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谣是怎么一步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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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一阵耳熟能详的歌声在我耳畔响起，这让大年三十忙得灰头土脸的我不禁愣了几秒：已经多少年没有听过这熟悉的歌谣了？自己早就过了还唱童谣的年纪，想不到现在的小孩子……我有些激动，顾不得掸一下身上的土，一把把上三年级的表弟拎了过来。“谁教你唱的？”
“音乐老师教的，让我回家唱给你们听。这还是我们的寒假作业呢！”
我顺手往围裙上抹了把灰，不易察觉的笑了一下：“那……那你想不想知道，这首歌它……它为什么这么唱啊？”
 小表弟摆了个鬼脸：“不要！我还指望着完成作业以后去玩游戏呢！略略略……”说罢，便一蹦一跳地跑远了。
我尴尬地扶了扶眼镜，只得“嘿嘿”地干笑了两声，带着满身泥点子继续自己的“工作”。虽然手上活计不减，心里却也因此而浮想联翩，除了对童谣窘迫现状说不出的滋味以外，更多地还是在想：童谣，这一口口相传的传统艺术形式，究竟是怎样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

童谣，顾名思义，给孩子们唱的歌谣。它有着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特点。我国古代的童谣能够流传至今，大部分依靠的是孩童的口口相传而非如同历史一般的书面记载，这种传承方式主要取决于其受众阶层——孩子。
古代孩童的受教育率较低，而那些能够接受教育的孩子又不屑或者不能参与到童谣的传唱之中，由此造成了“会唱的不能写，能写的不会唱、也不愿写”的流传局面。故此，像这种“上不得台面”的歌谣，它的传承一般是靠你奶奶唱给你叔叔听，你叔叔接着唱给你听，你再去教给领居家的小妹妹这样一代一代的保留下来。童谣就这样流唱在乡野和市井之中，从社会底层的百姓身上汲取到旺盛的生命力。
同时，童谣活在人们的嘴中也并不代表它就没有留下过一点文字痕迹。鉴于“语言——文字——文学”的发展规律，童谣最早可能只是一两句话编就的、带有韵律的歌调，又或者只是一段带有感情的哼唱。
童谣最初的起源我们无从知晓，它或许会出现在部落节日的盛典之上，又可能会回荡在背井离乡的路途之中。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总有歌声。
关于童谣的最早书面记载出现在《诗经·国风》之中，《魏风》的“园有桃”中的这样一句：“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就具体记载了当时的确有歌谣的存在，并成为人们抒发感情的重要方式。但由于不清楚唱歌者究竟年方几何，所以对此处记载的到底是不是童谣便存在疑问。
明代文学家王三聘在其著作《古今事务考》中说：
《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认为童谣最早可追溯至三代时期。
虽然有史学界有观点认为《列子》的真实性有待考证，只承认《国语·郑语》中记载的“周宣王时童谣”是其最早诞生的标志。但即便如此，能够证明童谣存在的书面历史也有长达三千年之久。如果将其视作一种文学体裁的话，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就只有《诗经·周颂》中的一些篇目能在时间跨度上与之相媲美了。
讲完童谣的起源之后，按照我的一贯风格，接下来应该讲它的发展历程以及在历朝历代的特征。但是很遗憾对我而言，在这篇文章里我不得不打破这一惯用套路。因为纵观史书记载的各类童谣，它有且只有一条明显的时间分界线——明代。随着明代中后期市民阶级的壮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真正为孩子写就的歌谣才得以编撰成册，供大街小巷的孩童吟唱娱乐。
而在明代之前，虽说存在反映孩童日常生活、娱乐和生产经验的歌谣存在，但在这一漫长时期内，占主流的童谣仍是为政治服务的。

陈胜吴广起义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只不过他们派出去的不是小孩而是一个假扮成狐狸的人罢了。如果说这个示例无法满足你的话，没关系，反正这事儿在历史中比比皆是。
元朝末年，韩山童等人在领导红巾军起义时，就特地在其开凿河道的工地上埋好了独眼石人，同时教唆小孩子四处传唱：“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于是乎，这样一套“歌谣散布——挖出石人——人心浮动——号召起义”的造反流程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完成了。
不只如此，历朝历代的造反大佬们不知是约定俗成还是对革命先辈们有所致敬，他们在宣传工作上总也逃不出这种模式。不过你也不能批评人家创新意识不足，毕竟老百姓的知识水平就在那里摆着，你要是真能写篇檄文估计能看懂的也没几个， 而且能看懂的那几个人很大概率上也不会跟你走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通过传唱一首童谣达到造势的目的就成了既省时又省力的好办法。
这时的童谣确实是由小孩子来唱，但唱歌的孩子愿不愿意唱、明不明白其中所隐含的真正含义就不得而知了。至少我认为当时的孩子们对所唱童谣背后的政治斗争还了解甚少。他们可能因为陌生人给的一块糖而去大街小巷传唱一首不知名的曲子，也可能是单纯觉得唱着好玩而不知不觉的卷入了所谓的政治漩涡之中。此时的童谣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它们与儿童的生活简直毫不相干。以现在的眼光看来，那时的“谣”也就没那么“童”了。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我国古代童谣大体上呈现出“三多一少”的状况：乱世多，盛世少；末世多，开年也不少。这不难理解，你在一个政权蒸蒸日上之际和在其江河日下的时候进行反动宣传的效果肯定不一样。
王朝初期和末期的统治者或多或少有着一个相似的特点——能忍，或者假装能忍。他们对那些替自己造舆论的童谣，固然会乐于保留，并将其当做自己统治合理性的证明。就是对那些诅咒统治者的童谣，他们也往往持一种容忍的态度，甚至也乐于记录下来，以作为自己“顺乎天心，合乎民意”的证明。毕竟二者的“忍”都是建立在国力尚弱、统治未稳的物质基础之上，笼络人心以稳固统治是二者共同的愿望。当然，这你还要因人而定。
明代中后期以来，随着市民阶级的壮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广大劳动群众的文化意识有所觉醒，他们开始寻找和创造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有水平的可以看一看小说，一般的老百姓们则可以听书、看戏。对于小孩子而言，走街串巷的便成为一个光明正大的选择前提是别造反。
此时童谣已反映日常生活和进行入学启蒙为主流，也出现了一批人开始有意识地开始创作和收集为小孩子唱的童谣。1593年，明代吕坤于的《演小儿语》问世，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童谣专辑。这标志着童谣不只作为历代史书用来反映时事的边角料而被记载，它开始因为教化孩童的独特价值和作用而被世人所重视。

虽然明代中后期之后政治类童谣的减少和厂卫等特务机构的设立，以及日益严密的文字狱制度脱不了干系。但不管怎样，童谣已经朝着更加有利于孩子的角度发展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学界白话文运动的影响之下，童谣的发展越来越摆脱原来充斥其中的暗喻手法和一些晦涩难懂的表达，风格更加明丽、活泼。在许多文学大家的引领下，此时的中国也翻译引进了许多优秀的外国童谣，利润大家耳熟能详的《Little  stars》（小星星）、《Friendship lasts  forever》（友谊地久天长）等。这些优秀的国外名作为中国童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中国童谣在近代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在1934年开展的新生活运动将近代童谣引领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国民政府在“纪律、品德、秩序、整洁”和“礼义廉耻”等指导思想下改编和创作了诸多脍炙人口的新童谣，它们往往以宣扬爱国主义或各类优秀品德为核心，简单易懂并且朗朗上口，各地的新式学校纷纷在低年级开设音乐课来教授孩子们唱歌，各类媒体也在报道宣传“新歌”的好处。
一时间，“唱新歌”便成为学生们之中追求的“时尚”。可能是受此启发，延安边区政府也在相近的时间里开始进行革命儿歌的编排工作，让这些贫苦山区的孩子们第一次赶上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时尚。这些革命儿歌不仅为当时边区的儿童们埋下了革命的火种，也给如今的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经久不衰的红色经典。

开炮时间

其实就现在的发展趋势而言，除了单独分门别类的所谓“儿歌”之外，广泛意义上的“童谣”——也就是小孩子们唱的曲子，已经彻底融入到现代流行乐曲的发展之中了。你从街上找一为XX外放的青年和一个看似不谙世事的小孩儿，可能他们会唱的歌都不外乎那几首XX神曲。就拿我表弟来说，人家把经典儿歌当作业看，却能张口就来《野狼disco》甚至粤语的《处处吻》，还能随时随地跳上一首“社会摇”。真是滹沱河后浪推前浪，我个00后被10后拍死在沙滩上……
这段时间的新冠病毒仍旧猖獗，但是学校已经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已经网上开课了。我先把这篇文章拿给当音乐老师的堂姐看了一遍，然后请她在正月十五的音乐课上教孩子们唱一些传统的、有过年气息的童谣。堂姐犹豫了一下答应了，说这样虽然打乱了课程安排，但觉得还是有意义的。
我并不是对当下的流行歌曲有多大意见，我只是想让孩子们在他们适当的年龄里能多接受一些真善美东西，能让他们长大之后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能从小时候唱的歌里汲取到一丝温暖，感觉这世界上还是有爱的。而不是让他们过早接触一些情啊、爱啊、社会人啊什么的，过早地踏入成年人的世界只能让他们在社会的泥沼中淹死得更快。

帮帮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