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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人类步入了工业文明，我们越来越熟练地挥洒技术的力量，改造这个世界为己所用。随着生物和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夺过上帝的权杖，创造一个真正的人造物越来越成为可能，一个迷思开始在社会蔓延：“人造物和人类有何不同，它能够超越人类自身吗，人类的独特优势又在何处呢？”这是对上帝已死的迷惑，人类取代了上帝成为了新的主宰者，但还没有获得身份认同：走出伊甸的孩子们是否会重蹈覆辙？这也是对工具理性狂飙突进，随之带来的技术失控的隐忧。
弗兰肯斯坦式悲剧
弗兰肯斯坦式悲剧
科幻小说利用了技术的无限发展与文化的有意停滞之间的错位，审视技术、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类似的思索构成了科幻小说的母题之一，例如，被公认为第一部科幻小说的《弗兰肯斯坦》。
它的诞生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在阴雨连绵的日内瓦，19岁的玛丽·雪莱和拜伦等人围坐在火炉旁，以恐怖故事为灵感开始创作。它的底子是哥特式的，就连雪莱自己也不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学类型。工业革命孕育出了无数新事物，离日内瓦五百英里开外的英国，斯蒂芬森的蒸汽机车发出了蒸汽动力的怒吼，人类驶向了“火车时代”。技术，开始成为了作家构思的蓝本，为儒勒·凡尔纳、H·G·威尔斯等人提供了灵感的源泉。
《弗兰肯斯坦》讲述了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创造了“缝合怪物”之后的故事。“怪物”长相丑陋，被全世界遗弃。但他也拥有人性，恳求弗兰肯斯坦为它创造一位伴侣。这就是它的唯一要求了，简单又卑微。弗兰肯斯坦虽然答应了它的要求，却在即将完工之际将伴侣毁灭，这彻底惹火了“怪物”，发誓也要让他尝尝孤独的滋味。他在弗兰肯斯坦的新婚之夜杀死了新娘，随后自焚而死。
弗兰肯斯坦以技术手段赋予了人造物生命的力量，却未思索过该如何与人造物共处，最终迎来了悲惨的结局。这种对于技术失控的反思是史无前例的，在此之前，技术通常被我们视作一种随意使用、任意差遣的工具，而现在它具备了自主的力量，这种自主性甚至有可能改变乃至异化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体制。但不管怎么说，此时的科幻小说，比如《海底两万里》、《时间机器》，是在积极地审视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对于技术的反思，是出于对新生事物诞生的自然抵触和质疑。
黄金时代三定律
黄金时代三定律
与带有技术批判意味的《弗兰肯斯坦》不同，“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总体上充满了昂扬向上的科技乐观主义。不可否认的是，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惨痛教训，但也极大地催化了新技术的发展。雷达技术的成熟普及了无线电视，战争运筹学被运用到跨国公司、政府管理层面，喷气式战斗机加速了民航客机的诞生。
战后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催生了科技至上的理念，这种思潮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科幻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在科幻杂志主编约翰·坎贝尔的带领下，科幻作品以科学理论为根基，描绘未来人类社会的图景，这就是通常意义上的“硬科幻”。被誉为机器人之父的阿西莫夫的论断反映了主流大众对科幻的认知：“科幻小说是文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描绘虚构的社会，这个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在于科技发展的性质和程度。”
阿西莫夫将一生的事业奉献给了机器人的思想伦理实验。他笔下的机器人就像是精密的齿轮，严格遵循着被尊为机器人伦理道德至上的“机器人三大定律”：
-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因不作为使人类受到伤害
- 除非违背第一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类的命令
- 除非违背第一及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
而在基地系列中，机器人丹尼尔悟出了第零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整体，或因不作为使人类整体受到伤害。
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世界充满了沙文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色彩，这也是黄金时代科幻小说的通病。阿西莫夫尽管赋予了机器人伦理判断和道德选择的能力，但是由于受到三大定律的限制，它们最终只能服从人类的命令，或者自我烧毁，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可言。它们的命运已在机器人（Robot）的词源中昭示，这个词脱胎于捷克语单词Robota，意为奴隶。
风起云涌的新浪潮
风起云涌的新浪潮
进入了六十年代，科幻的黄金时代迎来了终结。一方面是“坎贝尔标准”的传统科幻小说写作范式一家独大，此时科幻小说仍属于通俗文学范畴，难以被主流文学界所承认，一些不甘只写“硬科幻”的新锐作家，和以海因莱因为代表的传统科幻作家开始谋求转型，在作品中融入社会学、政治学观点，《星船伞兵》、《异乡异客》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另一方面，随着美苏冷战的白热化，古巴导弹危机令人类离核战争只有一步之遥，对于现代主义的怀疑达到了巅峰，人类对二战的反思竟催生出了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制度上的长期僵化使年轻人对传统政治失去了信心，他们开始关注异化、失范等发达资本主义的病症，读者们逐渐厌倦了远离社会现实的科幻小说。
就像当年的坎贝尔，英国人迈克尔·莫考克主编的《新世界》杂志改变了科幻作品发展的流向，他接纳了一系列不符合“坎贝尔标准”的科幻作品，这些小说融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宗教的观点，一反美国科幻重视“硬科幻”的传统，这些小说还借鉴了现代文学象征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手法，着重描写内在的主观世界，科幻小说的新浪潮运动就此诞生。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罗杰·泽拉兹尼是旗手之一。（尽管他本人竭力否认）他的创作模糊了奇幻和科幻的边界，文笔恣肆又能做到设定严谨，自圆其说同时兼具想象力。他的代表作《光明王》以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为根，依托电脑、无线电和飞船等科幻要素重新搭建了印度教等级森严的体系，就像是一首隽永的复古诗篇。
失乐园与人类的余晖
失乐园与人类的余晖
我们这次要讨论的是他的短篇集《趁生命气息逗留》。这篇短篇集中的《富岳二十四景》和《永久冻土》获得了雨果奖，《绞刑师》为雨果奖和星云奖双奖作品，书名作品《趁生命气息逗留》被誉为科幻文学史上“最出色的十大短篇”之一。
《趁生命气息逗留》这篇小说的内核非常传统，套用的是人类走出伊甸园寻找自由意志的母题，不过在罗杰·泽拉兹尼的笔下，充满了新浪潮式的浪漫主义和随处可见的宗教隐喻。
故事发生在人类灭亡后的地球上，人类留下的机器仍在兢兢业业地执行当年的指令，而两台主机由于指令逻辑的冲突（bug）开始明争暗斗，他们分别叫做上界司命和下界司命，一个在近地轨道另一个在地壳深处，就像是天堂和地狱。
我们的主角弗洛斯特被上界司命委任，负责掌管北半球。在漫长的岁月中，弗洛斯特对逝去的人类文明产生了好奇心，它收集了人类的遗物，扫描了下界司命暗中提供的人类书籍，决心改造自己，探求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真正区别，他成了机器中偷吃禁果的亚当。
故事的结尾是又一次创世纪，但是真正让这篇短篇小说青史留名的，不仅仅是文笔和隐喻，还蕴含了罗杰·泽拉兹尼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思索。通过人工智能这面镜子，折射出的是人类对自我身份的迷思。
聂珍钊教授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自我选择的结果。从自然选择到伦理选择，以及现在正在进行的科技选择，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逻辑。人类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了知性，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了理性。从伦理意义上而言，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兼具人性与兽性，分别代表了伦理意识和动物性本能。两种因子结合到一起，是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交锋、融合，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人。
弗洛斯特象征着斯芬克斯之谜中，初入人类社会的新生儿，尽管它掌握了全人类的知识，但由于不懂得使之成立的一整套常识体系，它依然不具备成为人的条件。当它违背上界司命的指令，用自身去感知人类这一存在，就不再是没有自由意志的运算符号了。
落日黄昏，晚风轻扬，远处的浪头不断朝礁石丛生的岸边涌来，这是人类的余晖。机器具备理性意志，能够精确地度量体感温度的下降，知晓日落是日出的相反过程，但是它无法感知数据背后的意义，这与人类正好相反。人类无法直接感知数据，但能以有机体的形式意会到美的存在，这种自由意志无法通过度量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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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浪潮这里，黄金时代的科技乐观主义和人本主义传承了下来，人造物作为构建人类身份、自我认同的工具，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罗杰·泽拉兹尼以细腻的笔触声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或手段。
夜幕降临了，城市的霓虹和全息投影再度照亮了夜空。《2001：太空漫游》的横空出世折射了人类对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深层次忧虑。而随着PKD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和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的问世，赛博朋克主题为科幻作品注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元素，而赛博格——机械和有机体的混合物越来越为人所熟知，这是技术控制下的个体，技术和自然不再拥有明显的边界。以往的科幻小说，不管是人机共处还是人机对立，都是在两个不同种族的框架下叙述的。现在，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局面被打破了，围绕着身份解构与异化的科技伦理，原本象征着科技乐观主义的科幻小说正式完成了转向。
Reference：
Reference：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伦理选择与斯芬克斯因子[J].外国文学研究,2011
[2]张雪娇. 阿西莫夫对机器人世界的伦理凝视[D].华中师范大学,2015.
[3]高亮华. 技术失控与人的责任——论弗兰肯斯坦问题[J]. 科学与社会,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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