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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京报书评周刊
采写 | 宫照华
哈利·霍勒，一个伤痕累累的警探。这个出自挪威犯罪小说家尤·奈斯博笔下的人物已经成为颇具魅力的形象。1997年，他初次于《蝙蝠》中登场，2007年，哈利·霍勒在《雪人》中与挪威连环杀手之间的精彩博弈让该系列大放异彩。在书中，他被描述为一个具有硬汉特质的男人，“他双眼布满血丝，鼻头毛孔仿佛又黑又大的陨石坑，眼睛下方挂着的眼袋透出一抹被酒精洗涤过的淡蓝色。等脸庞用热水浸润过，拿毛巾擦干，再吃一顿早餐，那抹淡蓝色就会褪去……他不知道自己的脸庞在白天呈现何种样貌。他几乎每晚都会被噩梦侵扰。”
的确，没有人能准确形容哈利·霍勒的样貌——兴许对随时需要潜伏行动的侦探来说这倒是个优点。作为一名警探，哈利·霍勒每次破解案件都将自己抛掷到危险的境地中，以致伤痕累累。哈利·霍勒系列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读者总会为侦探本人的安危提心吊胆，这在福尔摩斯或瑞哲·雷恩等角色身上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电影《雪人》迈克尔·法斯宾德 饰演的哈利·霍勒
在《雪人》里，他被切掉了一根手指；《警察》一案中，开头那个被击中的高大黑影让读者误以为哈利·霍勒被人谋杀了；《猎豹》一案中，他被凶手绑架，为了摆脱死亡机关，他用下巴撞击钉子，整个面部撕裂，此后他的脸上便多了一道从嘴角延伸到耳后的疤痕；在《幽灵》里，他的脸又被手枪击中……每破获一个案件，等待着哈利·霍勒的并不是荣誉，而是更糟糕的新人生。他曾数次远离连环杀手遍布的挪威，不想再插手罪恶，但身为侦探已然变成了他无法摆脱的命运。
尤·奈斯博，曾是挪威知名的摇滚明星，白天从事金融业，利用晚上和周末演出。在工作和乐团濒临崩溃的时候休假创作小说，由此而来的“哈利·霍勒警探系列”让他成为挪威畅销的犯罪小说家。曾获得玻璃钥匙奖、挪威史上最佳犯罪小说奖等荣誉。
新京报：就从哈利·霍勒这个警探的角色开始谈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构想这个人物的？
奈斯博：当我第一次想到哈利·霍勒的时候，他既是我祖母所在村庄的一名当地警官，也是我在莫尔德镇还是个小男孩时的当地足球英雄。他可能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在过去的几年里发生了一点变化，但是当我几年前读到我的第一本广播小说时，我发现他基本上和现在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用的是刀。他现在整个人更聪明了，但身体也受到了更大的伤害，然而，这就是生活的收获与代价。我想，即使在小说中也是如此。
新京报：他与警方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为什么要让哈利成为一名警探，而不是私家侦探或其他普通人？
奈斯博：我希望主角生活在一个半现实的环境中。在典型的美国冷酷的侦探小说中，私家侦探的概念似乎属于40年代和50年代的浪漫主义传统，当时的作家有雷蒙德·钱德勒和戴斯勒·哈密特。同样，私家侦探的故事在第一人称叙述时更有用，因为他自然会是一个旁观者。哈利虽然也是个局外人，但与此同时，作为一名警察调查员，他也是体制的一部分。这个职位更有趣，因为它意味着他应该做的工作和他对正义、犯罪和社会的看法之间的冲突。
新京报：侦探小说中几乎所有的警察都是自负和愚蠢的。这是为什么呢？
奈斯博：我不确定我是否赞同你的这个观点：警察通常被描绘成蠢货和自大狂。至少在现代犯罪小说中不是这样。当然有私家侦探福尔摩斯的经典案例——侦探永远比伦敦或苏格兰的警察要聪明。但如果你看看现代故事，你会对警察这个形象有更广泛的认知，他们中的一些人很聪明，不是吗？
新京报：2018年你还接受了霍拉斯出版社的邀请改编了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文译名《黑城》），当时为什么愿意接手这项工作呢？
奈斯博：当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学到多少关于莎士比亚的知识，但是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看了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麦克白》。那个故事使我非常着迷，后来，我找到了它的挪威语译本，这非常难得。通常情况下，我是不会被动答应去写什么东西的，因为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完整的故事才是作家最大的乐趣。但当我知道我有机会重写《麦克白》时，我立刻受到了鼓舞，我知道我想怎么做，就好像这个计划一直在那里，我只是需要有人为我点明它。
新京报：你能谈谈改编作品和原创作品的区别吗?哪种写作对你来说比较难？
奈斯博：事实上，写一部像《麦克白》这样的改编作品和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写一部小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当我在写我自己的故事时，我也总是会做好准备工作，写一个大概70到80页长的大纲。所以，写《黑城》的时候，我也有一个大致相同长度的概要，只是它是这样写的——嗯，让我们说一个很有天赋的讲故事的人，他叫威廉·莎士比亚。
新京报：那么在写故事大纲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侦探小说准则？例如，在1928年，罗纳德·诺克斯（Ronald Knox）提出了一个《侦探小说十诫》（Ten Commandments of Detection），其中有些诸如凶手必须出现在书的前半部分、凶手不得是侦探本人之类的规定。
奈斯博：不会。我并不会刻意地使用任何一种结构规则，但就像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大多数讲故事的人一样——不管我喜欢与否——我可能遵循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三幕结构。有趣的是，小说传统和读者对故事的期望是它能创造一个环境，就像音乐的房间，绘画的框架，一套规则。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们没有按照规则问候你，而是保持沉默，这种沉默是有意味的。这就是为什么犯罪故事中众所周知的规则或礼仪可以作为作家手中的工具，遵守这些规则和违反这些规则都有潜台词和内在意义。
新京报：还有贝雅特这个角色，我起初认为她的角色会类似于福尔摩斯身边的华生，结果你让她在《警察》中被人谋害了。在把一个角色写死的时候，你会有任何犹豫吗？
奈斯博：杀死一个读者认为会在故事中一直存在的角色，可能会导致以下两种结果。要么，读者会有一种近乎混乱的感觉，而混乱——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很无聊的，所以读者会失去兴趣。或者结果是，读者真的兴奋了，意识到他们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作者自己就是一个恶棍，从这里开始事情会变得非常有趣。贝雅特，是的，我很抱歉，但她是计划的一部分，她必须要死去。
新京报：你写的很多故事都是关于挪威连环杀手、恐怖分子或南斯拉夫民族主义者的，所以当你写这些故事的时候，你是否希望能给现实带来一些改善？
奈斯博：我想，用虚构的东西来指出社会或人类的状况意味着你想把注意力放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得到改善的东西上。我想，我在改变世界这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但话又说回来，你写的每一行字都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政治取向，它显示了你如何看待人或社会，你试图让读者接受你的思想，接纳你的感受。所以在这方面，故事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新京报：哈利·霍勒的故事会结束吗？
奈斯博：是的。当哈利死后，他不会像流行文化中的其他角色一样，通过续集复活来支付作家或作家的继承人的房租。所以，假如你以后看到任何出版商、代理人或继承人在我和哈利死后这么做，请把这次采访拿出来，让他们看看我的书面声明。
新京报：你希望你的读者在阅读你的作品时，第一反应会是什么？
奈斯博：极度恐惧，然后是巨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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