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love story。
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对于作为主人公的打包工汉嘉而言、热爱书的一生就是他的love story;而对于赫拉巴尔而言,《过于喧嚣的孤独》就是他的love story:就是作者自己的倒影与反思、是他一生的浓缩。
在对文章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分析的理路进行梳理,寻找最简洁又一语中的的观点,以下将依循这几个层次对赫拉巴尔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进行简析:
浅层的意味:现实的映射——故事之外的故事
隐伏的悲剧:注定的结局——从悲剧视角看故事
美学的升华:终极关怀与死亡
1954年十月,离开宁布尔克优渥的老家已经五年、四十岁的赫拉巴尔只身到布拉格焦街10号废纸回收站当打包工,而在这里,他创作了《过于喧嚣的孤独》的前身《布拉希尔伯爵》。
“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生活、生活、生活。观察人们的生活,参与无论哪样的生活,不惜任何代价。因此,从事随便哪种职业在我都无所谓。我心里想,既然别人能在冶炼厂生活,我为什么不能?与此同时,从这些职业流进我心田的千百种意向和感受,使我的幻想恣意驰骋。”
《过于喧嚣的孤独》在1976完稿,在二十余年间,历经了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在那一年、未来看似充满了希望,但好景不长、到了1968年末,苏军的入侵破除了改革的美梦:苏联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言论自由,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以清除西方自由思想。于是这本无法发表的小说一直在赫拉巴尔的书柜里尘封,直到天鹅绒革命后才正式出版,而那一年,已是1989年。
“人民需要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形式上的认可,从在重要场合挂苏维埃旗帜到在不同组织中的成员身份,到参加严格控制的各种选举等。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得到好的地位,孩子们的教育,夏天到南斯拉夫度假等。遭到社会大部分成员信任的政权从形式上得到这种交易的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道德困境:人们对自己的作为感到羞耻。正是这种羞耻感让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人们内心充满了对于相互之间的不信任,都变得孤独。”[1]
在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的高压统治下,赫拉巴尔完成了他的《过于喧嚣的孤独》。
脱离开故事来看、标题无疑正影射着一个现实:在东欧被苏联搅得激荡的喧嚣下,赫拉巴尔本人所感到的彻骨的孤独。这种孤独出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不可言说、不能言说而产生的痛苦,也由于他人纷纷倒戈转向认同苏共统治时、赫拉巴尔自己直接感受到的孤独。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军队占领之后,审查制度再次恢复。由于支持‘布拉格之春’运动,赫拉巴尔的著作被列入禁止出书名单,他本人成为‘被严密监视的作家’。”[2]
而正是这一种难以抑制的孤独、难以宣泄的情感、难以排解的烦闷诞生了这部作品。
从故事之外的客观现实看故事不失为一剂良方,但终究只能是片面的,若要进入和感受赫拉巴尔的故事,则需要从小说外的角度来看这一本小说。从基调上看,这本小说无疑是一本典型的悲剧,在此、我将尝试以各种悲剧的可能对其进行粗浅的解释。
(1)西方古典传统中苏格拉底式的思想——“知识即美德、邪恶来自无知、有德者得幸福。”
苏格拉底所展现的正是一种乐观的日神精神。但是这种日神的理想被现实所破灭:知识并没有给予汉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他依旧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打包废纸,依旧住在霍莱肖维采的三楼窄房里、过道里堆满了书。
“汉嘉的学识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那是他不能承受的重量。”
这种“理应获得幸福”却“实则背离了幸福”的境遇所展现的就是第一重悲剧:他所没有拥有且永远无法拥有的东西——他只有满腹经纶却没有身份。他无法成为受人敬仰的教授或学者,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打包工。
(2)从尼采的角度看苏格拉底——悲剧是酒神的狂欢,却将在现实中走向毁灭。
“我不去梅郎特立克的印刷厂的地下室捆白报纸,我像塞内加一样,我想苏格拉底一样,我选择倒在我的压力机里,倒在我的地下室,也就是说在这里升天。”
“像苏格拉底一样”所指的正是一种为理念和真理慷慨赴死的精神,汉嘉像苏格拉底一样选择了面对死亡,在自我毁灭中达到了精神的升华。
这也指示出了第二重悲剧: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沟壑。——那些精神、知识与理念将伴随着他的灵魂“升天”,但他的肉体、躯体只能被留在肮脏破旧的打包机里。
“我手里攥着一本书,睁大惊恐的眼睛望着另外一个世界,不是我刚才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因为我只要一捧起书,我就完全进入了书中的天地。”
于汉嘉而言,阅读的快乐是属于他自己的,而失去阅读的痛苦也同样是属于他自己的:
“我说……找一找,可找什么?他完全不知所措……找另外一种幸福……他轻声耳语,鞠了一躬,往后退几步,然后转身走开了,仿佛急于离开发生了不幸事件的现场。”
于少数几个与汉嘉有所交集的朋友而言,汉嘉被赶出地下室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不能再拿到过期的旧报纸和书刊了吗?显然不是。教授完全清楚被赶出地下室对汉嘉而言意味着什么,可他无法言说,也无法找出什么词句安慰汉嘉,他只能像是“急于离开发生了不幸事件的现场”一般转身离开。
苦难降临在汉嘉头上,与他人无干。没有人能够安慰一个被剥夺了所有生命意义的人,没有人能够理解他的痛苦。此处出现了第三重悲剧——不可通约的痛苦,纯个人性的悲剧。
不仅仅是标题中的“孤独”,孤独感浸透了整本小说,而在不同的地方、孤独所代表的意味也不尽相同。
“在这里,人们过去和现在都有一种习惯,一种执着:耐心地把一些思想和形象压进自己的头脑,这给他们带来难以描述的欢乐……
(在过去),他们为了一包挤压严实的思想甘愿献出生命。现在这一切在我的身上重演。”
作为标题的孤独第一次出现了。汉嘉所感到的孤独正来自时代的隔阂:他所能与之沟通的、只有思想与形象,与那些少数的爱书者:这个社会不能理解他,他也不能融入这个社会,于是、孤独感出现了——这种孤独是历史性的孤独,他与他所处的时代相隔甚远,能够“与之沟通的”的只有书里的文字、与理解文字的少数人。
“这个世界上唯有我知道,哪个包里——犹如躺在坟墓里——歌德、席勒,哪个包里躺着荷尔德林,哪个包里是尼采……”
对于打包工汉嘉而言,他言说的是一本本被塞进废止包里的名著、他所说的是一份只有他知道的秘密;而对于赫拉巴尔而言,他言说的是一个悲剧的社会现状:从前的人们视作理想与真理的东西,在当代被视作废纸埋进墓里;没有人再重视精神的财富、他们只是将自己的生命力投入单纯的劳动中去;在这个社会中,只有赫拉巴尔和极少数知识分子依旧抱持着‘把思想挤压进自己的头脑’的执着——这种孤独是形而上的孤独,非实在的,却比实在的孤独更让人感到寒冷。
“我望着那两个年轻人,他们没有看我,我把书举到他们面前,他们瞥了一眼,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最后回到现实的孤独:最为真实、让人感触最深。年轻人不再看书,他们只是“麻木地将书籍和纸张铲进打包机里”。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书籍并不像对于汉嘉一般“像生命一样珍贵”。对于他们而言,铲废纸只是一份工作,他们不在乎自己铲进去的是世界名著还是低俗杂志,他们只在乎在工作后去酒馆喝酒、或是穿着背心踢球——而这种孤独感则是来自汉嘉与年轻人之间的距离:他们身处在同一间地下室里,心灵却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中。
在从现实进入故事后,我们再从从故事回归现实。在上述三层次悲剧中依次展开的真理、指向了第四重悲剧:被揭示的整个社会、乃至世界的根源性悲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永远不会被消灭,灵肉的对立无法消解,人与人无法产生共情,人的一切将随着死亡而消失、美好的事物将在坚硬的碎纸机下化作粉末。
“……当机器哐啷作响,最后以二十大气压的重力把图书轧碎时,我仿佛听到了人骨被碾碎的声音,古典名著在机器中被轧碎恰似头颅骨和骨骼在手推磨中碾磨一样……”
当机器轰鸣的时候,摧毁的是书籍与报刊;当机器最后一次轰鸣的时候,摧毁的是汉嘉;当机器的轰鸣声在现实响起,摧毁的是历史与文化。
通常来说,一篇文学评论大抵到此就可以结束。在说完了小说的内涵与外延之后就已经大功告成,但我始终有一个芥蒂:如何让人们不仅仅只是停留在阅读和体会悲剧上,如何使人进入故事?如何让人不仅仅将悲剧视作一个特殊的事物远远地观看,而是将其视作一个典型乃至真理?而在这里,则需要一个方法介入文学评论,这种方法就是美学方法。
那么、用谁的美学观点来讲这篇故事?这是一个问题。搜肠刮肚,竭尽我浅薄的知识储备、我也仅仅找到一条道路——加缪的美学观。尽管加缪之荒诞美学理论或许显得太过不合时宜、并且与《过于喧嚣的孤独》所处的现实环境相去甚远,但加缪确实是近代少数几个能够正视死亡、并关于死亡进行诸多探讨的哲学家、文学家。
……在突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不可挽回的,因为对失去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所有想过自杀的健全人无需更多解释便能承认,这种荒诞感和想望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西西弗神话》加缪
于汉嘉而言,现实与理想世界之间的落差形成了巨大的荒诞,而他只有唯一的办法能一了百了地解决荒诞:自杀。但是自杀也有多种的情态,有的自杀者仅仅是出于冲动与烦闷,而有的自杀者则出于理想、甚至真理。
“对肉体的判断相当于对精神的判断,而肉体则畏惧毁灭。我们现有生活的习惯,后有思想的习惯。”使本能抗拒消亡的肉体迈向死亡的唯一途径,只有使得“对精神的判断高过对肉体的判断”才能达成。在这一过程中,“大多数自杀者都没有将逻辑推至排斥人生”,这是否意味着汉嘉的自杀也是未经思考的冲动?显然并非如此。
海德格尔在《存在哲学》中指出“世界的限制性将我引向自我,在自我中,我不再躲到我一心表现的客观论点背后,无论是我自身还是他人的存在,对我都不再可能成为对象了。”
在小说中,放置着打包机的地下室对于汉嘉来说,就是一个躲避外界“喧嚣与嘈杂”的庇护所,尽管机器发出巨大的轰鸣,却能够带给汉嘉以安宁;但在故事的最后,汉嘉被赶出了地下室,“限制性”将他逼退,他的自我已经无处可藏,他只能将“我引向自我”。在封闭的自我里,他不再在乎他人的存在:因为死亡的终结使他不在意他人的看法;他也不在乎自己的存在:他直面自己的内心,拒绝了无尽的妥协,与内心达成了和解——作为外在的他与作为内在的他不再对立,做出了同一的选择:迈向天堂。于是他的肉体跨进了机器、他的灵魂躺进了书堆里,等待上帝的审判、等待真理。
“……一个书角顶着我的一根肋骨,我不由得呻吟起来,我仿佛注定要在自己制造的刑具上认识最后的真理。”
于是问题就不再是浅显的“他为何自杀?”而变成了“最后的真理是什么?”
美乃是作为无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艺术作品的本源》海德格尔
从海德格尔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生活是沉浸在遮蔽之中的,海德格尔指出日常语言是被科学与常识污染了的语言,而只有诗性语言才是原始的、无污染的语言。对于常人而言、有时难以理解诗与文学,其关键不在于诗比我们的日常语言多了什么,而只是因为我们的日常语言覆盖了一层僵化的观念,遮蔽了真理的显现。而一个好的作品,不仅仅是带给人感性的冲击,还应当给人带去无蔽的真理。
文学客体除了读者的主观以外没有其他实质。——《为什么写作?》萨特
“对于‘荒诞人’而言,命运无疑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存在,生活的意义基本归零,价值更是无从谈起,但是只为了维护人的尊严、保有人之所以为人的责任感,便要义无反顾地反抗下去,因为反抗本身便是价值所在。”[3]
于加缪而言,他的真理就在于“义无反顾的反抗”。在处于荒诞状态下的角色面前,日常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他必须寻求一条路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生命意义,而对于加缪来说,就是西西弗式的反抗:
西西弗沉默的喜悦全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知道他是自己岁月的主人……他确信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光明并知道黑夜无尽头的盲人永远在前进。岩石照旧滚动。
——《西西弗神话》加缪
我们绝不能单纯地以死亡作为一个孤立的事件来看汉嘉这一个角色,我们也不能草率地得出他的抉择就是放弃反抗。将整本书贯通起来后,我们则会发现汉嘉的死亡正是对生命的反抗——他本可以去梅郎特立克的印刷厂的地下室捆白报纸、度过他所剩无几的老年生活、但他没有;他也可以回到霍莱肖维采的三楼窄房里、继续阅读他堆到天花板上的书、但他没有;他本可以继续提着锡罐到胡森斯基酒馆里打酒、在午后灌下一杯一杯的啤酒、但他没有;他选择躺在铺满废纸与旧书的机槽里,手里攥着诺瓦利斯的作品,在他的地下室里升天。
1997年2月3日下午,博·赫拉巴尔从布洛夫卡医院五层坠落身亡,享年83岁。
[1]http://www.qulishi.com/huati/tergm/
[2]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A%E8%83%A1%E7%B1%B3%E5%B0%94%C2%B7%E8%B5%AB%E6%8B%89%E5%B7%B4%E5%B0%94/10690387?fromtitle=%E8%B5%AB%E6%8B%89%E5%B7%B4%E5%B0%94&fromid=2946389&fr=aladdin#2
[3]https://www.sohu.com/a/298390952_78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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