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几点钟了？”——《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一部披着悬疑片外皮的家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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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在电影市场被好莱坞三段式影片和漫威超英主题公园式的影片几乎抢占殆尽的背景下，有人不卑不亢地交出了一部内核古朴的文艺长片：《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该片由导演佛罗莱恩·泽勒的同名舞台剧改编，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同名角色。
电影的故事内核并不复杂：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下文简称为AD）的老人安东尼在晚年受疾病影响，在妄想中，把过去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回忆进行了拼接，最终陷入到空间与时间相消弭带来的痛苦中。他无法适应丢失记忆能力和自理能力的自己，将自己的公寓、女儿的公寓、养老院三者的空间相混淆，构建了一个脑中的空间。
虽然这些年有关AD主题的电影并不鲜见，但该片却凭借其出彩之处于同类型片中脱颖而出：这是一部披着悬疑片外皮的家庭片。
代入感下的悬疑、共情与反思
本片营造出的悬疑感，来自于主角安东尼遭遇的种种逻辑矛盾，即叙事主体遭遇的矛盾：不断变化的房间布局、神秘出现的人物与他们前后矛盾的话语、时间上的循环与重复。而关于这些内容，导演实则在电影的开篇就给出了提示：声画的分离。
通过女主人公安东尼的女儿安妮匆匆的形色、令人紧张的小提琴曲、安东尼宛如迷宫般的公寓走廊，导演试图让观众产生这样的疑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而随着跟随女主的视角落定，我们发现的是安东尼摘下他的耳机，提琴的声音消失——原来，我们在开头便被代入了主角的听觉感官，这似乎暗示了我们在影片中的视角会具有角色的主观性。

影片的展开基本通过安东尼的视角。影片中每一处核心的剧情发展基本都有安东尼的主观视角。在每一件不可能的时间发生时，安东尼的主观镜头、全景镜头或中景镜头基本都有出现。在故事的情节重复与不合逻辑中，观众开始怀疑安东尼视角的可靠性与整个故事的可靠性。

但该片在故事的信息量与故事的情感表达中找到了平衡，从而克服了叙述主体为“不可靠叙述者”的电影[1]可能导致的解构。只使用单一的内聚焦叙事不能持续地推进影片情节的发展，否则我们将和安东尼一同迷失在错乱的记忆中。
电影因此在近结尾处使用了旁观相对全知的视角，使得先前“拼图”般的故事形成联系，收束了叙事的维度。前者贡献了影片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后者保证了故事主线的唯一解释并给予了叙事足够的信息量。最终，在影片的结尾，故事脱离了他的单一视点的局限。
此时观众明确了安东尼视角的不可靠性，我们从与他共情的慌乱、疑惑与恐惧中抽身，得以审视角色：安东尼这样的AD患者到底是我们口中的失去感官控制的“痴呆”，还是在记忆与身体机能的混乱中艰难度日的病人？导演的布局下，结尾时角色与观众的信息差让我们的状态从观看斯坦尼斯式戏剧时的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转为观看布莱希特式戏剧时批判性的思考。
无姓之人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影片中悬疑的氛围，也产生于不合理的时空顺序与角色精湛的斯坦尼斯式表演之间的反差。
首先是霍普金斯饰演的安东尼，这一角色的背景信息除了片中的相关的表演外，几乎全部依赖于电影开篇的布景细节：公寓中的钢琴、高档的威士忌、昂贵的音乐播放器。这些物品从侧面刻画出了安东尼过往对生活的态度，即热爱生活。而这些，也与他在影片后半段成为忘记自我名字的“无姓之人”的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被疾病摧毁了生活的尊严。该片中，霍普金斯贡献了兼具克制与层次感的演出。据称“每句台词练200遍”且有小金人背书的霍普金斯在片中的所有行为无一是多余的，他紧张时拂过眼皮的手指、面对生人眼中的疑惑、重复且笃定的某些台词，都是完美契合角色本身定位的。导演在拍摄时将主角的姓名与演员进行了混淆（霍普金斯的全名为安东尼·霍普金斯），进一步抹去了演员和角色之间模糊的差异，削弱了演员和角色、观众和角色的距离感。
同样奥利维亚·科曼也无愧过往荣誉。她在影片中饰演的安妮是安东尼的女儿，对父亲怀有复杂的情感。她在对父亲的关心中压抑着自我的需求。在她的动作与表情中，热情与疲惫、开心与无措、决心与迷惘交替显现。科曼在显现的表情与动作中体现了上述状态的前者，而在不经意间的潜表情中流露出了后者。这让观众更加相信银幕中的世界，构建了殿堂级斯坦尼斯式表演的示范：富有戏剧性而无舞台的生疏感。
而片中其余的角色，虽然在安东尼眼中都成了被混淆了名字和面容的无姓之人，但他们在影片中面对安东尼看似合理实则蛮横的行为所表现的错愕、烦躁、愧疚亦或麻木，在为影片营造悬念氛围的同时也保证了故事的现实性。在此碍于篇幅不再赘述。
锚点偶现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全片呈现出悬疑片的基调，变幻的人脸、悄然生变的房间布局、非线性甚至重复循环的叙事时常让观众产生混乱感和无措感。这样的安排对影片的结构有利有弊，它“使结构承担风险而且也给结构带来光彩”[2]为了巩固故事的稳定性，导演在故事中植入少量的提示（或者说标记用的锚点），让观众在中不至于彻底迷失。
手表，作为全片重要的道具，既是故事推进所需，更是故事内核的暗示。安东尼把手表视若珍宝，不惜与女儿争论、责怪无辜的护工。但健忘的他却最终找不到自己的表，正如患病的他失去了对生活中时间的掌控。“我有两块手表，我一直有两块。一块戴在手腕上，另一块在我脑子里。”AD让他失去了聪慧和自尊，迷失了时间，失去了“两块表”。他总是问：“现在几点了？”既是他作为老人与他人搭话的技巧，同时也暗示了他不断丢失了时间的概念。

门，分隔房间。影片中的房间绝非单纯的“物性空间”，而近乎于“叙事空间”。AD使安东尼的记忆破碎，而他只能用门来分隔它们的不合理之处。影片中确定存在的女儿公寓，父亲公寓和疗养院房间被安东尼的大脑整合成了相同的结构，引发了片中部分的悬疑要素。片中数量超常的门，在限制了观众视野的同时，也借助对观众视觉的吸引，削弱了角色在画面中的表现力度，加深表现了角色的脆弱，如安东尼视角下无措的女儿安妮，结尾处护工视角下病情加深的安东尼。
同时，人们所处的空间通常与其社会地位、资源占有、所持权利成正比[3]。安东尼在故事中遭受了“陌生人”对其个人空间的“入侵”与门对空间的分割，最终使他的空间从一人独居的公寓缩小为疗养院的一间病房，个人地位也被确立为无法自理意识模糊的病人。此外，如安妮在影片中的情绪也时常通过在同画面中的窗来暗示，在此不做赘述。

角色服装、房屋装饰与色调等要素，既是影片美术风格的体现，也是为观众理解影片提供的线索。全片中，房间的色调基本分为棕色、蓝灰、天蓝等，父亲的着装包括了西装、毛衣、睡衣和T恤。电影中不乏大量关于房间环境的空镜头，在营造悬疑感的同时，也给了观众关注房间变化的机会。影片中，房间的色调愈发趋近冷色调，房间的装饰愈发简单或出现变化，安东尼的着装从繁至简，无不侧面刻画出安东尼记忆的恶化与他逐渐丧失生活主动权的状态。
安东尼作为AD患者，产生的视空间技能损害让他的记忆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保持线性。如果说，别人的记忆是一片溪水，他的记忆则变成了缠绕的线团。人对事物的联系具有主动创造性。在时间、空间的混乱中，观众和角色一并产生了混乱与无措。在终极提示揭晓后，角色从无知的痛苦陷入到了深层的痛苦，而影片上述的暗示与提示也避免了在所观看故事被解构时观众所产生的被戏弄感，而是进入了导演创作之初便意图引发的从私人性到社会性的思考中。
结语
在写完这篇影评后，才得知该片导演泽勒的新作《儿子》杀青。在目前导演们习惯将目光聚焦于大事件的创作环境下，总需要有人关注大时代下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希望泽勒导演的舞台剧三部曲《父亲》、《妻子》、《儿子》能都在电影化后取得不错的成绩。越是私人的，或许也越是世界的。许多人无法成为历史洪流中的那些大人物，但他们总会成为别人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他们所遭遇的困境，需要的不只是私人化的关怀，更需要社会层面的理解。
参考文献：
[1] [加]安德烈·戈德罗，[法]弗朗索瓦·若斯特著 . 刘云舟译 . 《什么是电影  叙事学》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法］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张寅德编《叙述学研究》，  张寅德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中] 张欣 电影《寄生虫》的空间叙事功能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