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死亡和机器人 第二季》第八集《溺水的巨人》改编自J.G.巴拉德的科幻小说《The Drowned Giant》,原文点击这里。 这是本季最受好评的一集,引发了观众各式各样的解读。
有人评论说“巨人”是“奇观”,是“上古生物”,是“外星来客”,并且用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梅尔维尔的《白鲸》做一种视觉上的类比。事实上,这样粗浅的比较还是没有点明“巨人”在影片中的具体含义。还有观众认为“巨人”指的是“旧日的辉煌”、“消逝的文明”、“被解构的神圣信仰”等等,“巨人”作为一个含义丰富的能指,在本片中确实指向了某种古典主义的美学,但这样含糊的说法仍旧无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个故事的内涵。
因此,在这里我就斗胆过度解读一下,尝试在“巨人”图式与“历史”之间建立一种意指关系。
巨人是旧时代的末裔,文本里提的希腊雕塑、荷马史诗,指向的都是古典的神话秩序。较之于《变形记》等作品中对于“新物种的闯入打破了现有秩序”的呈现,这部短片最大的不同是人们并不对巨人的存在感到疑惑和恐惧。镇上的人之所以毫不恐惧地接受,正是因为它并非无端降临的奇观,而是一个原本就存在于观念中的理型(ideal type)——“他那雄壮的荷马式身形,正如溺水的阿尔戈英雄,或《奥德赛》里的英雄一样”、“我被深深吸引的原因,一部分肯定要归结于他巨大的体型,但最令我着迷的是他绝对存在这个事实。”
当然,其中凸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不言而喻——为什么理想的人类图式是以白人形象出现的呢?不过如果我们姑且放下这种后殖民主义式的成见,或许会对本片产生更深的理解。
在前康德时代,尤其是以洛克和休谟为代表的经验论中,人们普遍认为客观对象是先于观念存在的。康德反叛了这种认识,结合柏拉图的理型论,提出观念是先于经验存在的。当对象符合观念时,我们才得以认识它,正如片中的“我”从未见过阿尔戈英雄,却知道巨人吻合古典英雄形象,并被他“绝对存在”的事实震撼。
那么,这种先验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旧文明,旧信仰,古代的制度和古典的文化……一言以蔽之,这种观念从历史中来——如果要进一步去追根溯源的话,是从“前历史”中来。
在这里,“前历史”指的主要是一种存在于传说或神话中的历史叙事。在研究神话和历史的关系时,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曾提出过这样的疑问:“神话终止于何处?而历史又从何处开始?”在结构主义视角的帮助下,施特劳斯意识到:
我们所习于塑造的所谓“神话”与“历史”之间的简单对立,绝非一种泾渭分明的状态,两者之间其实还存在着一个中介的层次。神话是静态的,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神话元素一而再、再而三地混合,但它们都还是在一个闭锁的系统里面。
这么说吧:它与历史构成了互异的对比,因为历史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绝非不相信: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历史已经取代了神话,并发挥着同样的功能。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将它构想为神话的一种延续而绝非与神话完全分离的历史,那么,在我们心智之中萦回不去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鸿沟,是可以被冲破的。
施特劳斯发现,一个特定群体所使用的神话结构通常是固定的,但其中带有解释性和想象性的元素具有无限多的组合方式,这些元素常常取材于历史,并与历史形成了某种互文。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影片所设定的世界观中,关于“巨人”的观念未必只存在于一套静态的神话里。巨人这个形象可能是人们的一种想象性建构,也可能取源于历史,甚至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本文谈及“历史”的时候,并不是在谈论一段过去的、消亡的和不再重现的时间片段,而是在谈论德里达意义上的历史,即一个在时间进程中流变的、不断在当下观念中被重构和复现的幽灵。
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中,历史并不仅仅是教科书上看到的那套宏大叙事,而是一个幽灵,反复以碎片化的观念的形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运用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语境里。例如,一个当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即使随着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早已被无数次宣告死亡,其观念、精神或幽灵却无处不在场——以一种现象上看似不在场的方式在场。
巨人所代表的历史亦是如此。影片以“巨人的死亡”而非“巨人的出现”开头,讲述了巨人的尸体消失的整个过程——这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其中完整的巨人形象并非像《变形记》里的甲虫或梅尔维尔的白鲸那样一成不变贯穿作品始终,这再次强调了本片的重点并不在于对一个奇观的简单呈现,而是在讲述“在历史与未来之间的这段充满张力的时间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故事中,巨人的皮肤被腐蚀、身体被肢解,到了最后,巨人完整的形象已经消失了,但他仍然以骨骼、关节、肌肉等形式在场。巨人的存在没过多久就被遗忘了——虽然遗忘了,还是时不时有碎片映照在镇上居民的生活里,这些碎片是图像、侧写,是对巨人出现过的记录,正是它们使巨人得以以一种幽灵般的形态循环复现。但是,巨人的全貌已然消泯,想再度认识历史只能靠盲人摸象。
其中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象征,一个是骨头,一个是被展览的阴茎。这也是本片标题三个图标中的后两个。
阴茎的含义在精神分析学派的反复讨论中早已被大家熟知。菲勒斯(即勃起的男性生殖器的图腾)作为一套象征秩序,代表了习俗、机构、法律、道德、规范、实践、仪式、传统等等文化社会和语言领域的事物。而巨人的阴茎无疑代表了历史和过去的旧秩序。这套秩序已经过时,因此被后人放在橱窗里展览,恰如今天的各类历史博物馆里,文物丧失了其功能性,而被降维成为观看的对象——或曰,一种景观。
有意思的是文本里强调的“被误认为是鲸鱼的阴茎”,说明历史的存在已经被误读甚至遗忘,替换为一套新的神话——鲸鱼本身也是一个常见的母题,在很多语境中跟旧约里的利维坦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这套神话是无意的误读,还是有意地用于服务某种意识形态(比如为了某种集体主义的目的而改写历史)呢?我们不得而知。在这里,与很多观众的理解可能不同,“巨人”和“鲸鱼”并不是同义转喻的关系。
从叙事上可以得知,“鲸鱼”是对“巨人”作为真实历史的遮蔽。“鲸鱼说”与“巨人说”看似相差无几,都是在对菲勒斯的来历进行溯源,其背后所代表的历史叙事却全然不同。在《约伯记》中,利维坦是被风暴之神阿达德击败的原始怪物。对应到更加世俗化的形象“鲸鱼”上,所代表的也是一个入侵的“他者”形象,是应当被正义者屠杀的。
“巨人”则不同。“巨人”在影片里是以最完美的人类英雄形象现身的,它所勾连的恰恰就是正义本身。将英雄的阴茎放在马戏团的猎奇博物馆里展览——我们似乎可以从旁白平静的叙述中读出一丝反讽,但更多的是对新旧秩序交替的感叹。在旧秩序中,巨人的现身无疑是一种神迹,是对神话的印证,但当人们步入新的时代、投身于新的秩序之中(比如科学主义、资本主义等),巨人则被降格为一种奇观,人们短暂的目光停留并不会让现有的秩序颠覆。无论是“英雄”还是“他者”,都在历史的流动中变得不值一提。
影片中,巨人的骨骼成为了记忆的表征。更准确地说,骨骼图像所承载着的是人们对历史的集体记忆。
在与弟子斯蒂格勒的对谈中,德里达提到,“为幽灵所萦绕的就是记忆起那种我们在当下之中从未经历过的东西,记忆起那种本质上绝不会具有在场形式的东西。”意思是说,我们的感觉和认识是有限的,我们无法通过自己有限的感觉,穿透过去与现在的绝对隔膜,来捕捉那个业已逝去的过去。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用于记忆的技术来担任过去和现在的中介。
在古代,这种技术被神秘化,通过神祇的力量让让我们穿透过去,使历史的幽灵显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神话也是这样一种中介:神话的目的并不在于对过去进行准确描述,而是提供一个承载记忆的框架——即施特劳斯所说的“闭锁的系统”——作为基础,来面对当下现实。
在现代,神话被图像这种看似更加客观的记忆技术取代。图像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担负着储存记忆的功能,也在重构着我们的记忆。一方面,当我们观看图像时,与图像相关联的历史会自动向我们敞开;另一方面,我们的记忆也会依据图像进行想象性的再生——用德勒兹的话来说,我们面对过去的任何时刻,都是基于主体在此时此刻的重建。
(the bones) better convey the essence of the giant's magnificence than my last memories of his bloated appendages
那些骨头比我对他浮肿四肢的最后记忆,更有力地传达着巨人宏伟形态的本质
这句话印证了时间的作用让记忆最终显现,而图像也在对记忆进行更加鲜明的一次重构。“我”身处历史之中时,亲历、观看和感受到的记忆反而是无力的、有限的,是夹杂着个人情绪和观感的。时过境迁之后,当我看到巨人的骨头时,过去的记忆逐渐浮现,与当下的所见结合重构,“我”才更加清晰地看清其宏伟形态。那些承载着记忆的骨骼遗落在城镇的各个角落,被展示、悬挂,但又不像阴茎那样以一种奇观的样貌被凝望。它们随时等待着被看到,通过“看”的仪式,向历史敞开,开启通向过去记忆的可能。
最终,历史成为了过去,而这些骨头将“我”对巨人的记忆,从其幽灵般的命运中解放出来。
前面两部分介绍了“巨人”是如何从前历史中来、其死亡又是如何成为历史本身的。在这一部分,我尝试把巨人放在一个已有的神话系统之中,来对这个故事进行更进一步的解读。
前文提到,影片中的“我”自述说,最令人着迷的不是巨人庞大的体格,而是他“绝对存在”这个事实。这一表述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巨人的现身是某种带有神秘学色彩的秩序在现实中的映照,即一次神迹。我姑且把它带入到犹太教的世界观中,引入在西方思想界被广为探讨的“弥赛亚时间”这一概念。
在犹太教中,弥赛亚是受上帝指派的救世主。犹太教中的一个神秘教派,以保罗书为基础发展成为基督教,并主张耶稣就是弥赛亚,但犹太教信徒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在犹太教的时间观里,弥赛亚的到来是一个兼具救赎性与灭世性的时刻,他降临的那一刻即是时间的终结。因此,本雅明把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一种世俗的弥赛亚主义,认为马克思所描绘的“无阶级社会”具有同样的“普遍救赎”性,以及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毁灭作用。
诚然,这里的“弥赛亚时刻”是一种比喻,泛指一切随时降临的救赎/毁灭的时刻。德里达在更加世俗化的层面上讨论这一概念,强调的不是“救世主”,而是“他者的来临”这一运动过程:“另一个绝对的不可预知、具有独特性且代表正义的到来者即将到来。”在这个即将来临却尚未到来的时间里,每一个时刻都向一种新的可能性开放,向历史的幽灵开放,也向不具实名的他者开放。
影片中,巨人的出现为“我”敲响了这样一记警钟,即当下的生活并不是永续的,它有可能随时面临着秩序的瓦解。巨人不仅仅是一具尸体,更是一句救世主的号召,是关于变革的弥赛亚式的承诺。因此,影片中的“我”为巨人尸体所遭受的折磨感到痛心,并反复强调,“无论如何,巨人对我来说仍然活着”,甚至“比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要有活力”、“在我眼里,巨人还活着。我经常梦到他复活。一个巨物大步穿过小镇的街道,在他返回海洋之前,收集自己的各块碎片”。“我”时刻期待着巨人的复活,期待着弥赛亚的降临,一如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季米尔执着地等待着戈多的到来,却不知其何时到来。
德里达认为,弥赛亚降临是一个“真正的事件”,而真正的事件属于在场的历史,以幽灵承诺的形式出现,不必再东躲西藏。所以,巨人要“大步穿过小镇的街道,收集自己的各块碎片”——幽灵消失的时刻,正是历史终结的时刻。
但是,直到影片的最后,巨人的复活都未曾到来。影片结束在历史抵达终点之前剩余的时间里。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将这段剩余的时间称为“弥赛亚时间”,它既不是终点也不是未来,而是从当下(“现在”,the present)走到终点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弥赛亚并非“终将到来”,而是“随时都会到来”——不是“未来的某个时刻”,而是“现在随时发生”。
这种“随时发生”为生活在弥赛亚时间中的人带来了紧迫感和可收缩的张力,使得他们积极地捕捉时间,准备迎接弥赛亚的随时到来。而其他人——比如影片中或冷漠或猎奇的旁观者——则依然周而复始地被困在均质化的线性时间中,满足地过着一种机械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令“我”感到厌倦。在望着巨人疲惫无助的面庞时,“我”忽然意识到,为何要逃离那种线性的时间,为何非如此不可——
《当神话变成了历史》,【法】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杨德睿译。
评论区
共 4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