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波兰史（八十七）：雅鲁泽尔斯基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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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鲁泽尔斯基时代（1981-1989）
沃依切赫·维托尔德·雅鲁泽尔斯基将军（Wojciech Jaruzelski）是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最后一位领导人，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位。
与其他波兰领导人不同，雅鲁泽尔斯基出生于一个没落贵族家庭，他的古老家族曾佩戴夜鹭（Ślepowron）纹章，这个古老的血统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中叶，几百年的时间里涌现了许多出将入相的名人，包括著名音乐家卡罗尔·希曼诺夫斯基、波兰第二共和国总统伊格纳齐·莫希齐茨基、复国运动时期的卡齐米日·普拉斯基等等。雅鲁泽尔斯基的祖父曾参加反抗沙俄的一月起义，他的父亲也在苏波战争时期参军打仗。传统的、浓厚的爱国主义和宗教信仰流淌在家族的血液中，这是一个典型的波兰中上阶层家庭。
雅鲁泽尔斯基1923年7月6日出生于卢布林省库洛夫市，童年和少年时代就读于华沙的玛丽安宗教学校，接受了严格的波兰传统的天主教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在他15岁那年战争爆发，雅鲁泽尔斯基一家向东逃亡，结果又赶上苏联入侵波兰，一家人被迫逃往中立国立陶宛避难，结果几个月后立陶宛也被苏军占领。雅鲁泽尔斯基的家庭成分毫无疑问是苏联的清理对象，他们全家被苏军拘捕。
1941年6月14日，在被剥夺了全部财产之后，雅鲁泽尔斯基一家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他的父亲被送往苏联集中营。18岁的雅鲁泽尔斯基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历经千辛万苦才抵达流放的目的地阿尔泰地区的比斯克城。雅鲁泽尔斯基一家住在泰加森林的托鲁查克定居点内，年轻的雅鲁泽尔斯基必须在零下40°的严寒中从事极度辛苦的伐木劳动。由于缺乏保护设施，雅鲁泽尔斯基患上了雪盲症，终其一生都要戴着特制的防护眼镜，这也成了他最知名的标志。

西伯利亚的刺骨寒风让这位从小衣食无忧的“公子哥”经受了极大的磨砺，也彻底改变了他的思想。雅鲁泽尔斯基从小善于思考，苦役的日子没有让他满腹牢骚，他得以用更加审慎的目光看待周遭的世界以及内心。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反俄思想是几乎根深蒂固的，雅鲁泽尔斯基没有理由不痛恨俄国人。但当他被寒冷和饥饿折磨的奄奄一息时，是本地的俄国人无偿与他分享面包和棉衣，几乎救了他的命。这彻底击碎了雅鲁泽尔斯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意识到波俄民族的千年恩怨实在毫无意义，两国同为斯拉夫人，应该协作，而非战争。
很快，随着《西科尔斯基-迈斯基协定》的签署，苏波进入短暂的合作期。他的父亲瓦迪斯瓦夫获释，一家人团聚在比斯克。但曾经身强力壮的父亲被苏联劳改营折磨的骨瘦如柴，身染重病，在1942年撒手人寰。19岁的雅鲁泽尔斯基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为了生计去做了面包房杂工。仿佛是上天对雅鲁泽尔斯基经受考验很满意，他命运的转折点到了。
1943年5月，东线战事陷入胶着，雅鲁泽尔斯基被苏联征兵部门传唤，由于可以读写且接受过高等教育，准备让他以预备役军官的身份服役。7月19日，雅鲁泽尔斯基被正式转入梁赞第一步兵军官学校接受军事训练。雅鲁泽尔斯基隐藏隐藏了自己不那么好的家庭出身，低调并刻苦的学习课程。前线战事惨烈，急需军官补充。1943年12月16日学校便已结业，雅鲁泽尔斯基被提拔为少尉，安排在波兰人民军第2“亨里克·东布罗夫斯基”步兵师，5团3营8连的步兵排排长。雅鲁泽尔斯基兴奋异常，他渴望亲手解放祖国。1944年5月，由于战斗表现突出，他得以调任骑兵侦察排指挥官。10月，雅鲁泽尔斯基的部队解放了他的家乡库鲁夫，后来又参加了支援华沙起义的战斗，受了轻伤。同年11月11日，他以“最有才华、最勇敢的军官之一”的评价获升中尉。他是步兵团的侦查先锋，先后参加了解放华沙、突破波美拉尼亚防线、攻陷柏林的军事行动，因身先士卒，屡建战功，雅鲁泽尔斯基得到了许多勋章与荣誉。二战结束后，雅鲁泽尔斯基又参加了针对UPA和波兰国家军游击队的清剿行动，在1946年获升上尉。

之后，雅鲁泽尔斯基被送到华沙雷巴尔托夫的高级军校进修，1949年晋升为中校。此后他调任文职工作，主要负责波兰的军校管理，军衔以极快的速度晋升。1960年已经官至少将、后任陆军总参谋长，在卡尼亚卸任之际已经是国防部长兼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历次镇压工人运动的事件中均有雅鲁泽尔斯基的身影，但镇压的命令是政治局开会得出的，他只能付连带责任。1981年10月18日，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波党第一书记，但他接手的是个烂摊子。
和平的光景仅持续不到四个月，别尔斯克-比亚瓦地区在团结工会的领导下，在1981年1月27日至2月6日爆发了大罢工。所有工厂、交通、商店都停止运作，城市运作陷入瘫痪。而罢工的原因是当地波党领导人拒绝了团结工会罢免贪腐的省长、市长和市第一书记的要求。贪腐问题是存在的，而且非常严重，如本地的多处用于建造公共设施的地产被官员巧取豪夺损公肥私，当地居民筹集的准备建造公园的3,400万兹罗提干脆就不见了。至于逃税、贿赂、特权活动更是不计其数。实际上在罢工之前，本地团结工会代表已经与政府多次谈判，但后者均未理睬。在1月26日举行了1小时的警告性罢工，在第二天就开始了总罢工，20万人参与游行抗议。2月初瓦文萨来到别尔斯克-比亚瓦，起初他原本劝告当地活动家暂停罢工，因为他还在与华沙方面进行协商。但深入了解当地情况后，瓦文萨也转而支持罢工，他还对华沙发出警告，如果再次动武，全波兰的工人都会走上街头。2月5日夜，瓦文萨与教会、政府代表彻夜谈判，最终波党被迫让步，承诺惩治贪污犯，罢工这才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月19日“比得哥什事件”爆发。当地工农阶层期望仿效团结工会建立一个自治工会，被当局拒绝后便开始罢工。结果团结工会的几个成员被逮捕，并受到秘密警察的严刑拷打，这个暴力事件瞬间传遍了波兰。与此同时，苏联的“西方-81号”军演就在波兰举行，这毫无疑问是对波兰罢工活动的震慑。团结工会并不惧怕苏联的坦克大炮，他们奔走相告，准备进行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全国总罢工。在3月21日比得哥什的两小时警告性罢工后，雅鲁泽尔斯基派遣了一支调查小组，目的是调查比得哥什事件的始作俑者。但调查小组也没有做出任何积极的行动。
团结工会的领导层希望发动一次史无前例的全国总罢工，一旦成功将使全波兰陷入瘫痪，可以逼迫波党做出更大幅度的让步。但在8月23日的会议上，瓦文萨力排众议，建议进行较为温和的行动。即在3月27日上午8点至中午12点，举行四小时的警告性全国罢工。这样一方面可以向波党展示团结工会的力量，一方面又给了对方谈判的空间。最主要的是，一旦全国总罢工发生，事态很有可能超出控制，而且可能会让苏联得到出兵干涉波兰内政的借口。经过一夜的激烈辩论，瓦文萨终于说服公会领导层同意了他的方案。在剑拔弩张之际，波兰大主教维申斯基又充当了两者的润滑剂，他呼吁双方不要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要各退一步。

团结工会要求波党立刻处罚并开除比得哥什事件的相关责任人，允许当地农民组建“农村团结公会”，释放所有被捕人员以及全额发放罢工工人的工资。如果政府不同意公会的诉求，将在3月31日举行全国大罢工。这次载入史册的罢工，其规模是空前的，有1200-1400万波兰人参加，是苏东集团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工。而且罢工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特点，罢工的参与者高效协同又富有纪律。全国到处都悬挂着红白旗，男人的手臂上也戴着红白袖章，就像和平的华沙起义。此外，团结工会还指示工人做出全国大罢工的准备，包括建立地下罢工委员会，抵抗外国干涉等方案。除军工厂、钢厂和其他维持社会基本运转的行业外，几乎全波兰的工人阶层都加入罢工活动中，包括所有的学校和电视台。在这四小时之内，波兰所有家庭的电视机只接收到一个信号，就是写着罢工标语的静止画面。甚至还有120-140万PZPR党员参与其中。
“历史告诉我们，没有自由就没有面包，”团结工会宣称“我们所想到的不仅是面包，黄油和香肠，而且还包括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的尊严，信仰自由和共和国的修复。” 

中午12点整，波兰的上空想起警笛，罢工精准的开始，也精准的结束了。这惊心动魄的四小时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英、美与西德的军事顾问屏息凝神观察局势苏联军队似乎随时都会入侵波兰。1981年3月30日，波党被迫做出让步，同意了团结工会的要求，瓦文萨也适时的宣布推迟总罢工。3月底的罢工活动以团结工会的全面胜利告终，在9月至10月的第一次团结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中，瓦文萨以55%的绝对优势赢得选举，当选工会主席。但工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不被瓦文萨控制的，更加激进的主张。他们不满瓦文萨取消大罢工以及对政府的妥协态度，要求进行更激烈的社会革命。瓦文萨被迫耗费更多精力去解决工会内部的路线纠纷问题。
团结工会和瓦文萨在波兰如日中天，组织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公会，而是有能力撼动波党统治的政治力量。八月工潮是团结工会的巅峰时刻，在波兰具有无可比拟的强大号召力。3个月后，团结工会又在罗兹组织了抗议经济危机和粮食短缺的示威，但这次粮食短缺主要是因为团结工会极大冲击了原有的国有经济体制造成的。
退无可退
1981年9月4日，苏联宣布举行以北约为假想敌，在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行动的“西方-81”军事演习。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军演，苏军出动了十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和近卫坦克军，地面的钢铁洪流卷起漫天沙尘，火箭和火炮遮天蔽日，空降强击旅、两栖登陆舰轮番出场，总兵力超过五十万人。浩浩荡荡的军事演习持续了八天，这场军演的主要目的是震慑北约集团，次要目标则是对波党领导人以及波兰社会发出警告。一旦波兰的情况超出控制，军演随时会变成实际的军事入侵。雅鲁泽尔斯基受邀前往一同观看演习，但他却遭到了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刻意冷遇。苏联高层认为雅鲁泽尔斯基与团结工会议和是“软弱的”，并且指责他与卡尼亚都有反苏的民族主义倾向。
1981年，波兰经济濒临崩溃，肉、黄油、面粉、大米、牛奶都必须凭票供应，社会陷入政治动荡，国民收入同比下降12%。苏联也宣布由于波兰政局不稳，为波兰供应的原油减少64%，天然气减少47%。苏联此举意在对雅鲁泽尔斯基施压，敦促其迅速镇压团结工会并恢复社会秩序。时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曾考虑向波兰派驻美军，但在其首席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劝说下放弃了这个计划，转而对波兰和苏联实施军事制裁。在内忧外患的巨大压力下，波党领导人被迫决定采取最后手段稳定国家秩序——军事戒严。

戒严对波兰人来讲并不新鲜，在1863年起义前夕，沙俄当局就已经对波兰执行戒严，以扼杀可能的社会革命。而最早在1980年八月工潮时期，波党就已经考虑施行戒严令打击团结工会和镇压可能的社会动乱。但介于当时高压的社会状态，一旦宣布戒严可能造成紧张局势升级，甚至爆发暴力动乱以及外国武装干涉。但随着团结工会的建立，波党已经秘密制订了一系列应对戒严的法律法规，以及备用方案。后来叛逃至美国的波兰陆军上校雷扎德·库克林斯基（Ryszard Kukliński）递交的情报显示，苏联原定在1980年12月份用部署在波兰的18个华约陆军师以实弹演习为掩护，迅速包围波兰的大城市和工业区，制造第二个“布拉格之春”。但该计划被取消。
1981年2月，波兰国防部和内政部开始就落实戒严政策探讨细节问题，他们一致决定必须在团结工会制造大罢工或苏军入侵之前实施戒严。3月底的警告性罢工已经预示波兰社会撕裂严重，国家处于内战边缘。在3月27日当天，苏联元帅维克多·库利科夫一行人抵达华沙对雅鲁泽尔斯基施压，明确表示对波党拖延戒严的态度很不满意。七月，苏联在没有事先通知波党的情况下，将600辆坦克开进华沙北部的伯恩·苏利诺沃军事基地中。八月，库利科夫要求波兰军部同意在波兰军队中高层重新引入苏联军事顾问，但遭到拒绝。雅鲁泽尔斯基一再强调不希望苏联干涉波兰内政，指出“波兰的问题自己解决”。1981年9月，波兰国防委员会已经完成戒严准备，并决定在时机来临时对团结工会发动突然袭击。这个计划被严格保密，甚至波党中央委员会的高官都一无所知。

但戒严毕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雅鲁泽尔斯基并不想轻率使用。不到最后一刻，他还不想放弃寻求对话与和解的一线希望。1981年11月4日，在波党的邀请下，瓦文萨同意去华沙与雅鲁泽尔斯基进行谈判，随行的还有波兰首席大主教约瑟夫·格莱姆普。全波兰最有权势的三个人汇聚一堂，商讨救国之策。雅鲁泽尔斯基拿出了他最有诚意，也是最后的和解手段，即成立“民族和解会议”。这是由波兰各政党代表组成的社会-政治机构，享有立法倡议权，他希望大家可以暂时放下成见和攻击，在会议中共同讨论应对国家危机的办法。教会自然双手赞成，但瓦文萨却不置可否。实际上，此时团结工会也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裂，瓦文萨的权力遭到削弱。工会的激进分子批评瓦文萨、也批评“民族和解会议”，认为这是妥协性的。在波兰寒冷的冬天里，“三人会谈”以失败告终。
团结工会咄咄逼人，波党退无可退。
雅鲁泽尔斯基在办公室面对堆积成山的罢工电报，感到心神俱疲。由于长期罢工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周边国家的禁运，波兰面临严重的食品、煤、电短缺问题。局势危如累卵，但雅鲁泽尔斯基手中还握有一支忠诚并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谨慎的握着底牌。11月29日，马佐夫舍消防军官学院发生了恶行事件，当地工会直接占领了这所准军事机构。这触及雅鲁泽尔斯基作为军人的底线，他派遣军警和载具武力攻入学院大楼恢复了秩序。波党希望以武力震慑团结工会，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12月3日，团结工会拉多姆会议的内部录音带被波兰内务部的间谍带了出来。雅鲁泽尔斯基了解到，瓦文萨在团结工会的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保持他的主席位置，原本温和的瓦文萨被迫同激进分子站在一起。他亲手放出了团结工会这匹野马，现在已经失去了对它的控制。雅鲁泽尔斯基曾在办公室伤感的对副总理拉科夫斯基表示一旦苏军武装干涉，他很有可能会被套进麻袋弄到莫斯科去，就像杜布切克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