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作为日本最著名的佛教神祗之一,远渡重洋的毘沙門天不仅在异国孤岛奇迹般的收获了无数信众。也凭借着上杉谦信的品牌效应,在当代流行文化和二次元领域独获大名。
促使我写下这篇文字的《多罗罗》第十九话《天邪鬼之卷》中,出来为祸乡里能使人心口不一说反话的天邪鬼(同《JOJO的奇妙冒险:黄金之风》中寄生于人舌头上的 Talking Head),就曾被封印于毘沙門天脚下。
毘沙門天即是印度神话传说中帝释天因陀罗的部下,四天王中的多聞天(在中文语境下依次为毗沙门天王、四大天王、多闻天王。日语不知为何再引入这些佛教专有名词的时候酷爱略字,比如吉祥天女在日本就叫做吉祥天,和毘沙門天同列七福神的弁財天原名辩才天女。最惨的是布袋和尚,直接就叫布袋)。
四大天王中守护北方的多闻天王(四大天王之首),随着时代的流转越来越多的被独立崇拜。大约从中国唐代开始,多闻天王在被独尊之时即呼作毗沙门天王。这个转变期的重要历史证据有,于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被发掘的国家一级文物唐·八重宝函。
所谓「八重宝函」,即是像俄罗斯套娃一样,一层套一层的七个盒子和最里面的宝塔,塔中供奉着佛祖释加牟尼佛指舍利的一个影骨(即玉石制成的舍利仿制品)。在第七重・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上,镌刻着穿着唐代武将盔甲,早已世俗化的四大天王。其中多闻天王被叫做为「北方大聖毗沙門天王」,语出后秦弘始十五年(413年)被汉译的《长阿含经》。
毗沙门天王及多闻天王语出同源,即梵语的 Vaisravana。其音译为「毗沙门」,意译为「多闻」,即广传佛法之意。
作为现存世界最古老的毘沙門天像(多聞天像),俱毗罗夜叉像(即多闻天王)与毘楼勒叉像(即增长天王)作为二天王像被发现于印度中部的巴尔胡特佛塔,年代据推断为公元前2世纪左右。这两尊佛像与印度其他的夜叉像一样,也是半裸上身,头戴特本(印度锡克教徒所戴的的头巾),完全是印度贵族的样子。形态上双足呈天王式邪立(也称蹴立),双手合掌表示皈依我佛。值得注意的是自四大天王诞生之初,便存在于其脚下的邪鬼(天王像的固定搭配)。此处的邪鬼作为佛像的台座,类属于生灵座。
古代印度的四大天王像,不论是作为巴尔胡特佛塔守护神的二天王,还是广泛存在于佛传浮雕中的四大天王,其穿着形态皆与上图相近。也就是说单凭肉眼是无法区分四大天王谁是谁的。作为在中国,后传入日本的被单独祭祀的毗沙门天王,其最初的独立化足迹还要追溯到中亚的犍陀罗(即今天的阿富汗坎大哈)。在这里,古代印度的俱毗罗夜叉与古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的赫尔墨斯相遇,诞生了四大天王中尊格明显高出其他三位天王的多闻天王,即毗沙门天王。
这里的考古学证据,有犍陀罗佛教艺术主题之一的「四天王奉鉢」浮雕以及壁画。注意看下图中,有三位天王都是以手持钵,穿着也与古印度的四大天王类似。唯独有一位已经完成了奉钵仪式,双手合掌、穿着披肩、足戴脚絆,完全是北方游牧民族的王侯模样(即是当时统治犍陀罗地区的贵霜帝国贵族),此人便是北方的守护神多闻天王。因为贵霜帝国在古代印度的北方地区,因此将自身带入,特意拔高多闻天王也就可以理解了。
随着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与艺术伴随着马蹄声被带到了中亚。到了公元1世纪至3世纪的贵霜帝国,对印度的侵攻又把佛教和婆罗门教(即早期印度教)带到了中亚。作为多文化融合的产物之一,便是希腊化了的多闻天王。
赫尔墨斯的标志性特征羽翼头盔,便融合成了犍陀罗毗沙门天王头上的一根羽毛。到了唐代,又与中国的雉羽冠相融合,成了下面这个样子。
四川作为唐代毗沙门天王几乎唯一的信仰地区,《苍天航路》对川贼甘宁的服饰细节把握可谓独具匠心。
在贵霜帝国,虽然多闻天王的地位无比突出,但现今还并没有考古学证据能够证明,有被单独祭祀的多闻天王的存在。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毗沙门天王的足迹,还要到唐代的西域去追寻。
在文献史料上,毗沙门天王的第一次出现证据为,根据《新唐书》记载,贞观二十二年(648) 在于阗国初设毗沙州。此处的「毗沙」无疑来自毗沙门天王。而于阗作为安西四镇之一,也完全符合经由遣唐使带回,在日本广为流行的名为《毗沙门仪轨》的故事传说(大意为敌军围城,北方毗沙门天王现身于龟兹国安西城北门楼,发动神威吓退敌军)。毗沙门天王也因此在日本成了军神和护国神。
在考古学上,相对于发展停滞印度四大天王,经由中亚传入中国的四大天王信仰与造型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其考古学源头可追溯到中国新疆西北道中心库车(古龟兹国)的克孜尔石窟(又称克孜尔千佛洞,始建于公元3世纪)。不论是继承于犍陀罗的「四天王奉鉢」壁画还是佛祖涅槃图,从作画笔法到人物服饰都有着鲜明的中亚特征。
其实严格说起来,唐代及其之前100年传入中国的多闻天王有两个分支。一个是由天竺(印度)直接传入中土的天王形毗沙门天像,代表作例为龙门石窟奉先寺洞的多闻天王像,以及唐以前的莫高窟。另一个即是上面所讲的犍陀罗风的毗沙门天王像,大量存在于盛唐之后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在新疆和田的热瓦克遗址也有零星出土过这种风格的残像。这种塑像的真正成熟期还要待到盛唐后期的四川地区。他在日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兜跋毘沙門天」(即是前面提到的于阗国护国神)。
作为天王形毗沙门天像的代表,龙门石窟奉先寺洞的多闻天王像雕刻完成于公元675年。正壁佛龛内的本尊为卢舍那佛(即密宗的大日如来)、胁侍菩萨立像、弟子像共五尊,南北壁龛内各有供养者像、天王像、金刚力士(仁王)像各三尊,总计十一尊像。右侧的天王右手持塔,无疑为多闻天王。
敦煌莫高窟位于中国西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最东端,被大泉河侵蚀而成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平均高度约40米,南北长约2千米。始建于五胡十六国的前秦时期。这里有大量描绘四大天王的绘画与雕刻,其中最古老的可以追溯到西魏时期(6世纪前半)。这里的四大天王分别手持戟、枪、宝塔・戟、 枪・绢索。虽然武器还未定型,但宝塔在此时已经成了多闻天王的必备宝具。
莫高窟中的天王塑像多为二天王像(这一点也是继承自天竺),多与金刚力士像(日本称仁王)一同安置于石窟的前室或主室的佛龛内。位于前室的代表作例有隋代的第427窟。位于主室的代表作例有盛唐第45窟的釈迦七尊像。
下面是一些以莫高窟为主的毗沙门天王壁画赏析(犍陀罗风):
因为热瓦克遗址的年代尚不可考(有学者推测为4~7世纪),并且也没有留下完整可清晰辨认的毗沙门天像。所以现阶段在中国的土地上(也是世界上),第一尊单独存在的毗沙门天王像还要数公元8世纪,四川龙兴寺的毗沙门天王立像。该像高约70cm,脚踏地天(并不是密教十二天中的地天,此处的通称应为地天女),腰间有长短两口刀呈十字形交叉,身着护胸。
除了上述的龙兴寺,在四川的广大地界上大量分布着毗沙门天王像,比如石筍山、千佛岩、重龙山、圆觉洞、以及现属重庆的大足北山等,现今发现的大约有100尊左右。四川地区之所以诞生了作为主尊存在毗沙门天王像,西域的影响是切实不可回避的。唐朝在8世纪与吐蕃的漫长战争中,毗沙门天王作为国境的守护神由西域直接传入四川。也正是由于如此,由天竺传入中原的多闻天王大多只是石窟的门番,而从西域而来的毗沙门天王作为独尊的军神确立于四川,不久后即传入日本,由此落地生根。
日本最古老的四天王像为飞鸟时代的法隆寺金堂木造四天王立像。像高133~134cm,由樟木雕刻,宝冠和光背的边缘由金铜制成(即铜上镀金)。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的光背后面刻着作者的姓名,其中一个名叫山口大口費的人被记录在《日本书纪》中。因为《日本书纪》是编年体,由此推定此四天王像的制作年代为白雉元年,即公元650年。
东寺的兜跋毘沙門天像是日本后世其他兜跋毘沙門天像的模版。其制作木材是中国产的魏氏樱桃木,由此可见此像是由中国渡海而来。《东宝记》中记载,此像曾在平将门之乱时(903~940)被安置在罗城门(即罗生门)上,后来罗城门被大风吹倒,这才被转移至东寺收藏。
下面让我们来重新缕清一下,在中日不同语境下的多闻天王与毗沙门天王的异同,和他们纷繁的发展路径。
首先,四大天王共尊时称为多闻天王,独尊时称为毗沙门天王。诞生于印度的多闻天王在公元6世纪至7世纪由天竺传入中原,又于650年由中国传入日本,日本人称作「多聞天」。另一方面,在中亚犍陀罗地区的贵霜王朝,融合产生了拥有特殊尊格的多闻天王,后于大唐西域的于阗地区诞生了毗沙门天王信仰,其壁画见于敦煌莫高窟,塑像见于四川地区,又称作「大聖毗沙門天王」。同时,传入日本,称为「兜跋毘沙門天」。而日本人称作「毘沙門天」的,是这二者的混搭,下面会细说。
细心的读者在看过上面的全部配图后不难发现,多闻天王和毗沙门天王(中日皆然)有一个一目了然的相异点,那就是其托塔之手的不同。右手托塔的为多闻天王,左手托塔的为毗沙门天王。而中国的多闻天王与毗沙门天王的另一个相异点就是台座的不同,多闻天王脚下踩的是邪鬼,而毗沙门天王的脚下是由尼蓝婆和毗蓝婆支撑的地天女。然后就要说到混搭了中国多闻天王与毗沙门天王的日本「毘沙門天」了,他们左手托塔,与「兜跋毘沙門天」一致,但脚下踩的却变回了邪鬼,这一点又与「多聞天」一致。开篇提到的《多罗罗》中的毘沙門天便遵循了这一规则。
中国的四大天王信仰虽然延续至今,但毗沙门天王在唐代之后几不可见,我唯一能找到的只有一个小小的北宋金漆木雕。而即使在唐代,除了四川地区,也难觅其踪。究其原因,我能想到的可能性有三个。一是毗沙门天王作为守卫边疆的战神,在中原大陆没有被祭祀的理由。二是唐代的毗沙门天王信仰并没有普及到寺庙,证据是毗沙门天王像皆为石窟造像。三是即使唐代的寺庙中有供奉过毗沙门天王,但经过「三武灭佛」,特别是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之后,在无后续香火的情况下,再塑其佛像的可能性为零。
对毗沙门天王神格的消解过程中,不得不提的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托塔天王李靖,一个是城隍。作为毗沙门天王在中国的世俗化化身,托塔天王李靖不仅承接了毗沙门天王的护法神职责,甚至连原本多闻天王手中的宝塔也被一并夺走,所以我们也就看到了宋以后多闻天王手中的宝具变成了幡(注意,不是伞)。
到了明代小说《封神演义》里,四大天王已被道教吸纳为魔家四将,增长天王魔礼青、广目天王魔礼红、多闻天王魔礼海、持国天王魔礼寿,就分别手持剑、伞(汉地无幡,故本地化变为伞)、琵琶、花狐貂(现实佛像手持之物为蛇)。取风(剑锋)调(琵琶)雨(伞)顺(蛇型)之意。
怎奈此二创实在太合民意,到头来倒逼佛教不得不将对四大天王塑像做出改革,所以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汉地的四大天王也就都成了《封神演义》里魔家四将的样子。
而城隍作为发迹于南中国的城池守护神(城为城墙,隍为护城河),其信仰开始于汉代,到三国时代的吴国便开始兴建城隍庙。而到了与毗沙门天王同时代的唐朝,其香火已遍及全中国。在信仰市场早已饱和的情况下,外来的毗沙门天王根本无力对抗,所以其城市守卫者的神格在中华大地上也就逐渐消逝了。而其军神的一面也被关羽承接,最后只能化身为区区一个道教的护法神托塔天王李靖,着实令人唏嘘。
而在一海之隔的邻国日本,毘沙門天可谓是风光无两,这首先得益于佛教在日本的高度发达。虽不似欧洲的政教合一,但佛教在日本有着高度的自主性,甚至在日本历史的政坛上有着难以忽视的力量,因为他们有钱(信众布施)、有地(而且不交税)、有兵(僧兵),所以在日本历史上唯一敢向佛教动刀的,也就只有尾张大傻瓜织田信长了(最后死于本能寺,嗯……)。
日本的毘沙門天不仅在佛教站得住脚,在神佛习合本土化之后的七福神(在日本的地位大大高于中国与之类似的八仙)中也有一席之地。并且在文化层面上,托福于和日本国民偶像上杉谦信的捆绑销售,使得妇孺皆知,好不快活。而且也因为上杉谦信,毘沙門天又多了好多变体,比如刀八毘沙門天、泥足毘沙門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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