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是波兰十月革命的50周年纪念日,全波兰展开了各种宣传历史、弘扬爱国精神的文化演出和各种活动。波兰著名导演卡齐米日·德梅克在11月25日将密茨凯维奇的经典浪漫主义作品“狄亚迪”(Dziady)编为舞台剧在华沙国家剧院播出,引起了很大反响。这部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宗教思想的,反应波兰沦亡时期反抗沙皇统治的作品自然引起了当局的反感。尽管德梅克辩称剧本是反沙皇而非反苏联的,但在群众眼中,这两者政治形态的区别无法掩盖他们的共同特点——波兰民族的压迫者。哥穆尔卡直言“狄亚迪”在波兰语苏联的友谊背后插了一把尖刀。但讽刺的是,苏联并未对该剧产生怀疑。
波兰文化部对“狄亚迪”的批评反而激发了人们对这部剧的好奇和兴趣,人们纷纷涌入剧院,在所有关于反抗沙俄的桥段都必然伴随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文化部怒不可遏,命令“狄亚迪”每周只能演出一次,而且限制剧院对学生卖票。在第11场演出时,学生们在剧院中高呼“我们要求取消审查制度!”的政治口号。游行的学生前往密茨凯维奇纪念碑下递送白色和红色的花朵,高举“我们需要更多的演出”等口号。华沙和弗罗茨瓦夫的4,000名学生收集签名向政府施压,要求恢复“狄亚迪”的演出并放松文化管制。3月8日,华沙大学开除了两名学生,他们就团结起来在学校大院举行集会,要求捍卫公民自由,释放被捕学生。下午,秘密警察和民兵携带警棍前来镇压,波兰的年轻学子高呼“打倒盖世太保”,与警察打作一团,又有大批学生被捕。
实际上,仅文化管制这一项并不足以激发“三月事件”。除了政治上的持续高压之外,波兰经济形势恶化,肉类等生活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工资下滑等经济民生矛盾也非常突出。当精神与物质财富均不能得到满足,“十月解冻”的承诺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濒临破灭,波兰社会各阶层的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满腔怒火必然会针对当局喷薄而出。而波兰政府对群众的抗议视而不见,采取粗暴的镇压手段,无疑又在火上浇了热油。
1968年3月11日,华沙大学再次举行示威游行,当局下令用催泪弹和水炮攻击队伍,愤怒的学生开始冲击苏联大使馆和政治犯监狱。首都的其他大学纷纷支援抗争,华沙、格但斯克、卡托维兹、克拉科夫、卢布林、罗兹、波兹南、弗洛兹瓦夫等主要城市的学生云集响应支援华沙大学。适逢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派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开战改革运动,哥穆尔卡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但波兰社会却对他们的西斯拉夫兄弟表达了热切的支持,在波兰的游行示威中也喊出了支持捷克人的口号。社会的抗议活动和镇压行动也进入白热化。2,725名学生、工人和支持改革的教职人员被开除或逮捕,警察和民兵毫不手软地镇压每一次游行。
3月19日,哥穆尔卡在科学文化宫的演讲中表现出绝不妥协和谈判的强硬态度。第一书记强调,最近的事件并非是单纯的工人和学生的不满,而是反社会主义者的暴动。他声色俱厉地批评了罢工罢课的学生和工人领袖,称参与游行的学生是“无知”的。哥穆尔卡又批评了“狄亚迪”试图输出反苏思想,对波兰作家联盟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放过。但他仍竭力压制反犹运动,并强调犹太公民对波兰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反对民族歧视。哥穆尔卡对“反犹太复国主义”不置可否的态度使莫扎尔一派越发壮大,他开始加大力度迫害不同政见者,矛头直指哥穆尔卡本人。三月至四月,波兰上层陷入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超过8,000名“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被开除党籍,“游击派”步步高升。波兰领导集团大换血,包括国务委员会主席奥查布、宣传部长斯特凡·斯塔泽夫斯基、最高审计署副主席罗曼·赞布罗夫斯基(犹太人)、外交部长亚当·拉帕奇和国防部长兼波兰元帅玛丽安·斯皮哈尔斯基在内的许多人或降职或辞职。
莫扎尔看似占尽上风,但哥穆尔卡树大根深,在轮番冲击中岿然不动,莫扎尔的夺权企图以失败告终。7月,莫扎尔被免去内政部长之职。哥穆尔卡开始对党内的反对派展开清算,游击派开始衰落。7月8日,波兰政府宣布正式结束“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哥穆尔卡虽然保住了他的政治地位,但他的声誉因为反犹太、反知识分子和反学生运动受到很大影响。三月事件以政府制止内乱,镇压社会运动而告终。大学必须在各方面更加依附于政府,所有“不适当的”学者和教授被撤职,但捷克斯洛伐克接纳他们前往布拉格执教。后来,在1981年波兰第九届党代表大会上作出了对1968年3月事件的官方定性,当局承认了当时“低估了意识形态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忽视了教条主义的危险······在与修正主义和国际主义倾向作斗争的阴影下,诞生了危害国家的组织。”
3月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波兰的犹太公民,在游击派大肆推行反犹运动时,许多人丢掉了生计,被逼离开波兰。在1968至1970年,约有25,000犹太人离开波兰。至1989年,波兰全国仅剩5,000至10,000犹太人,他们许多人刻意隐藏自己的民族身份。1998年,波兰下议院正式谴责和批判3月事件中的反犹运动,2000年,波兰总统科瓦涅夫斯基向犹太人致歉。2018年3月,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再次表示道歉,并表示:“(犹太人)请原谅当时的波兰做出如此可耻行径。”21世纪,波兰政府与社会正致力于复兴犹太文化,包括为在战争时期遭受屠杀的犹太人进行纪念,翻修和重建古老的犹太建筑,还修建了华沙犹太人历史博物馆。据估计,如今波兰犹太人的数量比官方统计要多得多,对他们来说,今天的生活无疑是一个世纪以来最幸福和安宁的。
1968年8月,波兰人民军非常不光彩的参加了华约军事力量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直接导致哥穆尔卡失去了他最初的自由派支持者。勃列日涅夫半关怀半警告的告诉哥穆尔卡,如果一个加盟国偏离了“兄弟般的政治路线”太远,苏联将会进行强力干预。哥穆尔卡在当年11月的波兰第五届党代表大会上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但是,当局可以用警棍堵住知识分子的嘴,却无法用同样的办法拯救经济危机,一场新的政治风暴正在酝酿。哥穆尔卡不会料到,历经大风大浪稳坐钓鱼台的他结束政治生命竟然源于一次涨价。
1970年12月12日晚上,所有波兰人都在收音机里获悉PZPR向波兰社会通告肉类、加工肉类、乳制品和其他食品零售价格上涨的决定,原因是这一年的农业收成较差。面粉上涨了17%,鱼类上涨了16%,果酱和李子果酱上涨了36%;波兰社会的主要食品价格平均上涨23%。但是波兰政府没有想到,群众或许可以忍受政治动荡,但如果将食物从他们的手中夺走,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其实商品价格上涨并非首次发生,但这次不同以往的是,政府长期僵化的政策已经造成了经济危机,兹罗提的购买力下降,国民收入下滑,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逐日恶化。这次涨价恰好又赶在圣诞节前夕,波兰大多数家庭对食品最急缺的时刻。终于,群众的怒火被点燃,格但斯克、格丁尼亚、埃尔布隆格和什切青爆发抗议涨价的示威活动,十二月事件爆发。
12月14日,格但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举行罢工,成千上万的工人和群众包围了格但斯克PZPR省委员会大楼。工人要求与哥穆尔卡本人谈判,撤回涨价决定并提高工人的薪酬待遇。负责维持秩序的民兵与工人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后来格但斯克医学院的学生也参加示威。12月15日,格但斯克造船厂与其他单位的工人举行大罢工,游行队伍被民兵拦截,工人毫不客气抡拳就打。街头混战持续到深夜,工人砸了省委员会大楼并放火焚烧,然后在附近静坐示威。格但斯克造船厂迅速被军队包围,局势在两天之内急速升温。
12月17日,军队命令格丁尼亚的工人回去工作但遭到拒绝,结果在早晨发生了枪击事件,几十人中弹倒地,其中10名工人伤势过重死亡。这下彻底闹翻了天,工人和群众在格丁尼亚市中心举行大规模游行,工人抬着遇难者的棺材,尸体上还覆盖着沾满鲜血的国旗。当军警出现时,街头冲突再次爆发。当抗议者试图焚烧政府建筑时,警察再次开火,又有16人被射杀。18日,华沙、尼萨、奥斯维辛、比亚韦斯托克和佛罗茨瓦夫也爆发罢工,所有沿海城市都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动用5,000名特警和27,000士兵、550辆坦克和700辆装甲车镇压暴动,共造成超过1,000人受伤,40人丧生,超过3,000人被逮捕。而当局仅仅宣布有6人死亡。
12月事件来势如疾风骤雨,令波兰党中央措手不及。哥穆尔卡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波兰领导层认为如不及时平息民怨会酿成更惨重的后果,于是经勃列日涅夫同意,哥穆尔卡宣布辞职,新的波兰第一书记由爱德华·盖莱克(Edward Gierek)担任。盖莱克临危受命,迅速与工人谈判,承诺取消食品价格下降以及工资上涨,还表示会进行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12月事件以哥穆尔卡的仓促下台与盖莱克的口头承诺宣告结束,波兰工人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的政治力量。
但由于政府迟迟仍未兑现食品降价的承诺,导致1971年2月10在罗兹又爆发了罢工运动。这次罢工主要由女工组成,也不单单是抗议涨价,罗兹的妇女工人长期在破旧肮脏的建筑中从事异常艰苦的工作,她们很少休息,工作强度大。妇女的工资不仅比男性少,还经常受到男性主管的性别歧视。约12,000女工勇敢的奋起抗争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当晚,华沙代表团到达工厂与女工代表谈判,试图劝服她们重新上班。一位女工声泪俱下的控诉:“我很想回家休息,但工作太繁重了,去肉店买了半公斤的肉和血肠就花光了所有工资。当我筋疲力尽想去找厂医时,主管又通知医生不允许我回家,因为他们还需要人来操作机器。”另一位女工对官员说:“当我付了房租并给子女交学费之后,连给孩子买糖果的钱都不剩了。先生!我们的孩子在啃石头一样的黑面包,而您的妻子正在品尝三明治。”
女工的控诉令这些高高在上的官员感到汗颜,他们本以为罢工是无理取闹,结果没想到基层工人的处境竟然如此艰难。罗兹的罢工虽然规模很大,但没有上街游行和破坏公共财产,再加上对基层工人的深入调查,令当局真正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代表团返回华沙后,在2月15日,政府终于确定取消食品价格上涨,并给了工人书面保证,在3月1日正式生效。
哥穆尔卡辞职后还给波兰党中央委员会写了几封信,他指出了当前波兰经济政策的根本缺陷,即“为刺激消费而大举贷款令我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压力,我们实际上是在寅吃卯粮。”在谈到12月事件时,哥穆尔卡承认了他确实下令军警向示威者的大腿开枪,但并不后悔这个决定。他写到“···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当局必须使用暴力和枪支武力镇压,这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如果发生政府屈从暴动的压力而被推翻的案例,那以后还会发生更多同样的事件,而且会更加危险。”
哥穆尔卡时代结束后,人们终于可以客观评价他的功过,这位朴实、严厉又谦逊的人。人们记得他无力解决波兰经济问题的包袱,并在执政生涯后期越来越僵化和专制。但人们同样更记得他是一位爱国、负责的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反对贝鲁特的斯大林模式,在十月事件中力挽狂澜,为对德和解做出了突出贡献。哥穆尔卡在1982年9月1日因肺癌去世,并被安葬在华沙军事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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