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波兰史（八十一）：贝鲁特时代【1948-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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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时代（1948-1956）
1947年2月5日，为了营造更加传统的政治形象，贝鲁特在他的总统就职仪式上以“请上帝帮助我”作为结束语，开始了他的八年执政生涯。贝鲁特是一位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他经常在电话里接收领袖的最高指示，或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贝鲁特也适时地利用这层关系尽力寻找在“大清洗”时期失踪的前波共成员和他们的家人，他也确实从苏联接回了不少国家军士兵和波共亲眷。在贝鲁特的要求下，苏联同意将波兰裔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调往波兰担任国防部长。

哥穆尔卡在1948年被撤职后淡出了政治舞台，但贝鲁特在斯大林的指示下对其穷追猛打。1949年1月，哥穆尔卡被剥夺了剩余的政府职位。11月，贝鲁特又在PZPR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公开指控哥穆尔卡在战争期间的“通敌”罪状。结果，哥穆尔卡被一贬到底，只能担任华沙社会保险办事处主任。但掌权后的贝鲁特仍不打算放过这位失势的政敌，1951年8月直接命令安全部逮捕了正在休假的哥穆尔卡夫妻，随后将他开除党籍并关押在一所别墅中。贝鲁特为哥穆尔卡罗织了许多罪名，包括叛国罪、间谍罪、与国外情报机构合作等。但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哥穆尔卡不卑不亢，一一反驳对他的不实指控，导致审判被拖延下去。但另一种说法是贝鲁特必须服从苏联的命令，但也有意保护哥穆尔卡。无论如何，对哥穆尔卡的审判被持续拖延，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
1952年7月22日，由贝鲁特领导的宪法委员会编撰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得以通过，它对照了1936年的《斯大林主义宪法》，旨在彻底消除波兰的“民主痕迹”。贝鲁特还提议更改波兰国歌与纹章，但斯大林还是决定保留这两个波兰民族的符号。
新宪法确定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国名，代表“城镇和乡村劳动人民”的众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总统职位被取消，由众议院选举产生的国务委员会取代。1952年11月，贝鲁特接任西兰基维奇担任波兰总理。这套宪法经过多次修改，直到1997年才被《波兰共和国宪法》取代。

贝鲁特领导了“三年计划”和“六年计划”，在苏联的框架和帮助下完成了波兰的经济、工业、基础民生的建设任务。另一方面，他也是全盘苏化的铁腕执行者。依靠波兰安全部和秘密警察，无情的打击所有“针对康米主义制度的犯罪行为”，并对前国家军士兵和其他可能的危险分子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到1954年，UB（安全部）的苏联式秘密警察数量已经达到32,000人，鼎盛时期每800名波兰公民中就有一个特工。在1944至1956年间，约350,000至400,000人被逮捕和关押，2500人被处决。因不遵守“社会主义工人纪律”而被罚款的工人约有100万，因没能按时缴付农作物而被罚款的农民每年高达150万人。
至于传统波兰社会不可分割的宗教界也是当局的改造对象，特别是梵蒂冈根本不承认波兰的西部和北部边界。早在1945年12月，波兰学校的宗教义务教育就被强制取消，离婚结婚等民事也得到了法律而非宗教的承认。但当局与宗教界仍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合作关系，贝鲁特不仅在就职仪式上称颂天主，也允许宗教团体和教会独立出版刊物，甚至允许波兰士兵在早晨歌唱宗教歌曲，教会在战争期间丢失的财产也被尽数归还。但好景不长，随着PZPR在波兰取得统治地位，教会的压力越来越大。1950年，波兰大主教斯特凡·维申斯基与当局达成协议恢复学校的宗教课程，并承认波兰的所有边界，剑拔弩张的气氛有所缓解。1951年1月20日，凯尔采主教卡兹玛瑞克被逮捕，这件事情的导火索是凯尔采反犹暴动。至年底，已有约900名牧师被逮捕。
凯尔采反犹暴动
在德占期间，凯尔采的大部分犹太人都遭到杀戮，战后仅有约200名犹太人返回故乡，但迎接他们的只有比战前更冷漠和敌对的目光。究其原因，德国当局长达数年的反犹宣传起到了一定效果，再加上此时波兰被纳入苏联控制范围，人们的思想愈加保守和极端。教会在反犹宣传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及从苏波战争时期就在波兰根深蒂固的“犹太康米主义”刻板印象，这一切都使战后波犹关系降到历史冰点。
导火索发生在1946年7月1日，一位名叫瓦伦蒂·布瓦什契克的波兰男人向警局报案，他八岁的儿子亨里克突然失踪了。两天后男孩突然出现，并支支吾吾的表示他被犹太人或罗姆人绑架了。当瓦伦蒂带着男孩去民兵站时，男孩指着街上犹太人居住的房屋，声称自己被绑架在了此处。当警察前往男孩指认的房屋搜寻证据时，自然一无所获。尽管不能确定是犹太人所为，但民兵已经将绑架事件散播开来，并添油加醋的表示犹太人正准备在邪恶的血祭仪式上谋杀波兰儿童。
这则谣言的威力如同重磅炸弹，凯尔采的民众闻讯立刻包围了涉事大楼，此时波兰人民军和秘密警察已经在楼外戒备森严。临近中午，在紧张的对峙时，不知谁的武器突然走火，民兵立刻向楼内的犹太人还击。数名犹太人中弹倒下，剩下的人立刻还击射杀了三名波兰民兵。尽管双方很快停火，但围观群众已经空前愤怒，波兰民兵逐渐无法控制局势。楼内犹太人被缴械后带到了室外，然后立刻遭到平民木棍和石头的袭击，20名犹太人被毒打致死。而诡异的是，当时波兰和苏联方面的民兵和其他武装部队都没有主动制止暴行。至下午3点，随着大规模安全部队抵达，骚乱终于结束。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凯尔采反犹暴乱并非是一次单纯的反犹暴行。1998年，亨里克在接受采访时承认，他从来没有遭到绑架，而是去附近的村子里呆了两天。他的父亲不仅知晓此事，还得到了秘密警察的帮助。回家后，瓦伦蒂警告他只能说自己是被犹太人绑架的。当时波兰政府的直接态度就是将骚乱归咎于波兰民族主义者和“反动分子”，贝鲁特下令处决9名主犯，其余三人判处有期徒刑，而在场的民兵却没有遭受任何进一步的惩处。对凯尔采暴动的进一步调查被强硬制止了。等到团结工会时期，波兰重新开始调查此事才发现当年的相关文件已被烧毁，许多目击者也已去世，凯尔采暴动成了一桩悬案。另一种说法是这个事件完全是苏联人导演的，目的是通过激化反犹情绪来减轻波兰人的反苏心态。凯尔采主教卡兹玛瑞克被捕的直接原因就是将调查后的凯尔采暴动报告交给了美国大使。
无论如何，凯尔采暴动在当时造成了空前的恶劣国际影响，再加上犹太人试图追回财产引发的恶行民事纠纷，直接催发了犹太人大规模离开波兰的浪潮。截止1947年春，波兰的犹太人口从24万减到9万人。1957年至1967年爆发了第二、三波犹太移民浪潮，在波兰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一千年的犹太人就此永远告别了波兰。他们怀着极度复杂的心态，最后看了一眼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便提起行李前往圣经中记载“流淌奶与蜜”的新月沃地以色列。犹太人在历经半个世纪的深重苦难后，终于在中东得到了宝贵的立锥之地。至1989年，波兰全国仅剩下5000-10000名犹太人，还有许多人隐藏了犹太血统。到2010年，波兰官方统计的犹太人数量只剩下3,200人，但此时波兰已经没有反犹思想，对上个世纪灾难历史的反思成了主流。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倒在地板上陷入半昏迷状态，四天后，苏联的钢铁领袖撒手人寰。同月，贝鲁特率领波兰代表团赶赴莫斯科参加了最高领袖的葬礼。斯大林的去世是苏东局势裂开的第一道缝隙，尽管在当时无人能见到。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联康米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是苏联、苏共乃至国际共运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苏共二十大的正式议程中，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言辞较为委婉，仅指出应反对个人崇拜。但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25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抛出一份所谓的“秘密报告”。贝鲁特一行人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大厅中，随后他听到了令人震惊的内容。
赫鲁晓夫站在列宁的雕像下，严厉的批判、斥责了斯大林的七大错误和个人崇拜现象，在与会各国代表的惊愕中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本人和他的贡献。“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山崩海啸，间接引燃了格鲁吉亚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匈牙利十月事件”。“秘密报告”使原本铁板一块的苏联阵营出现了巨大的裂痕，大批党员宣布退党。波兰第一书记贝鲁特无疑受到了严重刺激，其信仰与精神支柱几乎崩塌。贝鲁特的身体突然垮掉，病倒在莫斯科。结果就在苏共二十大结束两个星期后，贝鲁特因心肌梗塞而去世。

1956年3月13日至16日，波兰进入全国哀悼。当贝鲁特的棺椁在华沙上游行时，有10万民众为其夹道送行。对贝鲁特的评价，就如所有新波兰的领导人一样两极分化。有人说他是苏联的鹰犬，残忍的刽子手和斯大林忠诚的奴仆。也有人说他打击民族主义，在深层的社会、经济和文明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如何，贝鲁特领导战后波兰，通过依附于苏联完成了国家重建的历史使命。贝鲁特领导的波兰即全面的拥抱了苏联模式，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波兰自主权。但是，贝鲁特不顾波兰国情执行全盘苏化的“斯大林模式”的隐患也在不断累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苏联引发的政治地震很快蔓延到新旧权力交接时的波兰，对意识形态的质疑以及对当局的不满，直接引发了“波兹南六月事件”。
波兹南事件（1956）
发生在1956年波兰波兹南市的抗议活动，又称为“波兹南1956年起义”。这场政治风波是波兰社会对波共当局在1948至1953年强硬执行“斯大林模式”的必然反弹，而非偶然事件。庞大的官僚机构在波兰的一元化领导，催生了对斯大林和贝鲁特的个人崇拜和政治高压。经济上为追求纸面指标，片面强调集体化、不顾国计民生加速重工业化、忽视农业和轻工业、扩大累计比重。在国民收入方面高累积、低消费，造成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还造成了市场商品紧缺，粮食短缺等问题。波兰体制内的官僚得到了巨大利益，但国计民生并没有切实提高，社会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人民群众认为官僚根本不关心他们的死活，生活水平停滞不前，政治高压仍在持续，民怨开始沸腾。斯大林和贝鲁特相继去世令波兰暂时摆脱高压政治，开始寻求改革与“解冻”。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波兰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助长了“歪圆俱乐部”（Klub Krzywego Koła）在波兰的影响力，这是一个成立于1955年，总部设在华沙的知识分子政论集会。“歪圆俱乐部”汇集了华沙的波兰社会精英，讨论内容无所不有，与会者包括保守派、自由派、社民派，甚至还有托派。在波兰风云突变的时刻，俱乐部议题包括波兰独立问题、对计划经济的质疑、对政府和个人崇拜的不满等，这是当时波兰民间精英阶层态度的缩影。媒体则在讨论国际工人运动，国家军在解放波兰时的作用，以及经济浪费和官僚主义。

而广大工人阶级与无产阶级更关注眼前的事务，因为这年他们的生活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在持续恶化。波兹南是PSL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其中采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工人待遇日趋恶化，他们的工资长期没有增加，税收反而越来越高。工人虽然怨声载道，但还是试图以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向波兰工业部和PZPR中央委员会派送了无数请愿书、信件和工人代表，均石沉大海。6月23日，采盖尔斯基工厂又派遣了27名工人代表赶赴华沙，三天之后代表团返回，带来了华沙同意工人请求的好消息。但是6月27日早晨，工人得知工业部居然撤回了他们在华沙做出的承诺。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破灭了，工人阶层的怒火被彻底点燃。
与知识分子把一腔愤懑付诸笔墨不同，工人更习惯以游行示威和罢工表达他们的诉求。于是在1956年6月28日凌晨6点，采盖尔斯基工厂的80%工人宣布罢工。他们制作标语走上街头，其他工厂、机构和学校纷纷响应，游行队伍不断扩大，并向市中心进发。上午9点，约10万人的游行队伍云集密茨凯维奇广场，向党政机关办公楼喊话示威，要求降低食品价格，提高工资并撤销一些高压法规。
示威队伍一开始的口号仅是“我们想要面包”、“我们要求增加工资”。随着更多反政府人员加入，口号变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下台”、“我们要求自由选举”。最后出现了明显的反苏内容“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求一个真正自由的波兰”等。当地政府把责任全推给了华沙，于是工人纷纷要求波兰总理西兰基维兹前来谈判。10点，风传派往华沙的工人代表被逮捕，局势瞬间恶化，游行变成了暴动。工人冲进监狱释放囚犯，没收监狱大楼的武器，还洗劫了PZPR的地方分部。这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数名工人或死或伤，局势已经无法挽回。

中午11时，波兹南驻军派遣16辆坦克，2辆装甲运兵车和其他车辆保护关键建筑，但军队没有与工人爆发冲突，部分部队还被解除了武装。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听闻波兹南事变，立刻决定以苏联的军事标准镇压抗议活动。他命令斯坦尼斯拉夫·波普拉斯基将军指挥波兰第10、19装甲师和第4、5步兵师，再加上其他安全部队，共派出9983名士兵，359辆坦克，31辆装甲车，36辆装甲运兵车，880辆军用汽车等部队开进波兹南市区镇压起义。起义者拥有250支轻武器和自制的燃烧瓶，他们高唱国际歌，与军队进行勇敢但无望的战斗。到6月29日晚上，战斗基本结束。截止8月8日，有746人被逮捕，57人死亡，600人受伤，直接物质损失高达350亿兹罗提。
西兰基维兹在29日抵达波兹南，在对外广播中，他强调波兹南事件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和“国内地下分子”精心策划的挑衅活动。但工人的鲜血没有白流，PZPR被迫做出让步，将原厂长降职，并把税款分期还给工人，为受难者举行葬礼等，但PZL对波兹南事件的调查结果未曾公布。由于事件发生在波兹南国际博览会期间，许多驻波外国公使目睹了全过程，对波兰政府造成了极坏的国际影响。但波兹南事件在波兰历史上意义重大，它是PSL时代第一次大规模工人运动，也开启了波兰改革的浪潮。而波兰改革的具体执行者，就是哥穆尔卡。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解冻”和“去斯大林化”运动席卷东欧。在这个质疑和叛逆的时代，1955年夏天在华沙举行的第五届世界青年学生节无疑又给躁动的社会加了一把火。这个证明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节日，西欧、亚洲、非洲和南美的年轻人和游客齐聚华沙，参加当局精心安排的舞蹈、戏剧和其他活动。波兰人惊讶的发现，他们那些“吃着资本主义毒草”长大的同龄人更加富有和开放。这次节日不仅没起到展示苏联模式优越性的目的，还让东道主的波兰人深受打击，进一步加深了对意识形态的怀疑。客观来说，此时所谓“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是建立在借鉴社会主义对自身加以改良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改良当然不是资本家良心发现，恰恰是对苏联的忌惮和冷战对抗的大环境下被迫做出的让步。苏联解体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也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剥削上的，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