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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胡婷教授前两天在与笔者的SKYPE连线中向笔者确认，她已经完成了对于伊斯坦布尔大学《无名歌本》的第一阶段研究，即将动身回国。对于“临汾大墓二期”的挖掘事故，她已从林磊博士口中了解了大致情形，暂时不便发表意见，但她答应如果条件允许，会第一时间向笔者透露大墓发掘的近况，笔者也会进一步跟进胡教授的回国事宜。
今天博文的主要内容是继续介绍临汾大墓事故的进展。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松水八仙”主要投资人之一张先生前些日子坠楼的消息，警方目前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可能，并且正在做结案处理。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张先生的悲剧缘于他的工作压力，他并不是今年风投界第一个不堪重压的牺牲品。至于民间盛传的，张先生去世当天的种种反常表现，官方一直保持一种极为暧昧的不置可否态度，也就是说，那些流言也许是真的。
笔者走访了好几个当地论坛，并且通过内部关系查看了案发当天的监控录像，笔者把录像内容与网上几种不同说法交叉比较，拼凑出的张先生去世前情况大致如下：
张先生于上午10点到达公司，10点15分他与秘书确认当日行程，后者宣称当时张先生并没有任何反常举动。10点20分，张先生离开办公室前往洗手间，好几个员工发现他的脸色非常之黑，按照一个职员事后在网上的说法，“就像照在他脸上的光暗了”。张先生在洗手间呆了5分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从内部锁上了洗手间的门，致使另外两名想要解手的员工无法入内。张先生返回办公室后，10点39分和10点46分，办公室里两次传出呼救声，但其他职员冲进办公室却发现一切如常，张先生言语举止都与平时无异。10点51分，张先生忽然狂笑着冲出房间，从20楼的露台跳了下去。也几乎在同时，他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一次时长2分钟的全城停电事故。
以上就是目前这起悲剧我们所掌握到的全部线索了，笔者要强调，在没有进一步的证据作证下，压力造成的精神失常依然是最大的可能原因，至于出现在张先生办公桌上那块纹路诡异的水滴状金伯利岩块，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把它跟张先生的惨死联系起来。
我们只知道，这块岩石是案发前一天临下班时通过快递送到张先生公司的，而发送人的姓名地址全是伪造。根据字迹判断，发出快递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已经失踪多日的郭姓经理人，有许多关注此事的媒体都认为他与“蓝衣少年”的死不无关系。笔者在业内的知情朋友把郭某描述为一个不择手段的绝对利己主义者，他再三声明郭某不管做出什么事他都不会意外。
如果送来岩石的人真的就是郭某，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送来这块金伯利岩，意欲何为？
毕竟，他绝对不会不知道，张先生在进入风投圈之前的地质学学术背景，这块岩石标本，毫无疑问是为了勾起张先生的兴趣。
在这里我要岔开讲一下张先生这个人，如果没有涉足风投，他应该已经是国际上数一数二的地质学权威了。早在读研时期，张先生就发表过一连串针对山西地质的论文，他对于吕梁岩层下有一个方圆数百公里的巨型深层地下湖的断言在当时引起轰动，虽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但是数年之后对于吕梁地区的勘探证明他当时的推测是完全正确的。
进一步的探测表明，该湖泊很可能存在一个几乎全封闭的生态系统。处于保护的考虑，对湖泊的挖掘探索活动被全面叫停，但是张先生还是通过其他研究手段，在隔年抛出了更加重磅的研究成果。
根据他新发表的论文，这个地下湖泊并不是渗透或者暗河造成的，它的形成年代可能要远远早于我们最初的估计，张先生认为，它很可能是源自第四纪大冰期或者石炭纪大冰期陷入地下的大块冰川碎片。如果是那样，地下湖毫无疑问会成为本世纪人类挖掘到的最大宝藏。如果不是因为勘探主导人——即张先生的导师不幸罹患妄想症导致整个研究项目中止（第二年春节，张先生的导师一人在吕梁山腹地坚守岗位，五天后回山的学生们看到老教授躺在监视仪器前面口眼歪斜喃喃呓语，后来官方给出的解释是劳累过度引发情绪崩溃。），吕梁地下湖说不定会彻底撼动当代地质学的基石。
需要指出的是，吕梁民间对于张先生导师的意外患病还有一些别的解释：吕梁地区一直都流传着一些与儒释道杂糅后的本地传统信仰。这些信仰大多以山区那些香火凋敝的小庙为依托，年代最久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汉代，它们相互关联却自成体系，在吕梁形成了一套异常复杂的信仰生态系统。
比如说，许多当地人都相信汉代传说中的仙岛博山并不在海外，而在大山深处的地下，并且，他们还把百姓入山失踪的事件附会为闯进了仙宫。然而考虑到吕梁山的占地面积，其失踪人口并不比我国其它山区更多，所以博山云云笔者认为只能看做当地人民的一厢情愿。另外，网上流传着一段2分40秒的音频，据说是那一年春节当天，张先生的导师在精神崩溃前录下的，笔者无法考证录音真伪，所以暂时对此不予置评。
最后，笔者要向大家聊一下这两天与王策先生交流的心得。王先生与我都认为，天宝十载的夏天，“铁鹤道人”之所以会登上“墨舟”是为了找回他的朋友路樱。
王策先生相信，周问鹤是从某位自称“淹僧”的神秘人物处获得了路樱线索的线索，作为交换，“铁鹤道人”需从船上找回两样原本属于“深渊”的东西，这是否与当年春末“灯火禅院”丢失的那串念珠有关（在一些后世的笔记中，念珠的主人死在了一座山庄里）？我们目前不得而知。
然而王策先生对于“墨舟”还另有高论，他认为周问鹤从船上带走的女人绝不可能是路樱，因为早在“墨舟”启航前，真正的路樱就已经被藤原妹子接走了。笔者猜测，藤原也许就周问鹤这个人，与庞菩萨达成了什么交易，但是我们仍然不明白庞琴为什么会允许藤原妹子带走怀着孩子的路樱，尤其是在我们已经知道庞琴的真实身份——失踪多日的隐元会天字第壹号——之后。
2019-02-23
作者有一个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昨天，王策先生托运的影印资料终于送到了。之前因为查询方面的问题，笔者一度以为这些资料已经遗失，如今能拿到手里，不禁涌起身在美梦中的感觉。
这些资料是王先生埋首“白案”几十年的心血结晶，内容包罗万象，对于广大爱好者不啻为一座巨型宝库，在笔者的多次恳求后，王老终于被笔者的诚意打动，同意将这些资料拿出来与大家分享。遗憾的是，这些原始资料都缺少最基本的梳理，难免让阅读的人找不出头绪，笔者计划接下来用两周的时间对资料进行规整消化，并制作几期针对该资料的专题。
王老先生得知资料送达后，特别嘱笔者首先阅读其中一份1915手稿，他声称这份手稿很可能与如今的“临汾大墓二期”事故冥冥中暗藏着某种联系。但是当笔者找出手稿后，却对王先生的这种说法大惑不解，这份手稿于上世纪初写于澳属新几内亚，它又是如何与本世纪山西的事故扯上关系的呢？
我们先来看看手稿本身，它的作者是20世纪新几内亚的一名灯塔管理员，手稿是他的日记。这人很可能有一些华人血统，因为他的日记中除了英语外，还零星出现过一些汉字。
通读手稿后，我发现这位管理员的书面英语相当拙劣，显然并没有受到过多少教育，而日记里的汉字也充满了各种书写与语法错误，这让阅读文档成为了一件极其费力的事。大部分时候，笔者不得靠猜测来理解段落的大意。
文件多次提到了“海将军”这个语义不明的词汇，笔者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某种皮钦语对汉字的借用，因为前者的拉丁书写体系复杂而不完整，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当地人很可能无法掌握。
但是王策先生却并不这么认为，手稿末页附上了一份他对我国东南沿海客家人歌谣的调查纪录，“海将军”这个概念在歌谣中作为一个主题反复出现。王老认为，“海将军”的传闻与汉代的博山传说休戚相关，也许它是从博山的种子里孵化而出，甚至，它就是博山的一部分。
事实上，博山并不是“白衫郎案”研究者传统的研究方向，把博山看做一个伪神的观点其实是90年代后“白案”泛娱乐化的产物，当时西安人民电影制片厂曾经与香港合作过一部惊险警匪片《楼兰晚梦》，该片后来被认为是博山与“白案”合流的滥觞。
其实，客家文化中的“海将军”并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所谓“海将军”指的是太平洋某处深海下一块绵延百里的巨型层叠岩，它内部的某些原核生物种类可以追溯到地球生物诞生之初的层侵纪。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科学家都没有停止寻找“海将军”的努力，根据东南亚的文献记载（一般都是些不可靠的目击记录），“海将军”内部有某种不明的生化反应，让“海将军”一直在剧烈产出氧气，这种反应是不是在古元古代随处可见，才导致了如今我们这个氧气充盈的地球？不得不说这是个很引人神往的想法。
可惜的是，对于“海将军”存在的种种论证尝试，大多缺乏可信度。1866年第一条大西洋海底电缆铺设成功后，纽芬兰方面曾经收到过一份怪异的电报，那并不是清晰的成串电报音，而像是从无底深渊中传出的飘渺歌声。事后伦敦方面表示从未发过这一封电报，事情随之不了了之。
这是许多“白案”研究者喜欢引用的一个事例，然而这种传闻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疑点，且不说“海将军”根本不在大西洋，那些歌声又是如何穿透橡胶绝缘层传进电缆里的呢？
事实上19世纪围绕着大西洋海底电缆的各种诡异故事层出不穷，人们对于近在身边却又无法理解的东西，总习惯于用神秘主义把它包裹起来。
有人曾断言在一篇跨洋电报中夹杂着来自冥界的微弱声音，还有人说海底电缆的伦敦方面发报员后来没来由地患上了幽闭恐惧症。关于冥界那条传闻还有一个庸俗的扩写版本：纽约某位千金收到跨海电报说她在伦敦的姨妈不幸过世了。但事后伦敦方面否认发出过这封电报，虽然在那位千金接获电报的二十四小时后，她的姨妈确实重病不治。这个版本的故事在互联网崛起后被添油加醋转载于国内外各个神秘学论坛，它的出处已经不可靠，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最早源头是1921年伦敦地铁报一份未署名的花边新闻。
关于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都市传闻虽然数量庞杂，但大多都是这类经不起推敲的故事。毕竟在当时的人心目中，既然电缆连幽隧深长的海底都跨过了，还有什么是跨不过的呢？
回到“海将军”的问题，很多人把1997年在夏威夷群岛附近探测到超低频声音讯号Bloop与“海将军”联系在一起，因为根据笔记，两者的大致方向是相同的。对于这种观点，至少笔者从来没听说过有能发出低频声波的层叠岩。
手稿的末尾部分记录了那位澳属新几内亚灯塔管理员的结局，他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从灯塔上一跃而下。但是，考虑到灯塔是当地帮派分子抛尸和交易的地点，也不能排除谋杀的可能。灯塔本身在60年代末被弃置，70年代时人们曾经在塔中找到了一些生锈的自动武器，可见灯塔涉入当地帮派斗争的程度超过之前人们的想象，它很可能是在五六十年前当地帮派的仇杀中，被使用最广的处刑地之一，一直到2016年，还有人在灯塔地基附近找到装尸骸的袋子。70年代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灯塔都是当地年轻人测试胆量的地方，直到发生两起意外死亡事件后，官方将其彻底锁死。
文章的最后，想跟大家聊一下笔者最近拜读的两篇关于天宝十载周问鹤出海事件的论文。
这两篇论文都来自厦门大学对于“白案”的专项课题研究，这也是王策先生特别向我推荐的。
这两篇论文对传统“白案”中的一些疑点做出了别具一格的推测。比如说，既然运送“神明”残骸的“青龙”已经被独孤元应击沉了，那最后周问鹤是怎么把它们交还给“淹僧”的（虽然存在颇多争议，王策先生还是坚持认为此人存在）？还有，虽然传统“白案”研究者认为船客之一是万年县的“匪豪”尹落鹏，但是根据万年县志记载，当年上半年尹落鹏根本没有出过家门。
论文中对此都非常出了独辟蹊径的解释，读完让人拍案叫绝。可惜的是，这两篇论文的第一署名与第二署名都在论文发表后的三年内自杀了，“白案”研究界失去了两个重要的人才，我们也永远无法得知，他们在论文末尾部分特别感谢的刘文辉老先生究竟是谁了。
201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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