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波兰改革长路漫漫。哥穆尔卡上台后一定程度兑现了他的诺言,包括结束秘密警察的恐怖统治、学术和宗教界更加自由、提高工资并反对集体化。1957年波兰下议院成立经济委员会,试图给予企业更大的自治权进行深度市场改革,但这项改革与当时被强制执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兼容,因此失败。1956-1960年,在哥穆尔卡领导波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机器和化学工业产量翻了一番,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开始大规模生产。肉类产量增加52%,黄油产量增加56%,糖产量增加28%,海鱼产量增加90%。由于轻工业和畜牧业得到了国家支持,国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美中不足的是计划中国民收入增加45%没有达成,国民收入仅增加37%。而且重工业支出有增无减,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工厂占据,为之后的农业危机埋下了隐患。
然而“波兰十月”的美梦很快破灭,随着哥穆尔卡在1957年10月2日关闭自由主义的《Simply》杂志,“哥穆尔卡解冻”不到一年便结束了。8月的罗兹电车司机罢工和抗议关闭杂志遭到强力镇压,当局对媒体和大学的控制逐渐加强,与宗教界的关系复又紧张。政治上,自由主义倾向的党员被清除,“歪圆俱乐部”被关停,整个社会风气开始收紧。1964年11月,年轻的PZPR党员卡罗尔·莫德泽夫斯基和雅克·库隆被开除党籍,因为他们联名撰写了《致党的公开信》,批评当局的政治路线,要求以“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改变国家体制。
获得最高权力之后的哥穆尔卡与之前判若两人,曾经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的他在对苏政策上越来越谨慎,防止波兰发生任何可能危及对苏关系的事件。这其中,卡廷惨案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哥穆尔卡本人知道苏联在卡廷惨案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但他更加清楚如果因此与苏联发生冲突将违反波兰的利益。因此,哥穆尔卡下令PZPR就卡廷惨案的问题要保持沉默,还在《波兰通用百科全书》中直接删掉了关于“卡廷”的条目。
1956年12月17日,哥穆尔卡与苏联签订驻军协议,协议第一条就是规定苏军不能干涉波兰内政,也不能侵犯波兰国家主权。还限制了苏军在波兰只能驻扎40,000陆军、17,000空军和7,000海军。而且,苏军在波兰的一切行动,包括演习都要事先通知波兰当局,并赔偿军事演习造成的损失。此种驻军条约为苏东集团首例。1957年3月,苏波遣返协议也被签订,在苏224,000波兰人得以返回祖国。在苏联与中国的冲突中,哥穆尔卡也倾向认为苏联要付更大责任。1965年,苏波签署《友谊,互助和战后合作协定》,将波兰与苏联利益进一步捆绑,还在谈判中成功使苏联在奥德河-尼斯河争议中占到了波兰一边。
在对苏政策中,哥穆尔卡闪转腾挪,一面通过示好安抚苏联,一面为波兰争取最大的国际利益,这样的政治技巧是波共领导人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哥穆尔卡成功解决了对苏联和德国的外交难题,但波兰内部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动荡却越来越激烈。
哥穆尔卡的另一大政治成就是与西德达成了政治和解,期间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确定了奥德河-尼斯河的边境线划分。这不是单纯的领土争端,而是波兰与战后德国整体外交关系的博弈。
最早追溯到皮亚斯特王朝时期,波兰与德意志民族的传统分界线就是奥德河。经过德意志移民向东扩张以及古波兰的三次瓜分,波德民族分界线早已越过了奥德河,波兰复国后的西部边境也基本遵循两民族当时的大体分界线而定。二战爆发后,波兰流亡政府曾设想吞并东普鲁士与格但斯克,以防止德国利用这些地区威胁波兰的西北边境。无独有偶,西科尔斯基和斯大林在二战爆发初期都不约而同的设想西部边境应以奥德河为界,斯大林强调“要将东普鲁士还给斯拉夫人”。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方面公开提出新波兰国家的西部边境应拓展至奥德河,斯大林希望以此达成削弱德国,增强苏联集团向西战略投射的目标。只有丘吉尔表达了反对意见,他比喻为“波兰鹅的肚子里塞满了德国美食,引起了消化不良”。而流亡波兰政府总理米科瓦伊契克却支持斯大林的做法,仅坚持保留利沃夫。
在波兹坦会议中,盟国与苏联就波兰边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交锋,但最终在斯大林的强大压力下,美国被迫同意奥德河-尼斯河方案,英国也只能追随美国的态度。斯大林毫不妥协的态度为波兰人赢得了向西扩张的战略利益,他还决定将所有留在波兰新领土的德国人驱逐出境。新边界极大改善了波兰对德国的地缘态势,两国边境线缩短至472公里,也增强了波共的统治合法性。
起初东西德政府均拒绝承认奥德河-尼斯河边境线,但东德摄于苏联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很快让步。1950年7月6日,东德临时政府总理奥托·格罗特沃尔与波兰总理西兰基维兹在两国新边境的兹戈热莱茨市会面并签署《兹戈热莱茨条约》,承认了这个代表“和平与友谊的边界”。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则无视《兹戈热莱茨条约》,坚持认为奥德-尼斯河东部处于“波兰和苏联的管理”下,后来改成东部地区处于波兰和苏联的“非法占领”。阿登纳强调,如果两德统一,联邦共和国的东部领土应恢复1937年1月1日的状态。这个联系到战前纳粹德国的言辞立刻引起了波兰与苏联的强烈抗议,波德关系开始僵硬。事实上,阿登纳并非民族主义者,他的态度很大程度上是顺应民心争取选票的结果。因为到1950年,西德16%选民都是从东部逃来的,这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阿登纳很清楚,苏联绝不可能放弃奥德-尼斯河以东的领土,西德无法承受因此与苏联公开冲突的代价。此外,阿登纳也担心如果不能兑现给东部移民的承诺,会在西德发生“无法承受的经济和政治动荡”。
1956年5月1日,西德外交大臣布伦塔诺承认联邦共和国在奥德-尼斯河边境的立场“有些问题”,并建议联邦政府承认这条边境线。该言论引起东部移民政治集团的口诛笔伐,但也仅限于此。私下里布伦塔诺称这些人为“无法教化的民族主义者”。西德政府继续推行反对奥德-尼斯河边境线的态度,这引起了哥穆尔卡的警觉,也间接促使他加固对苏联盟。因此,比起被德国再次入侵的危险,多数波兰人宁愿继续拥护哥穆尔卡。
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复东部领土”的声音在西德日渐式微,民众对“重振德国”等假大空的政治口号感到厌倦,波德紧绷的关系开始松动。1970年,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顶着国内的巨大压力与西兰基维兹签订《华沙条约》,接受奥德-尼斯河边界不能被武力改变。在访问波兰期间,勃兰特来到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之前,他神态肃穆地递上花圈,随后突然双膝下跪,沉默祷告了半分钟。事后勃兰特回忆,这并非是预先规划好的举动,而是他当时突然觉得“仅仅递献花圈是不够的”。
30年前的沉痛历史已无法改变,但勃兰特证明了德国的歉意,以及对和平的不懈追求。西兰基维兹代表波兰人接纳了德国迟来的忏悔,两大民族握手言和。尽管西德仍未完全承认边境线,但这个举动极大缓解了波德关系,并允许一些东部移民可以回波兰探亲。1973年西德联邦宪法法院作出判决,承认了《兹戈热莱茨条约》的法律效力,并废除了与领土争议有关的《西德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直到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之后,波德代表在《关于德国的最后解决条约》中正式确认了奥德-尼斯河作为两国边界。在同年11月14日签署了《波德边境条约》,重申《兹戈热莱茨条约》以及《华沙条约》,宣布两国边界神圣不可侵犯,并互相保证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成,条约还承认居住在边境线附近两国少数民族的基本政治和文化权力。
对德和解毫无疑问是哥穆尔卡最引人瞩目的政治成就,从根本上改善了波兰的被动外交局势。此后,随着波兰国防压力减轻,对苏联的军事依赖也开始减轻,为后世波兰彻底摆脱苏联控制做出了贡献。
时间进入20世纪60年代,美苏两大集团的代理人战争给世界平添了无数硝烟,苏联和美国社会各自产生了新的思想和政治纲领。美国嬉皮士运动如火如荼,西欧自由主义思想风起云涌。东欧苏联集团,特别是靠近西欧的波兰、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人心浮动,对社会问题的不满,以及对改革的渴求成为当局无法抑制社会思潮。十年前波兰的波兹南事件以哥穆尔卡的改革承诺而结束,但随着PZPR在波兰逐步收紧政治口袋,贝鲁特时代的专制主义死灰复燃。此外,波兰领导层内部的政治斗争也进入白热化。
50年代波兰曾诞生了两大针锋相对的政治派系。“普瓦维派”(Puławy)由锐意革新的年轻知识分子组成,他们致力于推动波兰自由化。由老一辈保守政治家组成的“纳托林派”(Natolińczycy)则极力反对普瓦维派的自由化倾向,他们倡导民族主义,具有明显的反犹倾向。由于普瓦维派有不少犹太裔官员,这也成了纳托林派攻击他们的原因之一。哥穆尔卡则被两派拉拢,他只能根据时事灵活的在两派之间游走。60年代,“游击队派”(Partyzanci)崛起,它继承了纳托林派的许多纲领,并在PZPR内部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游击派名称的来源就是当年反抗纳粹占领军的波兰游击队。
游击派的领导人是波兰内政部长梅奇斯瓦夫·莫扎尔(Mieczysław Moczar),他是一个强硬的亲苏政客,其核心思想是康米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混合。莫扎尔及游击派反对一切非波兰民族的事物,推崇军事,反对自由化。莫扎尔的野心很大,他的实际目标是扩大游击派的政治影响力,反犹主义只是他们攫取权力,制造动荡的工具。就在几年前,哥穆尔卡和西兰基维兹曾多次重申国际主义思想,强调党“谴责根据民族血统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观点”,并将“与各种沙文主义倾向和反犹主义斗争到底。”但在游击派的影响下,波兰政治愈加保守和专制。莫扎尔煽动发反犹运动取得了成功,他开始寻求将犹太人排除在实权岗位之外以便他的党徒趁虚而入,而且还暗示对“非犹太领导人”(指哥穆尔卡)需要采取某种措施,因为他们没有坚决的反对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渗透。“反犹太复国主义”是莫扎尔集团的政治斗争遮羞布,方便他们将政见不合者扣上“犹太复国主义”的帽子。一言以蔽之,莫扎尔和游击派是假反犹之名,行夺权之实。
1967年6月5日7时45分,以色列空军近200架战斗机在防空警报声中直入云霄,对埃及机场的大批飞机进行突袭,埃及空军338架苏援飞机在一个早晨全军覆没。这场空袭拉开了“六日战争”序幕。这是继中国抗美援朝战争、越南战争之后的第三个美苏争夺地区影响力的较量——以色列独立战争,又称阿以冲突。起初,苏联为削弱英美在中东的势力而支持以色列建国,但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相去甚远,苏以关系逐渐破裂。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爆发战争后,苏联转而支持以色列的对手,这是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结果。“六日战争”爆发后,苏联谴责“以色列的侵略”,并全力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正义斗争”。哥穆尔卡与西兰基维兹也被召集至莫斯科,波兰在6月12被迫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
6月19日,哥穆尔卡在科学文化宫发表演讲,指责犹太人在波兰损害了国家的利益,还指责犹太人是“第五纵队”,但该言论在广播之前被奥查布删除。所谓“第五纵队”是指在纳粹入侵波兰期间,与德国军队狼狈为奸的部分波兰德裔。哥穆尔卡一反常态宣传反犹主义主要是因为莫斯科方面对他的压力,在之前的会面中,勃列日涅夫对他发出了警告。随后,波兰各地政府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反对以色列帝国主义”宣传。但令当局尴尬的是,波兰民众对以色列抱有深切同情和支持,多数波兰人并不理解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认为以色列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与波兰过去为独立进行的斗争如出一辙,甚至很多人以波兰犹太人在以色列军队服役而感到自豪。波兰年轻学生和新锐知识分子渴求讨论政治,他们自发的组织社论团体对时政表达意见,提出批评。一句当时流行的俏皮话反应了这种情绪:“我们波兰的犹太人打败了苏联支持的阿拉伯人。”
莫扎尔乐见这一点,他得以更方便的在政党与军队散步反犹思想,以“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罪名大搞政治清洗。除了赶走犹太人官兵之外,任何人显露出些许的同情犹太人倾向,或是仅仅被怀疑同情犹太人,都会被扣上帽子丢职罢官。在这一过程中又发生了无数栽赃陷害、公报私仇,整个社会笼罩在高压环境中人人自危。莫扎尔还在演说中将以色列军队比作曾经的德军,这实际上又加深了民众与政府的对立。一时间,在波兰蓬勃发展的犹太人社区、教育和文化组织受到排挤,严重的被取缔。波兰最后40,000名犹太人悲哀地发现,他们在纳粹的屠刀下幸存之后,再一次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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