。贞德没能达成这一愿景,她被英国的宗教审判所宣布异端,最终处以火刑。但她确确实实地扭转了百年战争的局势,贞德解除了奥尔良之围,收复了兰斯,促成查理加冕为查理七世,恢复了法国人统治的合法性。 最重要的是,作为平民的代表,她将这场贵族之间的战争,赋予了现代民族主义的意义。 尽管离民族国家的诞生还有好几百年,民族主义的雏形已在这场战争中滋生,战争的实质从王室和大贵族之间争夺领地、继承权的争斗,转变为民族之间的全面战争,诺曼法语逐渐消亡,英语从下而上渗透整个社会阶层。国王和议会频繁地动用维护国家公共利益的理由征税,巧妙地将各阶层之间的矛盾转移为英国人对法国人的共同仇恨,从而超越了地域性的认同和封建体系的忠诚。
农业萧条与海外贸易低迷造成税收减少,这对兰开斯特王朝的威胁比贞德还要大得多。 经统计,1433年的王室债务达16.8万英镑,到1450年,王室债务堆积到了37.2万英镑。由于武器和火炮技术的进步,战争开销比爱德华三世时期还多,而法国地区的税收由于竭泽而渔式的掠夺,以可见的速度衰减。 当战争被视作一项盈利活动,债务不会被当成一个问题,而是可以承担的前期投资, 爱德华三世在近百年前宣传的股份合伙制成功运转了如此之久,就是得益于英国长期以来的战场优势。随着英国在法国的节节败退,这套机制就再也无法继续运行下去了。
百年战争促使英国政府破产,对兰开斯特王朝的信用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在欧陆的失败彻底激化了王室与贵族的冲突,最终导致了玫瑰战争的爆发。
经过价格指数调整后的英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收入移动平均指数。作为经济的内在稳定器,直接税指数体现了财政需要和军事的关系,百年战争是个轮盘赌,无数家族的命运在此迭起与兴衰。而间接税指数反应了随着战争的白热化,羊毛贸易的日趋衰败。这场战争为英国的崛起带来了机遇,也埋下了衰败的种子。
李化成,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年)[J].中国社会科学,2007(03):189-200+207.
钱乘旦主编:《英国通史·第二卷·封建时代:从诺曼征服到玫瑰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
德斯蒙德·苏厄德:《百年战争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文俊译,2017年。
理查德·邦尼:《欧洲财政国家的兴起》,沈国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
Richard Bonney: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1200-1815
European State Finance Database:http://www.esfdb.org/Databas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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