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九年，行程两万里的“参谋旅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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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朝鲜的旅程
聂士成的东北边疆参谋旅行，发生在一个微妙的时间点。咸丰十年（1860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后，两国东线边界已有30年没发生冲突。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平定朝鲜“甲申之变”后，派遣袁世凯出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甚至在仁川、釜山等地设置了清国租界。看上去，大清帝国、俄罗斯帝国与朝鲜王国之间的关系和谐稳定，但背后的隐忧早已蕴生。

聂士成第二阶段行程中，多次跨过黑龙江，在俄罗斯境内探访。他对俄罗斯的电线、码头、轮船等设施，以及整洁、繁华的城市多有称赞，回看对岸的黑河城“仅有生意数家，房屋极其狼狈，与俄城对岸抵立，殊觉赧然”。俄罗斯方面对聂士成也极为客气，给予了不少协助，并且不断强调中俄之间的“传统友谊”。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聂士成抵达伯力，俄罗斯阿穆尔省总督宴请时说“凡为大员者，总宜替国家省事为是，即如我中、俄两国相历二十余年，未尝征战，今英、德两国每从中蛊惑，使我两国似有不和之状，望回津面陈贵中堂，尽可常派官员至此，断不致薄待”。六天后，聂士成抵达乌苏里斯克，当地的俄国将军宴请时也说，“虽与贵国唇齿相连，而官员未尝得见，今见贵大人，甚慰平生”，并称赞“敝国兴修铁路、开办金厂，皆仗贵国人之力”。
这套迷魂汤当然灌不晕聂士成。经过每一座中方边境城市时，他都会对如何防御俄罗斯进攻提出建议。旅程结束后提交的报告中，更是从对抗俄罗斯的角度提出全盘战略。如指出“黑河口至富克锦水势较深，轮船可以出入，俄人垂涎，思于此处通商，今我中国于该处并未设官驻兵防堵，似不足以昭慎重”。又如在罗列每年双方进出口货物后，提出“以上各项，为俄人日不可少之物，现在中国概行不收（税），固是我国家躬行仁义，不以小利是图，殊不知俄人处处苛索，无物不税，若我定章收税，每年不下三十万之多，以之归入饷需，岂无小补？”。同时还对修筑道路、招民开垦、兴办实业提出不少建议。
光绪十九年末踏勘中俄边界期间，聂士成日记中处处透露着警惕与赞佩。但在光绪二十年二月进入朝鲜开始，他的文风迅速改变，开始以嫌弃加惋惜的口吻记录这个藩邦。
二月十七日，聂士成抵达朝鲜庆兴，满眼都是落后。朝鲜的军队“队伍皆古制，虽用火枪，尚不如中国之鸟枪，兵丁所着之衣亦形于蠢笨”，庆兴的城市“其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城楼极其狼狈，城内无街道，亦无生意，民居错乱，屯住皆矮小草房，各门前牛马粪污秽不堪”，甚至连庆兴都护金禹铉请他吃的饭都粗劣，“饭菜俱有，不过萝卜鸡子而已，器用铜质，而各样无不铜腥味，不能下咽”。

从庆兴到汉城一路上，聂士成与接待他的朝鲜官员谈话无不败兴而归，观察到的民间景象也让他极为失望。对朝鲜官员，聂士成的判断是“性情懒惰，拘泥古法，不齿洋务”，完全不值得一提，对民间百姓则认为“男子之性懒，似愚又痴，朝鲜欲能自强，先须化民间男子勤俭也云”。对此他还有个系统总结，“朝鲜人民性情过懒，即如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而遇事拘泥古法，不敢稍一变通，若读几年书，则为废人，平日袖手闲散，动辄以文字自居，究竟虽读孔孟书，而文字实在不通。眼界又小，凡近日之时务，彼为不齿。若有事以笔谈，相问数十句，一言尚不能明白，殊令人可憎可恨”。言下之意，朝鲜的读书人行尸走肉一般，水平尚不如他这个武夫。
在朝鲜的旅途中，只有一件事让聂士成有点兴奋。二月三十日抵达咸镜城时，有一名叫琼华的歌妓请聂士成命题，她来作诗，写出一首“龙门大将自东来，驻跸山前一路开。万里长城风雨霁，至今遗迹倚高台”。聂士成认为虽然辞未达意，但是“出诸歌妓之笔墨，似非易易”。但是一个月后途径平壤，听说此城官养歌妓有数千人，问当地官员“有此之款，何不以之练兵？”回答是“古制也，未便独行汰裁”。有钱养歌妓，没钱练新军，又让聂士成倒了胃口。

三月十八日，聂士成觐见朝鲜国王李熙，谈话中他除了强调中国“不惜国帑养蓄重兵，于近朝各要处驻扎，是皆保护朝鲜。况李中堂无事不以朝鲜为念，惟望大王精求时务，勿拘泥古法，是所幸也”，同时建议主动开通边界商务，“大王若不乘时开办，恐日久又为俄踞矣”。
结果李熙的回应只是“何尝不想仿照上国办海防，练甲兵，设学堂，求矿利，奈国帑不支，无法可施”。

三月二十一日，勘察完仁川海口的聂士成收到李鸿章电报，要他尽快从平壤赶赴旅顺，参加北洋海陆军的校阅，这一次参谋旅行就此告终。但仅仅三个月后，聂士成再度回到了朝鲜，带兵镇压东学党起义，随后又卷入了大规模的甲午战争。出乎他意料的是，敌人并非他在参谋旅行前后处处提防的俄罗斯，而是未经留意的另一个国家——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