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随着神经外科技术的发展和循证记录的日益完备,通过积累大量的临床病例,医学家对大脑各部分的功能有了初步的了解。比如法国医学家布洛卡(Pierre Paul Broca),他对失语症患者的大脑损伤进行研究,发现了第一个对人类语言活动起到重要作用的脑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这个位于额叶侧面的脑区被命名为布洛卡区(Broca's area),其复杂的语言功能至今依然是神经科学研究的热点。
此时,还有一支特殊的智能学科在悄然崛起。英国的数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继承了笛卡尔(Rene Descartes)时代的哲学理念,提出了利用机械装置代替人脑进行复杂数学运算的想法,并着手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同时,诗人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的女儿艾达(Ada Lovelace)也加入了巴贝奇的研究,以她惊人的数学天赋承担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批的计算机编程任务,堪称广大程序员们的“女神”。巴贝奇的“差分机”虽然最终限于当时的机械加工工艺而未能建成,但他对计算机科学的深入研究,直接启迪了下一个世纪的信息化浪潮,更是深刻影响了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等思想大家的世界观。
当然,整个19世纪,在对智能的研究中,最为突破性的理论贡献还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的进化论。正是他的贡献,智能的研究才终于彻底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干扰,人类从此开始以完全唯物的角度去审视智能的演化和发展。上文提到的电生理学祖师杜布瓦·雷蒙,就是进化论的重要支持者。达尔文认为,内在的行为和外在的特征一样,是一种可以遗传的性状,因此其本质也只是神经系统的结构变化。他的观点不但为智能演化指明了方向,也成了利用实验动物模拟研究人类神经活动的理论依据。
进入到20世纪,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智能的研究也呈现了一股爆发性的推进态势。
最先吹响进攻号角的,是西班牙的现代神经生物学奠基人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他利用当时最先进的高尔基染色技术,首次在脑组织切片中直接观察到了神经元的具体形态。在大量实验观察的基础上,卡哈尔提出了在当时颇为超前的“神经元学说”,将神经元作为神经活动的基本单位。从此开始,一切抽象的思维活动,不论何等玄妙复杂,都将在理论层面上被还原为神经元之间复杂的信号传递过程。
另一边,随着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和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的贡献,基于逻辑门运算的现代电子计算机诞生了。而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提出的信息熵和控制论概念,则为人工智能的诞生铺平了理论的道路。
我们的大脑,终生都缩在颅腔的黑暗之中,仅能感知外部传来的电信号和化学信号。可以说,我们的大脑——或者说,“我们”,从生到死都从未真正看过这个世界哪怕一眼,我们所感知到的,是视皮层电活动在大脑中形成的“视觉”,但大脑本身从未见识过阳光(除非你被板砖砸开瓢了)。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都不过是大脑通过外部信号模拟的虚拟现实。“缸中之脑(Brains in a Vat)”或者笛卡尔口中那个能欺骗一切感官的恶魔,都并非单纯的思想实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将一直所处的存在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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