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土大唐而去：那些盛唐时代的外来宗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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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Ⅰ 大通道The Silk Route
Ⅱ 莫高窟Mogao Caves
Ⅲ 胡天神 Tengri
见前文 → 向东土大唐而去：那些盛唐时代的外来宗教（上）
Ⅳ 拜火者Zoroastrian
Ⅴ 寂没塔Astodan
见前文 →  向东土大唐而去：那些盛唐时代的外来宗教(中)
 Ⅵ、粟特人Sogdian 

“我必须写信告诉你们有关进“内地”的粟特人的情况，他们所到的国家及经历了怎样的遭遇。先生们，据他们说，由于饥荒，最后一位皇帝从洛阳逃走。
匈人占据了那里，城市和宫廷遭到火灾，宫殿被焚烧，城市被毁。
先生们！
洛阳没有了！
邺城也没有了……”
落款：那耐·万达克(Nanai vandak)，
寄往：撒马尔干
这是一封敦煌出土的文简，由粟特语写就。学者认为它写于公元313——314年之间，是一位身在酒泉的粟特商人，写给他远在中亚撒马尔干的主人。
信中所陈述的历史事件，是匈奴人刘聪的军队进攻并焚毁洛阳，晋怀帝逃向长安。这一事件发生时的年号是永嘉，被看作是拉开了乱世来临的序幕。中原史书称之为——永嘉之乱。
这封信中，弥漫着无常的恐慌感。
粟特人，对战争的气息非常敏感，也是在战争中最早下注的人。就在万达可大喊“洛阳没有了”的十多年后，粟特人已成为洛阳新主人的座上宾客。
对于粟特人来说，战争是灾难，亦是伙伴，就看你如何驾驭它。

 在西方，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波斯之后，粟特人闻风而动，垄断了从拜占庭到西域的商路。以至于当古希腊人对丝绸惊呼“赛里丝”的时候，双唇间弹出的，只能是粟特语。
在东方也是如此，公元后4世纪，前秦将领吕光发动对西域的远征。通道甫一打通，粟特商人就开始大举东进，沿着古丝绸之路进入西域。
他们在罗布泊（蒲昌海）的南岸，建立起了石城、弩支、蒲桃、等城镇，进而进入河西，以原州为中心建起了粟特人的自治共同体——聚落。

随着他们的继续东进。沿罗布泊——嘉峪关——灵州（宁夏）——河朔（山西、河北）一线，大量半独立性质的粟特聚落出现了。中原政权对这些聚落实行羁縻化管理，其首领被封为萨保（粟特语首领之意），一种融族长、商队领袖、宗教祭司为一体的身份。
粟特人，推动了中原政权的西域化，统治者们“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
在由草原民族执掌的北朝，西域化潮流尤其明显。北魏罢黜淫祠，独尊祆教，灵太后亲率宫廷大臣奉祀祆教火天神。北齐宫廷内，西域胡小儿因善歌舞而封王，甚至受到宠爱的波斯狗，也被封了官爵。国中的鲜卑贵人，如韩长鸾等人，欲做“龟兹国子”，并说“假使国家尽失……可怜人生如寄，唯当行乐”，在舞蹈，艺术中醉生梦死下去。
长久以来，粟特人所扮演的，是一种跨国中间人的角色，犹如后世蒙元之色目理财顾问，满清之西洋神父。每一次政权交替，粟特人都在迎风下注。在西域，他们为草原强权匈奴和突厥做仆从。当隋唐中原政权兴起，如安兴贵这样的凉州胡人家族，就又早早归顺。
当贞观年间，突厥被李世民打败，粟特商人领袖们就纷纷宣布归顺，拥护出一派“天可汗”的热闹景象。
学者评论道：
“西域商胡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流动的群体，他们可能会依附于某一政权，也可能独立存在，这种存在状态对他们来说，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贸易这一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沟通手段，他们从中获取一定的商业利益，同时在不同政权之间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这反过来又是对他们的商业活动做铺垫。”
​对各国上层阶层，粟特投其所好。
骄奢淫逸的政权，输入奢侈品和女人。
奴隶贸易是粟特人贸易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女子，作为“会自己走路的货物”，被粟特人的驼队带往四方，变成了阿拉伯哈里发的嬖妾，拜占庭帝国的女奴，以及盛唐游侠诗人笔下斟酒的胡姬。

而穷兵黩武的政权，则输入武器，挑动战争。
“粟特人给唐军供应中亚、西亚产的锁子甲，同时却把生产锁子甲的技术输送给吐蕃，籍此在西域搞平衡，以为自己是战争之王。然而大唐退出西域之后，粟特人又觉得吐蕃索求无度又暴力嗜血，苦不堪言，希望大唐重回西域和河中，张议潮恢复河西的背后，就有粟特商人的支持。”（《兵者不详》作者幻想狂刘先生语）

 电影《战争之王》中，有这样一句台词——
“谁会坐拥世界?是军火商,因为其他人都在忙着自相残杀而最终灭亡。”
这也是粟特人作为跨国种群的生存之道。
不过， “善用刀剑者 必死于刀剑之下”。
随着粟特人越玩越大，从原本不露脸的战争之王，开始和古惑仔一样亲自下场，他们就将在通往“坨地至高境界”的路上自取灭亡。
引火者不可独善其身，战争之王亦将亡于战争！
安史之乱，就是粟特人的一场玩火自焚。
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中出场的小人物姚汝能，见证了安史之乱的历史，他写道：
（叛乱发起者安禄山）潜与诸道商胡兴贩，每岁输异方珍宝，计百数万。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将为叛逆之资，已八九年矣。”
这段文字提供给我们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粟特商人对叛乱的资助和参与。除了财产输送外，灵州、凉州两个粟特人聚集地，也在叛乱期间武装暴动，响应安禄山。
二是叛乱具有祆教内容。
叛乱前夕，本身就是粟特人的安禄山，将自己塑造为祆教中的“光明之神”。
据英国学者恒宁(W. B. Henning)考证，安禄山“轧荦山”或“禄山”，来自粟特文的roχ？an，意为“光明、明亮”，那么“轧荦山神”就是“光明之神”。

姚汝能所记载的：“女巫鼓舞于前以自神”，正是安禄山的祆教造神运动。
不可否认，这场武装叛乱带有明显的民族和宗教背景。诗人杜甫在叛军占领的长安，直观的写下：“黄昏胡骑尘满城”的描述。
安史之乱中的粟特人，违背了 “战争之王”的祖传守则，也为自己带来了反噬。
叛乱平复后，回到长安的肃宗皇帝，忌闻安字，胡字，以至于“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
这只是一个开始的信号，无论是否无辜，剩下的粟特人已无法置身之外。等待他们的将是一轮又一轮的排挤和杀戮。
上元元年，扬州平乱，田神功“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
乾符六年、七年，黄巢兵团南下，在泉州和广州也先后屠杀商胡。
如果用动物来作比喻的话，粟特人就像食腐者，鬣狗、秃鹫、乌鸦总是像地平线上的乌云一样，赶在狮群的围猎之前集结。食腐者追随杀戮，而粟特人追逐着战争。
但终有一天，他们会收到反噬，乌鸦被看做死亡之鸟，被人类厌弃和驱赶。而粟特人也开始被看做不详之人。他们引以为豪的财富，给他们带来灾难，他们以尸饲兽的葬俗，更是被看作食腐性的特征。
于是，曾经在墓志铭中骄傲写下“妫水导源，凉土开国”（安元寿墓志铭）的粟特人子孙，开始纷纷更改姓氏和郡望，主动汉化以求生。
妫水，即阿姆河，粟特人的母亲河。离家万里的胡商子弟，通过一代代口口相传，铭记着难以归去的故乡。但如今——阿姆河里不再有水，只有眼泪。
阿拉伯的大征服运动，正从两河流域蔓延而来。萨珊波斯为代表的一众祆教国家，先后沦陷，天下清真，粟特人的故土开始伊斯兰化。流传超过一千年的祆教信仰，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异端，渐渐式微。
而在中国，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排胡运动兴起。武宗朝发动了庞大的灭佛运动在。祆教作为“粟特人的宗教”，也被一并禁绝。
唐土已不宽容，故乡却已成一片废墟。
自西而东，所有的圣火，次第熄灭，沉入地下。粟特人的时代，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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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一个小插曲：
唐武宗灭佛时，写下了一封很著名的诏书——
“朕闻三代已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浸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
（佛教是外来货，胡人的异教）
隶僧尼属主客（主客司，唐代的对外管理机构），显明外国之教。勒大秦穆护、袄三千余人还俗，不杂中华之风。”
（从哪来，回哪儿去……但当时西域道路隔绝，军人随意处理，导致大部分人遣返的祆教和景教徒死路上了）
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大概在十六国时期的羯人王国后赵，发生过这样一场对话：
汉人大臣王度，劝阻主君石虎不要侫佛
：“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
（君上如果想要统治诸华，就不要尊奉外国神了）
而石虎的回应是：
 “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我就是来君临诸夏的外国人，偏要尊奉外国神）
这两件事相差大概四百年，华夷之辩隔着历史的风烟，彼此回应着。
 
Ⅶ 火焰鸟 Phoenix 

当我们对着《大话西游》里大唱“Only You”的话痨唐僧，哈哈大笑的时候，谁会想到，他头上经典的“唐僧式法帽”造型，最早是在波斯和犍陀罗地区广泛流行。

 艺术是有征服力的！带有古希腊、古罗马、古波斯、古印度基因的——波斯-犍陀罗艺术，曾在丝绸之路上征服了无数国家，包括中国。
但艺术的征服，并不能代替国家的命运。如前文所言，当异种文化征服了他们。他们所有辉煌，也就被人为的抹去了。
历史的灭亡，即是文化的灭亡。
不过庆幸的是，他们的火种在中国，保留了下来，以图像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处。
如果各位去到成都博物馆，从一楼走到三楼，时间轴上，就差不多从四川的古蜀文明时代，走到了唐宋之交。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的墓葬艺术，到了汉代，为之一小变，从汉进入魏晋，又为之一大变。
我们知道，艺术的风格之变，背后是人类具体活动的反映——那些或血流漂橹，或驼铃阵阵的人类行为，塑造了时代之风。
汉代艺术之小变，所集结的，是蜀、秦、中原、楚等诸地域文明之力，
在这个中土世界，经过近千年的交流和战争，人们对死后天国的想象，得到了共同的沉淀。代表物——就是画像石。古人在画像石上，以石为媒，用全息性的象征手法，重复他们在世间所能经历的一切快乐行为：农桑，车马，宴乐…

这是华夏文化内部交流的结果：平安喜乐的人间再现。
这一小变，是中华文明“一体多元”之“一体”的奠定。自汉以后的墓葬艺术，变化的都是元素和材质，但汉人生命哲学，根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外来者所要做的，是适应，是改变，是中国化。
魏晋墓葬艺术之一大变，则是胡风来袭之后，“一体多元”之“多元”的彰显，墓葬图像从平面转向立体，风格从简洁转向繁复，图样，纹饰，画工，材料……大爆发。
这主要是因为新的宗教出现了——佛教。
艺术大师林风眠有这样一句评论：
“一民族文化之发达，一定是以固有文化为基础，吸收他民族的文化，造成新的时代，如此生生不已的。中国绘画过去的历史亦是如此；最明显的是佛教输入在绘画上所产生的变化。”
——林风眠

 发生在汉唐之际的图像更新，佛教不是唯一贡献者——
“佛教输入中国带来了印度-希腊风的犍陀罗艺术，而祆教的艺术则为中国带来了艺术史上的波斯风”
——姜伯勤《中国祆教画像石研究》
祆教与佛教背后，是波斯与犍陀罗的水乳交融（这正如秦汉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水乳交融）——
“入华粟特人墓葬反应出佛教艺术也对在华祆教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早在佛教产生之初，佛教和祆教就已经在互相汲取营养”
——陈文彬《前 6 世纪-6 世纪祆教火坛及佛教香炉图像研究》
火焰，中亚佛教与祆教的共同命题。
无论是佛教，还是袄教，对火的崇尚都贯穿在其相关艺术作品中。甚至于后期勃兴的摩尼教，因皆源于波斯，教义相类 ，皆以光明、黑暗为二宗，所以唐人常将二教混同，称为“末尼火祆教”。
以文化的视角，审视二者的火焰美学，可以看到一种一暗一明的对称性。
暗火是佛教——代表为香炉，暗火缭绕于香炉之内。是气味，是隐喻。
暗火，以香为媒，与中原早有的香炉文化结合。从大唐到西域，成为了一种圣洁高雅的宗教艺术形态。 
其生命姿态是：燃香供养。

 明火是祆教——代表为火坛，明火燃烧于灯柱、火坛之上。是光焰，是热度。
其生命姿态是：事火为道。

 明火是具象的火，随着唐武宗的灭佛行动，三夷教被禁止，明火崇拜向民间逐渐下沉，它们遇到了一群更汹涌的崇拜者：反贼。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当此之际，明教和天鹰教教众俱知今日大数已尽，众教徒一齐挣扎爬起，除了身受重伤无法动弹者之外，各人盘膝而坐，双手十指张开，举在胸前，作火焰飞腾之状，跟着杨逍念诵明教的经文：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金庸出生于浙江，对宋元时期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农民起义十分熟悉，《倚天屠龙记》里的明教，虽然总坛在昆仑山中。但落到具体的描述上，其江南特质十分明显。
无论是天鹰教、弥勒宗，还是脱胎于摩尼教的明教本身，都是以带有原始巫术宗教特色的南方农民起义为原型。
这些起义在历史上确切发生过。
作为中华文化腹地，杏花烟雨的江南，与波斯群山里的熊熊火焰，从美学上如何相洽？这很容易让人迷惑。
杏花烟雨的诗意，是士大夫的。而方腊式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均平富，等贵贱”，才是中国农民的暴动圣经。
该在赤裸裸的欲望下，如何寻找契合暴动的“天理”？
《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用风暴和风中之沙的比喻，形容暴动的群体与个体之关系。而能否发动风暴，关键在于——“经过艺术化处理之后的词语或套话，有着神奇的力量，能够在群体心中掀起可怕的风暴。”
快手式的坟头蹦迪，耳晕目眩，奇形怪状，正是底层民众艺术想象力的侧写。

所以中国的历代的农民起义都“尚奇”，“尚怪”——
东汉末年的太平道、五斗米道，新事物；
北宋的摩尼教（方腊）起义，新事物；
反元的弥勒宗、明教，新事物；
直至清末的太平天国，依然是新事物。
可见这“尚奇”是历来的暴动传统。
在这种传统下，民众选择了下沉到民间的“摩尼末法”，期待这个异邦来客，带给他们想象外的威力。
“开元二十年（７３９）七月敕，末摩尼法，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
会昌三年（８４３），武宗灭法，禁止佛教与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这其中，摩尼教首当其冲。
灭法后，摩尼教为自存，不得不依托政治地位日宠的道教，传教称“天尊”（模仿道教），或“世尊”（模仿佛教）。
就像是早期佛教，吸附道家学说以求存，早期道教又反过来吸附佛教学说以求存。摩尼教诞生较晚，又乍遇政府灭教之举措，为了求生，不得不大量吸附祆教，佛教，以及道教的元素，将自己变成了新的涡虫宗教（涡虫是一种可以不断吞噬同类以求的进化的生物）。
到最后，摩尼教的生存力反倒在三夷教中最为坚韧。
摩尼教向底层下沉，最后把自己变成了金庸构思《倚天屠龙记》的灵感碎片。
南宋时期，一位叫释志磐的僧人写道：
“尝考《夷坚志》云：吃菜事魔，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所事佛衣白，引经中所谓‘白佛，言世尊’。” 
这一段文字揭露了《倚天屠龙记》中，明教的历史渊源。——
明教之天尊/明尊者，小说中四大护法之原型是也。
明教之“为首者紫衫宽帽”，小说中紫衫龙王之原型是也；
小说中的白眉鹰王，可对应粟特鸟葬中的死亡之鹰；
青翼蝠王，可对应祆教墓葬图像中的人面鸟神；
金毛狮王，可对应粟特、波斯人的外貌形象。
在底层的均平富逻辑之下，四大护法视觉上的“奇形怪状”，契合了农民暴动的“尚奇”传统，也在中亚群山中找到了一一的对应原型。
金庸在《倚天》一书中，借张三丰的口，传达了他的明教设定体系：
“魔教中人规矩极严，戒食荤腥，自唐朝以来，即是如此。（唐武宗灭佛导致摩尼教转入地下）
北宋末年，明教大首领方腊在浙东起事，当时官民称之为“食菜事魔教。”（宋代农民起义借用摩尼教力量）
……魔教教徒行事十分隐秘，虽然吃素，却对外人假称奉佛拜。”（摩尼教之民间化，佛教化，道教化的特征）
最有趣的是，今天的人类学者，在福建霞浦的深山之中，找到了北宋摩尼教教主林瞪第29代裔孙林鋆。
在这些摩尼后人的帮助之下，从霞浦、晋江、福州等地相继发现了大量宋元明清以来的摩尼教文献。

直接阅读这些摩尼教文献的观感，会发现与普通的佛教没有什么两样——
“身居六合娑婆外，名遍十方法界中。”
语言学家通过只言片语，推断着它们与母体的联系。
马小鹤考证出，‘摩尼’，在初期汉译为‘忙你’，指的是自称耶稣使徒的摩尼教教主。直到发现佛教术语摩尼（Ｍａｎｉ，意为“离垢”），寄用了该名词。
法国学者伯希和考证，中亚祆教三大神之中的祖尔万。变为佛教之梵天，最后又被摩尼教寄用。三大神中的苏路支先由祆而佛实现身份转换，再转换为摩尼教大神。基督教之主耶稣，变成了福建霞浦摩尼教文献里的“夷数来”。
至于金庸笔下明教教徒“朝拜日，夜拜月”之习，则来自于科普特文的摩尼宝典《导师的克弗来亚》——六位神祗，三人为一组，坐在一艘宝船上，昼夜交替出现。
在语言的瀑布中，人们追寻着漂浮的黄叶，试图找到它源头上的母树。但这是徒劳的，它在残缺的历史中翻滚，变成了一种非木非水的渣状物。
如果你是一个出生在汉唐之际的，快乐的粟特人，当你和家人，每岁聚集祆祠“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之际。
你一定不会想到几百年后，你珍爱的祆祠，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奇怪形象——
你没看错，被禁绝数个世纪之后，祆祠又顽强的复活了。不过这一次，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新事物。
元代杂剧大师郑光祖，王实甫分别写了一部后世人尽皆知的经典——《西厢记》、《倩女幽魂》。他们在位男女主角设计幽会场所的时候，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祆祠。

 历史上，祆教徒“婚姻杂交，纳母及姊妹为妻”的中亚血婚习俗。让祆祠在元代汉人看来，充满了一种怪诞的淫荡气息。
民众一方面，感到鄙夷。
另一方面，又感到刺激。
于是“火烧祆祠”成为元代文学的经典桥段，作家们前脚让男女幽会于祆祠的花前月下。
后脚就安排一把大火，把祆祠烧掉。
犹如郑光祖在《倩女离魂》第四折里的描写——
“全不想这姻亲是旧盟，则待教祆庙火,刮刮匝匝烈焰生。”
在祆祠刮刮匝匝的烈焰里——人类文明正如涡虫一般：一边彼此吞噬，一边进化向前。 

斯坦因在敦煌。借助考古家的手，我们才得以一窥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你我皆是大河中的一颗沙粒，我们的言语都会失去颜色，最后开口讲话的，是遗迹和文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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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照资料甚多，由于不是论文，我就不一一列出了。简单说一下，所参考的书单和论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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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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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征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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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祆教祭司鸟神与千秋、万岁图像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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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尼教符咒从波斯到阿拉伯和中国福建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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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6世纪-6世纪祆教火坛及佛教香炉图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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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贵霜钱币与汉画像的宗教艺术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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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霞浦本_摩尼光佛_看摩尼教对佛教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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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民变与摩尼教的蟠结和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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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陇右段粟特人踪迹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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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交往、交流视域下粟特人华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