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电影以及电影业的女性觉醒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文 迦叶 
2017年6月2日，《神奇女侠》开画，最终北美破四，全球破七；2019年3月8日，《惊奇队长》开画，最终北美破四，全球破十一。巨大的票房回报打脸了好莱坞商业片领域一个奇怪的说法：女性主角没有市场。

2018 年的戛纳电影节，以凯特 · 布兰切特为首的 82 位女性电影工作者集体亮相红毯。为电影业男女同工同酬的“5050x2020运动”站台。

而自从 2017 年网上大范围出现#METOO# 标签话题。女性觉醒从一个领域扩散到又一个领域，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又一个国家，从昨天扩散到明天。电影以及电影业身处其中，既是觉醒意识的先锋区域，也是这种觉醒必有回响的热点区域。
该是时候聊聊这个话题了。
▼
显然，女性运动一直在发生，本文虽然称之为“觉醒”，但并不是说，之前一直在沉睡。换个角度，今天的觉醒之所以受瞩目，是因为性别的另一边已经很难“装睡”了。所以，虽然觉醒并非始于METOO，但METOO充分发挥了网络的力量，让这场持续的社会变革，大大推进。

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误解。
第一，是这种觉醒会带来矫枉过正的运动。考虑到这种觉醒的覆盖面以及后果，它本就不可能全然温良，要说没有微观层面的“过度”的确不可能。
但是我们常说，历史的车轮转动不息。它未必总是向前，但从未停止。问题是，一个车轮哪个是上，哪个是下，哪个是正，哪个是反？

无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学，或者是心理学层面上，男和女都是人类的共同组成部分，那么“正”在哪里？宏观来看，社会性别落差离“正”的距离还很远，根本谈不上“过正”。
以著名的戛纳电影节为例，71届以来的主竞赛，有1645部男导演作品。女性导演呢？82部。

这个比例的争议点不在于主竞赛是否应该有更多女性导演作品，而是作为基础的整体数量，比例必然更为悬殊。
所以，在整体产量比差距过大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某届戛纳20部主竞赛，必须有10部以上女性作品，或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如果诉求在于提供更多女性电影人制作电影的机会，这算得上“矫正之道”吧。

另一方面，女性觉醒也不是什么复古运动，不是对原始社会结构的招魂。
大家还记得《肖申克的救赎》里的那张《洪荒浩劫》的海报吗？拉蔻儿·薇芝的原始女性形象，以及片子本身的故事结构，都提醒我们，电影如何通过叙事手段，塑造两性的位置关系。谁看谁？谁拯救谁？谁依附谁？谁指引谁？在这个电影的原始社会里，父权已经获胜。

但女性主义者不要以为，父权之前的时代，与如今的女性觉醒中的诉求和愿景，在本质上一致。
并不是这样。
早期人类文明的母系社会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女权社会。毕竟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文明的核心是繁衍，是生殖，所谓母系，是这种生殖崇拜的一个阶段。在今天，生殖与繁衍在很多社会中，被很多人(无论男女)排到了诸多追求的相对后位——即便在绝对数量上，这并不是主流，这是以往的人类文明不曾发生过的事情。
所以，今天的女性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女权诉求，对两性而言，都是非常新鲜的命题。

本质而言，女性觉醒之于人类社会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让世界回归本来的复杂面貌。
这种复杂有两个层面。
第一，所谓男权社会是一种通过制度、文化操作，简化社会运转摩擦力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女性长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在一种进步论的社会演进中，效率一直是居于第一位的。
在过去，这种性别不对等也成了效率提升的一部分。其实不只是性别，阶级、种族、国家这些概念，特别是进入到地理大发现之后，都成为这种效率优先的可应用因素——而人本身，也不断地被分配到这些身份概念之中，界定“自己”。这让一个社会经济体高速向前，但是这种效率会制造巨大的压力，不可能一直隐而不发。
我们时代发生的“觉醒”，从来不只是女性觉醒，但相比于阶级、种族、国家，这种觉醒更基础、更广泛，能够触及的人的数量也更多。

举一个更弱势的例子：在社会发展中，儿童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对儿童的区别优待，不过是近两三百年的事。而在电影产业中，对儿童演员的过度使用，带来了法律层面的儿童权益保护；如今对行业内儿童性侵犯的追缉，让诸多罪恶曝光。
这些人，可能的确创造过一个多彩的娱乐世界，但这显然不能抵偿曾经隐秘的罪恶。

觉醒就意味着抛弃假装，这势必会给社会的各个层面带来冲击。当有一个占据人类比重超过一半的“性别群体”发生任何意义上的“觉醒”，人在这个环境下产生恐惧、愤怒、迷惑、期待、振奋、怀疑等任何情绪都非常正常。而如何应对，又是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因为你无法回避有所行动，这就让本已复杂的社会，更加复杂。
这自然延伸到第二个层面，微观的、个体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

在METOO刚兴起的那阵，有过一个关于老明星摩根·弗里曼的“指控”：推特上的很多用词，涉及到诸如勾肩搭背，手的位置，言谈中的暗示等等。
我们都知道，言行举止是构成社会规范，传达理念的实践环节，它们受到宏观的教导和传播，形成规则或者潜规则。在女性觉醒之前，手的位置可能构不成冒犯，更不是犯罪，但随着觉醒的发生，行为规范的条件改变了，言词的使用边界也改变了。
习惯于按某种方式行事、说话的人，感受到了不便，产生了被冒犯的感觉。

然而，这正是觉醒的意义。被动地换位逼迫人们去思考曾经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正当性，它要求每个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情境，为自己的言行建立新的边界。这些对边界的重建，与个体与群体，道德与法律一起，改变了旧的社会秩序与规范。
曾经合适的，不再合适；曾经潜藏的，不再潜藏；曾经存在的，不再存在。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创造一个有所不同的世界，那么就得学会面对“冒犯”。

当然，这种面对“冒犯”，是双向的，期间的争吵、争执、争论，不仅不可避免，而且也无需避免。厘清了觉醒的社会意义，电影产业、电影本身能在这个进程发挥什么作用，便不难理解。
问题不是女性拍的、编的、演的、做的电影，就一定比男性好。给予女性更多的参与权利，并不是电影品质提升的解决方案，而是电影题材、视角、情感扩展的解决方案。
文章开头提到的《神奇女侠》、《惊奇队长》，作为超英电影，票房证明了需求。但这不是说，两部电影就比男性超英电影拍得更好。但是在9:1的生产比例面前，这两部电影的成功完全有理由让我们期待，三四五六比例的女性超英。

我们也不该认为，男性或女性超英只能对本性别的观众产生影响。问题在于，即便有男性也能从女性超英电影中获得价值上的正向鼓舞，这些电影之前也不存在，就更不用说女性群体了。
面对复杂、多元、丰富的消费群体，电影的制作取向在性别这个维度上显然是不成比例的。诚然，商业电影基于利益考量，很少能成为任何觉醒意识的先驱传播者。但是电影的大众属性，足以承担和宣告某种新趋势、新方向的不可逆转。

前方，《猛禽小队》、《黑寡妇》以及更多超英、漫改、童话、科幻题材还在不断地出现。相比于票房(不是说这不重要)，它的价值扩散会如润物无声的春雨，慢慢沉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
女性觉醒是个进行时，觉醒之后要做什么，也是进行时，如果要对这种觉醒留下一个期待。或许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自己的房间》里的一句话，非常适用。
在文章中，她用这句话夸赞了一位百年前的杰出作家——简·奥斯丁：“一位妇女在1800年写作，没有仇恨，没有抱怨，没有恐惧，没有抗议，没有说教。”我们可以自由地替代“1800年”与“写作”，当然，如果你选择写作，也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