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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来自读库与我们的约稿。在文章的上半部分（点击这里跳转）我们回顾了“奥斯曼的巴黎”和“摩西的纽约”，并对二者进行了一些关联和对照。在文章的下半部分，我们探讨的核心从“改造”转移到“反叛”。
首先，我们回顾了《黑镜》一个剧集中的寓言意义，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为何在纽约这样的先进资本主义系统中，反叛变得像是一场游戏或者表演，它无法本质上推翻或者改变系统的框架和规则，只是增加了多样性。
04 系统中无效的反叛
04 系统中无效的反叛
对场地文化语境的忽视，或许从一开始也就注定了摩西对纽约的愿景存在偏颇。如果说他想要套用奥斯曼改造巴黎的手段，那么摩西忽略或者拒绝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纽约和巴黎本质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这个区别是地理上的，更是时间上的。摩西想要追随奥斯曼，但发生在十九世纪巴黎的事情不能直接套用到二十世纪的纽约。统治纽约的不是一个集权政府，而是一个先进资本主义的系统，而后者的终极形态或许并不是他想象中那个“完美有序的现代城市”。
此处，英剧《黑镜》（Black Mirror）的第一季第二集《一千五百万的价值》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寓言。这个反乌托邦的科幻故事为我们展示，在一个无法出逃的系统中，反叛是如何失效的。
剧集中虚构的未来世界里，居民生活在一个个被屏幕包围的小隔间当中，互相孤立。他们每天通过骑一个类似于健身自行车的器械来获取积分（“merits”）。积分是这个世界流动的货币，可以用来购买食物、牙膏等等生活必需品，也可以用来购买屏幕上的娱乐产品和电视节目，甚至当居民想要跳过一些吵闹或粗俗的广告，他们也必须支付一定量的积分。
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就处在这个“生产（踩自行车）-消费（吃喝娱乐）”的持续循环当中。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方法，或者说唯一的上升途径，是积攒一千五百万积分，换取一次参加“达人秀”的机会。在三位评委面前，如果表演足够精彩，参赛者有可能成为歌手、演员，完成“阶级的跃升”。
故事的主人公在看透了节目的虚假，深刻理解了这个积分世界对人心智的操控以后，努力积攒了一千五百万积分，以达人秀参赛选手的身份，站在了可以被看见和听见的公众舞台上。在舞台上，评委前，他以自杀作为要挟，歇斯底里地揭发了这个系统的黑暗，控告了屏幕世界，甚至评委们对人的控制、欺骗和压迫。整个剧集在此处来到了它的高潮。
很有趣的是，在主人公充满血泪的演讲以后，我们并没有看见任何有意义的对抗——居民们并没有同仇敌忾，联合起来罢工和抗议，而更重要的是，评委甚至并未因为他愤怒的指责而感到冒犯，也并未与他争吵，试图回应他的不满，或者与他的观点进行对话。他们对主人公的一席话致以掌声，并称其为他们“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见到的，最好的表演”。
这也正是主人公最后的结局，他充满激情的反叛成为了一档系列节目。他对系统的批判一贯精确有力，人们透过屏幕，点头赞同着他说的话，但这个积分系统、屏幕世界运作的方式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上的变化，只是又多出了一档可供观看的节目。规则不变，多样性增加了。
想要有效反对和攻击一个东西，主体必须要在一定程度上处在它的外部。这也是大概为什么这一《黑镜》剧集的导演要将所有情节安排在室内空间中，似乎这个世界不存在外界和自然界。在这里，城市本身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内部”，所有人都在这个腔体中，无法居于其外，获得一种遥远、客观而独立的视角。
这个寓言式的剧情向我们展示了资本系统中的反叛如何变得无效。主人公仿佛酝酿了全身力气，挥出一记重拳，却在此时发现对手消失了。掌声的出现使得舞台上的“反抗者”无比困惑，因为每个人都成了朋友、支持者，他无法再有效辨认谁是压迫者，谁是应该对抗的对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故事看到，资本系统并不惧怕反叛，因为它可以很好地将后者吸收为自己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纽约的故事。
05 资本、空间与反叛的循环
05 资本、空间与反叛的循环
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所写的《癫狂的纽约》一书提供了对纽约精妙的解读。书中，库哈斯将纽约比作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和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不可思议的混合体——一边是现代主义自上而下的规则，一边是超现实主义片段式的狂想。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库哈斯的解读：首先，相比巴黎在改造之前混乱的路网，早在1811年，纽约就选择了最为快捷、最为功利主义、毫无装饰意义的方格网规划——“现代主义自上而下的规则”。不过，这个城市绝没有在规则的方格网路网的约束下失去形态的多样性，相反，曼哈顿的核心正是“有秩序的混乱”——在规则的网格里，混乱的价值可以被最大程度地挖掘。
如果说其他城市只有一个地标，那么纽约有些疯狂，因为曼哈顿的建筑都有地标的意义。纽约就像是一个康尼岛（Coney Island）游乐园的放大版，一个奇观集合的万花筒。纽约或许不再需要秩序来抵抗混乱，因为它已经制造出承载混乱的机制。癫狂的事物不会伤害纽约，相反，越是癫狂的，就越纽约。在规整的街区，地产商的私人利益会驱使他们为纽约塑造最疯狂、最炫目的形态。在街区的摩天大楼，你可以同时拥有露天泳池、电影院、酒店客房、各个菜系的餐厅、健身房、会议室、二十六部电梯，这种纵向堆叠的感受塑造了新的大都市。
在大众文化（mass culture）、拥堵文化（culture of congestion）的时代，建筑奇观、出格的造型、夸张的生活方式成为资本钟爱的对象。比起奥斯曼的巴黎，纽约实际上已经塑造了一种更加“先进“的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不再惧怕混乱和反对，成为消费“混乱”的机器。换句话说，在改造后有序的巴黎，反抗的表现形式是制造混乱；那么在纽约，混乱不再是反抗的象征，可以被很好地吸收进系统当中。
06 产生连接与割裂的公共空间
06 产生连接与割裂的公共空间
除“资本-空间”的关系，“空间-反叛”二者也有复杂的互文关系。我们不妨在这里重新审视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当城市公共空间中发生反叛，民众争取的是什么，反对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事关住房、医疗、教育、公共设施或其他，无论群体是女性、少数族裔或城市的边缘人，总的来说，民众争取的是列斐伏尔笔下所谓“接近城市的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不被排除在城市生活的质量与福利之外的权利。他们反对的是受压迫、受排挤的身份，反对不平等、不公正、无法出声的空间。进一步，大卫·哈维将“城市权利”的含义扩展为“民众可以按照自身期望改变和改造城市的集体权利”。
第二，这些反叛发生在什么样的空间？不仅是巴黎和纽约，在现代城市，每当民众自下而上地表达反对意见，无论其诉求或手段温和或者激进，这些事件发生的地点总是在城市的公共空间。民众聚集在公园、广场、大桥、公路、街道、机场甚至购物中心，他们抗议、示威和游行，警察驱散不去。2020年，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美国全国性的抗议甚至暴乱，这些对警察缺乏限制的暴力和种族权利抗争的声音，表达在三藩市的金门大桥、华盛顿特区的第16街、纽约的布鲁克林大桥、休斯顿的288号国道、明尼阿波利斯的94号州际公路等。
在建筑学院内，对“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的研究可以分为许多不同流派。在政治哲学领域内部，对“公共领域”（public realm）的定义也会因选择不同的学者和学派而有所差异。但比较简化和概括性地来讲，建筑学一般将“公共空间”理解为一个“由公众拥有，对公众开放，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并享有，并不被收取任何费用的空间”。它强调一块土地的所有权（ownership）、可达性（accessibility）以及非盈利（non-profit）的持续状态。而政治哲学将“公共领域”理解为“独立于国家，由作为私人的公民来到一起形成公众，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并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这强调一种过程，强调言说、行动的可能性。
这两个概念有很多交叉之处，但本质很不相同。“公共空间”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是一个大地上的位置，“公共领域”却并不一定，它可以是非实体或虚拟的。许多学者也将报纸或者现在的网络空间视作有潜力的公共领域。对于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来讲，声音和意见的汇聚、言论发表和辩论的场域即是公共领域，无须实存的空间。政治理论学者汉娜·阿伦特也曾在其著作《人的境况》中援引这句话：“是雅典人，而非雅典，构成了城邦。”
可以说，在抗议游行活动这种特殊场合下，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两个概念似乎重合——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回答第三个问题：为什么反叛总是发生在城市的公共空间？
当公共空间出现抗议或其他反对活动，政治声音在可见和可达的实际空间中找到依附。阿伦特用“显现空间”（space of appearance）一词来说明人们共同行动的概念。当人们想要表达不满、呼吁改变，这些声音只有在公开场所才能有最大的“公开性”，被更多的人看到和听到。在理想状态下，公共空间成为一个充满光亮的地方，人们摇动旗帜，喊出口号，让不公正和不平等的现实被更多人意识到，让那些不合法、不道德、关在门背后进行的事情走出被遮蔽的状态，一展全貌。
可以说，在公共空间，也唯有在公共空间，市民最好地实现了自己的权利。阿伦特辨析了权力（power）与强力（force）及体力（strength）的差别，强调权力是一种“潜在”的属性。权力不是一直都在，也不是一成不变，只有人们从深宅内部走向集合的广场，共同行动，权力才会生发出来。 对于公共空间中的抗议活动，休斯顿的城市理论学者凯尔·谢尔顿（Kyle Shelton）还用“基础设施公民权”（infrastructural citizenship）来描述发生在交通运输场所的情况。
从词源上来看，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一词由“infra-”（在……之间）和“structure”（结构）组成。可以说，城市的基础设施即是那些“在……之间的结构”。大桥、高速公路、铁道、隧洞以至于下水道都是我们熟知的基础设施，它们处在一座座独立的建筑——特别是私人住宅——之间，就像是一座座孤岛之间的海洋，细胞之间的组织液，起到连接和联系的作用。一方面，这种连接是功能上的。有了它们，市民才能通勤和通信，住宅才能通上水、电、气。另一方面，这种连接也是政治和文化上的。城市汇聚了陌生的个体，正是因为有了那些“处在中间的结构”，人们才能认识对方，相遇、邂逅、交流、沟通、讨论甚至争吵，作为私人的个体才能凑在一起，形成共同体，发出声音，表达意见。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政治运动所选取的空间也具有强烈的自我指向的象征意义。虽然公共设施在名义上为所有市民建设，由所有市民分享使用，意图加强市民之间的联系，但是它从立项到完成的过程却总是不平等，以至于最后的结果反而是加重了城市在某些方面的割裂和分歧，正如奥斯曼的巴黎与摩西的纽约。
在“乔治·弗洛伊德之死”所掀起的抗争中，不少社群走上国道或州际公路——这些公路一开始的建设也拆除、分裂并破坏了许多黑人或者低收入社群的城市生活，它们本身就是不公正的象征。在另外的一些美国城市，人们用巨大的字母覆盖城市道路，用色彩艳丽、风格嘻哈的涂鸦喷涂城市的公共设施，这些举动意味着作为公民的市民正在试图占领，或者说夺回资本侵蚀下逐渐变得私有化的公共空间，重申作为城市主人的地位。
07 “公共人的衰落”
07 “公共人的衰落”
对许多大学者来说，至少在西方城市，资本主义是城市空间不平等与不公正的根源。在这个基础上，关于城市公共空间与反叛的关系，第四个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考虑：这些反叛还有效吗？政治与建筑意义上重合的公共空间还存在吗？
十九世纪的巴黎尚且是一个政治的城市，当时的政治运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在近两百年间，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曼时期的巴黎，反叛算是有结果的——它至少推翻了某个东西。但统治二十世纪纽约的不是政治力量，而是已经成熟的资本主义。这些反叛无疾而终，因为政治范畴中存在斗争与对抗，但纽约的资本主义系统吸纳了混乱和反对，永远屹立不倒。在此语境下的反叛变成了一场“没有尽头，不知道对手到底是谁的无效斗争”。
简·雅各布斯反对摩西自上而下决定城市形态的故事，在政治意义上，她的反叛是行之有效的。但现在再去看当时那些纽约的社会运动家们保护下来的格林威治村、SOHO和小意大利街区，我们会发现，早已不复从前——这些区域已经成为最时髦、最闪亮的地方，过去的城市居民承受不了居住在此的成本，取而代之的是为投资准备的高档住宅。
在这种悄无声息地士绅化中，反叛很难找到发声的场所和时机。曼哈顿“迪斯尼式”的公共空间消解了反抗的力量。时代广场是一个狂欢和庆典的公共空间，是旅游的最佳去处，但它恰恰不是政治的。2011年，纽约也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民众试图抵抗资本的不正义，索要市民在公共空间的应有权利。但是十年之后回顾，“占领华尔街”运动什么也没有推翻，什么也没有取缔。没有出现新的银行体系或者商业法规，没有金融巨鳄被送进监狱，高管的薪酬没有改变，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依然没有改善。反对资本主义的哭诉在癫狂的纽约就像是一滴水无声地汇入了大海。
在现代都市中，抗议似乎越来越难以成为行之有效的方式。大卫·哈维认为，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建造已经成了提供就业岗位，创造GDP，或者脱离金融危机的方式，这种方式是极其危险的。对他来说，现在任何城市建设、城市更新本质上都是资本行为，它仍然会不停制造更多不平等。或许，“停止”和“维护”是一种更好的“反抗”，毕竟资本的本质在于增长，而它的反面则是停滞。
对于现代城市来说，古典意义上的那个属于政治的、崇高的公共空间已经衰落了。意大利建筑师与政治哲学学者皮埃尔·维托里奥·奥雷利（Pier Vittorio Aureli）在著作《走向绝对建筑》（Towards an Absolute Architecture）里的语句可以很好地为文章作结：
我们可以说，城镇化的概念预示着“经济”替代了“政治”成为统治着城市发展的根基，以至于今天我们有理由——甚至毫不奇怪地——不应该再问是什么样的政治力量在统治我们，而应当问，我们根本上还是不是在被政治力量统治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否生活在一个基于经济的极权主义管理过程中，不论是独裁、民主或是战争，这些公共治理的不同政治模式都成为了经济的某种手段。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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