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简史（5）：国家人民军易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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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正式开始本文前，我们还需简单概括一下那些不属于NVA、但同样有着显著存在感的武装部门。
民警备勤队，VPB
首先是“民警备勤队（Volkspolizei-Bereitschaften，VPB）”，民德内政部的直属武装力量。1955年，当“驻营民警（KVP）”的主体改组为国家人民军的前身时，其余下的部分继续按照KVP的编制形式被内政部吸纳为VPB。

民德把VPB划作“国防武装以外的武装”，用于防暴、反制大型械劫案、维持公众活动秩序、举办国际赛事时期的安保等。即使到1990年统一社会党已失去实际统治权时，VPB还进行了一次驱散新纳粹分子集会的行动。值得提起的是，VPB的各营均设有只在战时激活的加强连，含炮兵排、反坦克排及迫击炮排各一个。
197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惨案同样对民德治安部门产生了警示作用。在西德开始重视反恐特种部队的组建工作期间，东德也于1974年拥有了自己的反恐单位：第9民警连（9. Volkspolizei-Kompanie）。

第9连的成员自民警或民警备勤队的精英中挑选，需接受严格的体能和心理评测。
在早期，该单位的装备和武器均沿袭人民军第40空降猎兵营，后来才根据现实环境向着纯警用器械变更。他们需负责的任务为：营救人质、保护重要人物、“高危”时期（比如暴动）支援民警执法、重要活动时期的恐袭预防或快速应变。
1979年5月18日，一名苏联驻德集群的新兵从驻地持械逃跑（并射杀一名军官），得知消息后的东德立即派出第9民警连进行追捕。

工人阶级战斗队，KdA
1953年9月东德刚经历完全国规模的暴乱，决定借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民兵的形式组建“工人阶级战斗队（Kampfgruppen der Arbeiterklasse，KdA）”。

KdA由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指挥，再由民警提供训练。其和平状态下的任务为协助维持公众秩序、民事治安、驱散非法集会等，一旦发生战争则直接参与本土防御。虽然民兵只在生产间隙（比如周末）时接受军事训练，但因东西方对峙时期的备战环境让东德对KdA投入了高度重视，其单兵装备标准也与NVA的步兵看齐。

运输警察
单纯看字面，东德的运输警察（Transportpolizei）很容易会让人理解为“列车上的民警”而已。可除了负责各火车站点和列车车厢的治安外，运输警察区别于常规民警的特点为须接受炸药及反坦克武器训练：假如发生战争，连接两德的铁路枢纽有可能会立刻变成交火点，各区所属的运输警察必须协助边防军作战、或按照命令炸毁重点轨道与桥梁等延缓北约军方的攻势。

好了，现在轮到进入正文——
“在敌人的旗帜下”

1990年9月26日，依然在进行大换岗仪式的恩格斯警卫团，以及一幅被扔进垃圾堆里的昂纳克肖像。

统一社会党统治民德整整40年，然后又在1980年代末席卷东欧的剧变浪潮中分崩离析。当两德重合终成定局，西德却实在想不到如何解决十多万前东德军人的发落问题。
在联邦国防军的眼中国家人民军就是一支“独裁、腐败且残暴的极权体制下培养出的武装部队（引用自James S. Corum, ‘Taking an Army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即使要实行接管也得考虑几个首要问题：该保留哪些人？他们持什么意识形态，对联邦德国的现实环境有多少了解？那些被遣散的人员会不会引发社会动荡甚至武装暴动？

为正确了解NVA的实际构成者，联邦国防军雇佣了一批专业人士对前者进行大范围不记名调查：其中就有著名社会学家Frithjof Knabe，他后来在1994年撰写《在敌人的旗帜下》（Unter der Flagge des Gegners）一书向大众公布调查期间所了解的一切。

首先是NVA的人员远比西德人以往想象的——不管是文化认同上还是社会行为上——要复杂得多，很多人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但对联邦德国的政治气候也缺乏了解（甚至能说漠不关心）。
当问到“政治立场更偏向联邦德国的哪一个党派”时，11.2%的人选择了属左翼的社会民主党，9.9%选择持全面市场化主张的自由民主党，7.4%表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共产党的延续），6.7%选择了各偏右翼的民粹主义党派，6.3%支持基督教民主联盟，5.4%投右翼的共和党，剩下26.9%不知道自己持何种政治立场以及17.5%的人根本不关心投票选举。

轮到职能层面，联邦国防军又很头疼地发现“执行力”一词在华约体系内的定义和西方军队的理解差异极大：NVA的军官的确普遍掌握牢固的专职技能，但不具备其西德同行的应变能力。换句话说，当NVA的指挥部门发布命令时会把所有详细步骤都列明，执行人员只需做到每一步都完成即可，而联邦国防军则往往是先定一个最终目标但不会太多干扰作战部门的执行方式。
另一方面，以苏联红军为参照蓝本发展起来的NVA同样是支“重军官化的军队”，所有的技术职能（比如通信、后勤、机械维护、雷达操作，等）都必须由士官以上的军职人员执行，士官也不负责带领或训练兵员。那些在西德由士官实操的任务在东德往往都交到尉官手中。
军官在国家人民军内的晋升速度比西方军队快得多，落实到职能分配时却会出现同部队的不同军衔人员，比如说一名少校和一名大尉，担任着同等级别的职位（举个例子，第9装甲师的历任指挥人员除1982年接任的Franz Erdmann是少将外，其它时候都是上校或者大校）。

综合东德军人视角下的历史、文化、社会、法律、价值观等种种因素，1990年10月3日，联邦德国国防部决定先从NVA现役人员中吸收90000人（包括23000名军官、27000名士官和40000名士兵），重新进行历史、法律、文化教育及技能培训，再渐渐缩减至37000人。
来自西德的现有将官全面取代了NVA指挥层，参谋机构里则保留一半人，外加6名承诺担任观察员身份的前东德将官以协助整个吸收过程。各部队的连长及排长要接受平均一个小时的详细面谈，最早被排除的是政治军官和斯塔西安排在部队里的观察或执行人员。
督导筛选工作的Werner von Scheven中将在2003年4月份采访中提到，联邦国防军认为这些人“已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形成固化思维，不适合改造成民主化军队”，继而连55岁以上的“高龄服役者”一并遣散（但少数具重要价值的例外能服役到2000年代初）。
接着是作战部队的女性军人，因当时的联邦德国法律只有针对医疗、文职或后勤单位内的女性兵员录用条款，大部分东德女兵几乎是联邦国防军东部司令部设立的同一个星期就收到了遣散通知。

所有通过第一阶段筛选的NVA军人必须如实上报自己过去参与的政治活动，不管是与统一社会党还是自由德国青年联盟相关，家庭成员内有多少人曾拥有党员身份，更重要的是到底有没有跟斯塔西有过任何联系。
这些报告会被联邦国防军的反谍报机构细心甄别，一旦发现有可疑之处就立即开除。当然，这个过程也等于踢走了不少拥有优秀技能的军官，毕竟NVA的运营本来就建立在拥有入党资格的模范代表上。
在1990年率先吸收入联邦国防军的50000名军官、士官里，很快又排除走了3万人（含自愿离职者），剩下的人跟着签订了一份1991年起生效的两年制短期在职合同，至于士官中则有800人被转职为基层士兵。

联邦国防军同时发现，那些努力想留在军队里的前东德军人并非出于对其岗位的归属感，而是缺乏面对社会转型下的新社会面目的适应能力。
于是乎在1991年的10月到12月份间，前NVA人员获得了3个月的窗口期上交正式转职的申请，并被承诺即使短期合同到期后得不到联邦国防军的正式录用，也会有人安排给他们上用于重新走向社会的职业技能培训。可惜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尤其Volksmarine那一边，相当多人等完了两年得到的答案始终为“安排培训的拨款没有到位”。

另一方面，NVA雇佣的40000多民事人员大体得到保留，联邦国防军同样需要这些人清点东德遗留的武器物资或关闭没必要保留的军事设施。精英单位如第40空中突击团（1986年前为营）、配备T-72主战坦克的第21装甲团等，保留人数远比其它常规单位要多。
1994年，德国宣布对前东德武装人员的接收、改造、遣散工作初步完毕。
边界消亡，边界犹在
直到2005年3月1日前，德国官方还在把前NVA的服役人员列为“曾在外军服役者”，不符合联邦军人退休金的发放标准。经过老兵们的长期申诉，他们不再被视作“曾在外军服役者”而是“非联邦国防军服役者。”
虽然有成功在统一后晋升至联邦国防军高层的前NVA成员，可老兵们仍明显感受到歧视和不公对待：被遣散的军人们被严禁在求职时填写自己曾在国家人民军里的职衔，然而此前西德却根本不禁止前纳粹德军成员（甚至武装党卫军退役者）这么做；1999年以前身穿NVA军服去参加纪念活动或公开展示NVA军旗会招致逮捕，谈论自己过去的从军经历往往也会引起麻烦。

因联邦国防军没全面落实到位的转业培训，加上民主德国时期的学历很难得到承认，被遣散的前东德军人在90年代中期几乎只能转做搬运工、保安、仓储运输工等体力活，不然就是在路边摆摊。
踏入2000年代后，针对NVA老兵的限制和区别对待渐渐有所放缓，前陆军、海军、空军成员允许在已提交申请的前提下穿着军服举行聚集和纪念活动，至于边防军依然面临限制——在前东德地区好，在前西德地区也好，Grenztruppen der DDR摆脱不了与柏林墙或射杀越境者等污点的联系。

实体上的两德边界已消，心底内的边界犹在。不管我们怎么回头看待这支军队曾经的历史，用三言两语就想盖棺定论是不可能的。
最后以一句个人非常认同的名言结束本系列——
Im Lauf der menschlichen Geschite hat unser Bewusstsein sich entwickelt und veränder / “我们的意识伴随着人类历史一同更替及变化”。

民德篇·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