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武侠：不得自由的作者，编织着向往自由的江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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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武侠小说的根本观念在于『拯救』。『写梦』与『圆梦』只是武侠小说的表面形式，内在精神是祈求他们拯救以获得新生和在拯救他人中超越生命的有限性。」——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对于侠，从春秋战国时，就早有诸子议论。但到今天为止最为典型的叙述还要属太史公在《游侠列传》中的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但这显然与我们印象中的「武侠」相去甚远。在《游侠列传》中侠客豢养门客，藏亡匿死，仗义疏财，急公好义，却不是四处游历，仗剑江湖。事实上，虽有游侠喜爱剑术，但武艺却非游侠的必须要素。反而招揽门客，藏匿亡死却是游侠的必要作为 。而在之后对于侠客形象的刻画显然从史家转移到了诗人与小说家的身上。历代创作者延续着之前的传统，加以修正，最终形成了我们心目中的「侠」形象，并构成了一种「侠义文化」。

从大侠到游民，江湖的树立与崩塌
我们不妨从所知最多的武侠作家金庸说起。在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中，主角陈家洛被设定为反清秘密会社红花会的会主，为了反清复明的大业，舍弃了与香香公主的爱情，同时将香香公主喀丝丽献给乾隆皇帝，最终「忍见红颜堕火窟，空余碧血葬香魂」。可以说是金庸笔下第一不讨喜的主人公了。 而《碧血剑》中，主人公袁承志被设定为被冤杀的名将袁崇焕之子，对内要帮助李闯王推翻崇祯帝，为父亲报仇，对外要对抗关外的清军，可以说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的最初形态。其形象比起侠客，更接近儒者。
而于1957年连载于《香港商报》的《射雕英雄传》，则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大侠形象。主角郭靖为忠良之后，长于蒙古大漠，却由于其师傅江南七怪而深受儒家道德的影响。虽有与蒙古公主的婚约，郭靖却不愿随铁木真南下攻宋，最终为南宋固守襄阳，直至城破身死。连儿子的名字也起为「郭破虏」，金庸当时笔下文字的大汉族主义可见一斑。

到1963年于《明报》连载的巨著《天龙八部》，则可以看到金庸思想的明显转向。主角之一的萧峰本是丐帮帮主 ，却发现自己本是契丹人，自己的师傅与一干汉族武林名宿则是自己的杀父仇人。最终他为了救中原武林人士而劫持了辽道宗耶律洪基，并迫使其承诺「终生不许辽军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萧峰虽救宋民于水火，但自觉背叛契丹，自尽于雁门关外。
中原群豪一个个围拢，许多人低声论议：「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甚么反而来帮助大宋？看来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学到了汉人大仁大义。」「两国罢兵，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却用不着自寻短见啊。」「他虽于大宋有功，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他这是畏罪自杀。」「甚么畏不畏的？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天下还有甚么事要畏惧？」
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心下一片茫然，寻思：「他到底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他和我结义为兄弟，始终对我忠心耿耿，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自然决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那……那却又为了甚么？」他摇了摇头，微微苦笑，拉转马头，从辽军阵中穿了过去。——三联版《天龙八部》第50章：教单于折箭，六军辟易，奋英雄怒
正如陈世骧所评论「无人不冤，有情皆孽」。萧峰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矛盾成为这本巨著中最大的悲剧，而这一自我毁灭的行为同样也无人理解。至此，金庸已不再以民族为界来叙述他的故事。
到了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江湖」本身已成为了最大的讽刺。主角韦小宝本身只是一个出身妓院的混子。因为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结识了江湖人士。误入皇宫，并与康熙成为朋友。又因为替康熙杀鳌拜，被天地会拜为香主。于是他不得不在清廷与反清复明的天地会之间周旋。韦小宝不过是一个市井小人，并不通家国大义。在这一点上已与金庸此前所塑造的「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截然相反。
《鹿鼎记》是毋庸置疑的武侠小说，但韦小宝能否被称为「侠」，读者们往往有着分歧。韦小宝不会武功（也不识字），所依仗的不过是用来逃命的轻功「神行百变」和其过人的机敏。他却可以依仗这两样法宝将「江湖人士」耍得团团转，这无疑是对于整个「江湖」题材的反动。
武侠小说在本质上，是将人世间一切爱恨情仇抽象为直接的武力对决，而「江湖」正是这样的一个大擂台。武功与武器的正邪之分也象征着人物的正邪属性，江湖人物往往并不像刀头舔血的亡命之徒，反而像是擂台上堂堂正正对决的拳击手，甚至还要讲究诸如偷袭暗器之类的手段「胜之不武」。

但金庸为他的武侠创作生涯的落幕，在这擂台上引入了一个没有武功，却可将江湖人士耍得团团转的市侩。而在他初期作品中作为正面典型的侠客，如陈近南虽然仍值得尊敬，却显得愚忠而不识时务。而更有一身武艺却拜倒于权力之下之人，露出一副无耻嘴脸。相比较而言，有胆识有情义的韦小宝竟然显得可亲可敬起来。而金庸的笔同样也没饶过象征儒家思想伦理的文人，在《鹿鼎记》最后一章，康熙捧着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称赞其天下为公的思想，不久后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却又来劝说韦小宝来做汉人皇帝，驱出满清。可看出金庸从最初对家国大义的痴迷，到后来又对其解构的过程，他借康熙之口说出，「天地会的反贼定要规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大义与小民之间，金庸最终将他的笔落在了后者上。
在文艺作品中，「父亲」的角色往往有着象征意义。但韦小宝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天地会会众让他「回家去问问你娘，你老子是汉人还是满人。为人不可忘了自己祖宗。」到他问时，却得到这样的回答：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妈，我的老子到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记得这许多？」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儿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娘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生得好，有点儿像他。」
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之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三联版《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　鸿飞天外又冥冥
这与金庸前期作品中，主角必是忠良之后已完全不同。不知父亲是谁，自然就不需跟着自己的祖宗行事。康熙想要为韦小宝父亲追赠官职，使他「富贵还乡」。康熙以为韦小宝只是不会写父亲名字，谁知他连父亲是谁都不知道。韦小宝只得请夫人苏荃「替自己父亲取了个名字，连祖宗三代，一并由小老婆取名，缮写清楚」。
有评论者以为韦小宝的身上带有着不少国民的劣根性。且不说「劣根性」一词过于模糊，在宗法社会之中，长幼有序，亲疏有别，是当时中国的农业社会的基本伦理秩序。但韦小宝并非农民，也不在意他的祖宗，他不过是一个游民。游民讲义气，对于朋友义的道德是与宗法道德相冲突的。孟子对于墨子和杨朱的抨击正好可以用在这里：「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韦小宝将康熙当作兄弟，将天地会也当作兄弟，正好是「无君无父」。金庸所写韦小宝的道德，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非主流道德，即游民的道德，市侩的道德，隐秘社会的道德，正是对传统主流差序格局下道德的反动，又哪里扯得上国民劣根性。
当然，韦小宝的八面玲珑的生活也必然不可持续，与萧峰一样，面对民族冲突之间的张力日益增长，可作出的选择却极其有限。韦小宝最终选择同时退出「江湖」与「庙堂」。但讽刺的是，文人笔下的「江湖」往往正是王法不及之地，正是与「庙堂」对立的自由之所。但当同时想要脱离二者之时，人又往何处去呢？
（韦小宝）心道：「天地会众兄弟逼我行刺皇上，皇上逼我去剿灭天地会。皇上说道：『小桂子，你一生一世，就始终这样脚踏两头船么？』他奶奶的，老子不干了！什么都不干了！」心中一出现『老子不干了』这五个字。突然之间，感到说不出的轻松自在……——三联版《鹿鼎记》第五十回：鹗立云端原矫矫　鸿飞天外又冥冥
历史上的侠，往往与游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江湖则更是游民们讨生活的场所。而到了文人的笔下，侠倒渐渐被道德化，成为了一种精神。武侠小说则成为这种精神的载体。但我们却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讽刺，脱离了游民气的侠，融合了文人的想象，最重构成了「为国为民」的大侠形象。但对武侠题材的突破，竟然源于游民气的回归，与文人理想的解构。

迎合读者理想的“商业创作”与侠义想象
到了这里，我们就需要对于武侠小说的艺术价值有一个评价。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武侠小说主要满足的是市民的消遣与娱乐需求，属于一种典型的文化商品。而创作的形式，一般也是在报纸上进行长篇连载，一方面作者可通过专注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节省创作精力，此点正如赵苕狂续写的《江湖奇侠传》中的描述。
以带着营业性质的关系，只图急于出货，连看第二遍的工夫也没有。一面写，一面断句，写完了一回或数页稿纸，即匆匆忙忙的拿去换钱。更不幸在于今的小说界，薄有虚声。承各主顾特约撰述之长篇小说，同时竟有五六种之多。这一种做一回两回交去应用，又搁下来做那一种，也不过一两回，甚至三数千字就得送去。既经送去，非待印行之后，不能见面，家中又无底稿。每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人名、地名，多至数百，少也数十，全凭记忆，数千万字之后，每苦容易含糊。所以一心打算马虎结束一两部，使脑筋得轻松一点儿担负。——向恺然，赵苕狂《江湖奇侠传》第一百零七回：献绝技威震湘阴县 舞龙灯气死长沙人
而另一方面，因为武侠小说通常是在报刊上连载，作家完全可以依据读者对反馈，及时调整写作方向。这当然大大削弱了作者创作的独立性。正如陈平原所说，「职业作家不能不更多考虑市场的需要，而不是内心的创作冲动。写什么怎么写，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书商为代表的读者口味。读者量的剧增，与作家的经济效益相关，更与小说本身的商品化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并非作家写出来后才风行才获 利，而是作家为了风行为了获利而写作。」 创作者企图为读者打造一个幻想的「自由世界」，但创作者本身却不得自由。

而对于武侠小说的创作者来说，诸如梁羽生这般对武侠小说艺术性持有悲观态度对人大有人在，他说，「此时此地，看看武侠小说作为消遣，应该无可厚非。若有艺术性较高的武侠小说出现，更值得欢迎。但由于武侠小说受到它本身形式的束缚，我对它的艺术性不抱过高期望。」 而那些迫于生计而不得不写武侠小说的作者，在没有了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往往不再写作武侠小说。对一个创作者而言，不得不用文字来换钱，而不能写其所想，必然会感到愤怒与屈辱。像金庸一般于巅峰之时封笔，并对旧作进行修订以求艺术上的完善的作家毕竟凤毛麟角。更多的作者要么因为各种原因不再写作，如还珠楼主在建国后因政治冲击而封笔。要么就是「写顺写滑写腻了，不断重复别人也重复自己」（陈平原语）。
实际上，当我们进入新世纪之后，所见到的网络文学的种种现象，是对于先前市民通俗文学的延续。只不过在形式上网络文学篇幅愈来愈长，而艺术性更无限趋近于零。每日数万字的写作压迫着创作者，因而依靠已有的名气不断不断撰写相似的情节。更有使用「写作软件」通过抄袭来规避撰写细节的繁琐，实现「集体创作」的。
我们可以理解，通俗小说并不讲究「超越时代」或者「反应现实」。因而陈平原说「武侠小说在思想观念上，与整个时代思潮大体上保持『慢半拍』这么一种不即不离的姿态。既不前卫，也不保守，基本态度是『随大流』」。我们回顾以侠客为主角的小说的历史，便会发现这是一通则。
如清代的《施公案》等武林侠客跟随清官除暴评判的公案小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 当然这样的安排自然有叙述结构的原因，因其往往以说书艺人的说书内容为底本，说书自然各段之间不甚连贯。以一清官串联起侠客漫游江湖的经历，以促成小说的整体感。
除此之外，自然有着政治风气压抑的原因，以清官做一面大旗，使得侠客的行为获得了正当性，避免了侠客的乱法行径与皇权的直接对抗。「满洲入关，中国渐被压服了，连有『侠气』的人，也不敢再起盗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为天子效力，于是跟一个好官员或钦差大臣，给他保镳，替他捕盗」。 而这种公案小说风行，正迎合了当时民间对于从军平叛立功的心理。「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初年，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如平长毛，平捻匪，平教匪等，许多市井中人，粗人无赖之流，因为从军立功，多得顶戴，人民非常羡慕，愿听『为王前驱』的故事，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自然也受了影响了。」 （鲁迅）
又如民国时的旧派武侠小说，风行于上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作者与读者同样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城市之中，政治动荡，军阀混战，外国商品的冲击，以及小农经济的解体，都促使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游民涌入城市来讨生活。然而随着资源竞争的激烈，游民不得不结成团体以求得依靠，导致城市之中帮会横行。
城市中的小市民，对于城市帮派的态度是又羡慕又憎恨。帮派团体自然有欺压良善的一面，但加入帮派团体却能有所依靠。而旧派武侠小说对于帮派的切口、生活以及金钱来源的描写，正满足了小市民想要揭开秘密社会面纱的愿望。如《鹰爪门》的作者郑证因本身就是武师出身，谙熟江湖门道，其笔下的帮派自然就十分写实。但他也不会有什么新思想和现代意识。
旧派武侠小说作者笔下的江湖并不如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即金古梁温这批50年代后的港台作家）那般浪漫，刀光剑影、尔虞我诈正是城市底层游民生存竞争的写照。旧派武侠小说总是会写帮派的生计来源，而这一点在新派武侠小说中是几乎被完全忽略掉的。铜臭气很明显有损于「侠」在道德上的崇高，以及闯荡江湖的浪漫气息。另外，比起旧派武侠小说，新派作者经过新文化的洗礼，其笔下的侠客和江湖更富于士大夫气息，侠也被愈来愈理想化。如在内功的作用被大大夸张了，而招式也脱实向虚，双方对决以不再是单纯以技击技巧定输赢，而升华到哲学与人生态度的较量。像金庸的小说中，甚至可以将书法融入武学之中，而佛家与道家的内功又有绝大的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侠」的精神实际上是虚幻的，是文人的想象。小说中的「侠」形象不但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就如清代的侠义小说，新旧武侠之间的不同），还会随着作者自身思想的成熟而变化（如金庸从《白马啸西风》到《鹿鼎记》叙述思想主题的变化）。当人们看到现有的「侠」精神，与「侠」文学，往往会将其自然化，以为它从来都是如此。实际上却是抽离了支撑这种精神的社会结构背景，将其视为完全抽象并永恒的存在。
结语：侠客从来不自由
我们最终可以看到，身为武侠小说的作者，并不是自由的。而作为文本，武侠这种通俗题材同样使得其拥有更多的局限。但他们结合起来却企图为我们构建出一个虚幻的自由世界。对这种自由世界的批评者认为这种虚幻在消磨人的意志，而且它提供的这种自由也并不真实。然而，当放学回家，将作业扔在床边的那个夜晚，六年级的我在昏暗的灯光下，第一次翻开厚厚的且印刷质量极差的《金庸全集》，我受到了冲击，我的精神在那一时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极大满足。

参考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流氓的变迁》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