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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娃娃菜
在情报界，英国人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1909年成立至今，英国情报组织已经走过整整110年的光辉岁月。可以说，英国的情报组织是情报界的“开山鼻祖”，同时，它们也承载了无数文学和电影艺术作品的想象。
然而，传记作家安德鲁·博伊尔指出，英国情报部门最明显的特点，竟然是“非专业性”。在募集工作人员时，英国秘密情报部门遵循这一条主要原则：“凡是绅士都是可以信赖的，他们都会愿意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绅士阶层的成员散发这种神秘的优越感完全像呼吸一样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电影《王牌特工》就呼应了这种看法。影片中，由科林·费尔斯主演的哈利是间谍组织的重要成员，他的着装、气质、学识和他的口头禅“manners maketh man”无一不让人感受到英国绅士间谍血脉的传承。
《柏林谍影》作者、曾为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工作过的约翰·勒卡雷在他的回忆录《鸽子隧道》里也对绅士间谍的概念做出了回应：“你必须先引起别人注意，让他们主动过来挑选你……想要被选上，那你得有天生的好运。你必须上好学校，最好是私立的，然后上大学，最好是牛津剑桥。”
这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情报组织这么热衷于招募作家了。在英国，作家们普遍念过公学，受过牛津剑桥的精英教育，充满想象力和细致的观察力，作家身份也给他们带来出行的便利，使他们不易被怀疑，这类代表有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和格雷厄姆·格林，他们在被情报部门招募前就已经是成熟的作家了。
但间谍和作家身份又仿佛不是简单的一个为另一个打掩护的关系，而更像是相互成就却也相爱相杀的关系。这在约翰·勒卡雷的经历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这名大作家就将自己的写作素养完全归功于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老学究模样，抓起我的报告，对我那些炫耀式的从句和毫无必要的副词表达了极力的藐视。然后在我朽木不可雕也的文章页边空白处打上分数，以及诸如‘行文累赘——注意省略——论证缺失——结论草率——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评论。我遇到过的编辑们都没他们这般严苛，或者说没他们这般正确。”
感谢军情五处总部顶楼那些受过古典式教育的高级官员们，但他们也只是勒卡雷成为作家道路上的小小插曲。这个原名大卫·康威尔的人其实从出生就注定会成为作家。
格雷厄姆·格林有言“童年就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上的信用卡余额”，在这个意义上，约翰·勒卡雷可说“生来就是百万富翁”。
约翰·勒卡雷原名大卫·康威尔，父亲是个被军方记录在案的军火贩子。在日后的采访中，勒卡雷回忆到自己的父亲龙尼曾被德国国家安全机构“史塔西”追踪过。在史塔西的档案里，记录者对龙尼的描述是“富有的英国商人”，此外，还记录了一次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从维也纳派特工去找他谈生意的事件。
为了假装出身贵族，龙尼把小大卫送进了伊顿公学。但小时候的他却总需要为是否会因无法按时交学费被开除而担忧。除了学费，小大卫还需要为总把事情搞砸的“不入流”父亲的“生意”操心。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曾被父亲派到巴黎去找巴拿马驻法国大使“解决”某些金钱上的事务。受到父亲的影响，大卫·康威尔在很小的时候就熟练掌握了各种躲避债主的骗术。
17岁时，为了脱离父亲掌控的大卫·康威尔逃离英国，来到瑞士求学。童年的环境和从小所受的精英教育，使大卫·康威尔成为秘密情报机构最理想的招募对象。
时年19，还在读大学的大卫有一天被邀请到校长办公室，校长给了他一个“去伦敦见几位有趣朋友”的机会。当他接受这个提议之后，就收到了一封印着官方压花、显眼醒目、双面密封的淡蓝色信封，邀请他前往白厅的某处。大卫·康威尔的间谍生涯就这样开启了。
康威尔在波恩担任间谍的任务是密切注视西德的政治动向，及时将情报发送国内。1952年，康威尔返回英国，入读牛津大学，同时为军情五处工作。到了1960年，康威尔被调入军情六处，在英国驻波恩大使馆外交官的身份掩护下进行情报活动。据说，那时的他还被指派收集柏林墙建造过程中每一步的进展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倒戈。受过间谍强化训练的康威尔在回忆录里也记叙了在这个期间，他陪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弗里茨·埃勒在唐宁街十号拜会当时的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故事。
也是在这段时间，大卫·康威尔利用业余时间创作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召唤死者》。由于军方规定间谍不可以用真实姓名发表出版物，“约翰·勒卡雷”这个名字才得以闪亮登场。“我的名字，约翰·勒卡雷，以及我的小说人物乔治·史迈利于1958年同时诞生在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页上。”
1963年，约翰·勒卡雷用了6周时间，写完了日后给他带来名声、财富以及麻烦的《柏林谍影》。付梓前，情报机构领导审读了全书，确保他写出的是一个与现实情报世界无关的虚构故事，才给这本书放行。
大卫·康威尔——或者说，约翰·勒卡雷——的间谍生涯和写作生涯交织的日子却最终被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苏双面间谍金·菲尔比终结。值得一提的是，金·菲尔比还是格雷厄姆·格林在情报机构工作时的上级。勒卡雷也透露金·菲尔比是“照亮《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创作的光”。
任职于情报机构的经历自然会成为作家们笔下最宝贵的素材，然后经验被放大，变成充斥香车和美女的浪漫化叙事。勒卡雷却从不向读者兜售这种好莱坞叙事式的想象空间。得益于自身经历，勒卡雷深知间谍不是永远走运的不死鸟——他们会经历危及生命的事故，也有着处在灰色地带说不清道不明，并苦苦寻不见答案的现世困惑，正如他“清算一切”的回忆录《鸽子隧道》的名称来源——有一种鸽子天生就被培养成狩猎游戏的靶子，它们飞越专门修建的漫长隧道，而出口就是猎人们的枪口。“鸽子隧道”仿佛间谍活动中的某种代号，隐喻着“冷战”时期终极的隐秘和虚无。他笔下的间谍们，首先是具体的、脆弱的、血肉丰盈的人，其次，才是从事谍报工作的专业人员。
当然，这些经历和素材也会给作家带来麻烦。勒卡雷在《鸽子隧道》中回忆道，自己曾遭前情报组织领导当着他的面向史迈利的扮演者亚利克·基尼斯吐槽：“就是这位年轻的大卫，以及他的个人喜好，使得情报局在招募合适官员和获取资源上都变得更加困难了。他们读他那些书，然后就打消了念头。真是再合理不过的事了。”
这种温和的吐槽还算小事，勒卡雷还遇到过前间谍同事因为他对情报组织的某些描写而要揍他的情况。勒卡雷在他的回忆录里回忆到同为间谍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差点因为小说中“精准描绘了英国大使馆情报主管与外勤特工之间的关系”而遭情报组织起诉。对此，格林的反击是二十年后送给他们一本《人性的因素》，书中描绘的情报组织不仅仅是傻瓜，还是杀人凶手。
虽然相爱相杀，间谍转行成小说家的家伙们还是为情报部门省去了很多麻烦事——
“先生，在您最新的那部小说里——”有个真诚的美国记者问我，“您的一个角色说，如果他以前能够写作，就不会变成叛徒了。那么，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如果一开始没能写作，您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 在给这个危险的问题搜寻一个安全答案时，我心想，我们的情报组织是不是应该感谢感谢我们这些转向文学界的叛徒。与其他任何可能掀起腥风血雨的方式相比，写作简直像小孩玩积木一样人畜无害。有多少处境困难的间谍希望爱德华·斯诺登当初选择去写小说啊。
《鸽子隧道》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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