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淳朴的雏见泽：谈《寒蝉鸣泣之时》中的乡村意象（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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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以推理进入乡村
神话：鬼隐的本质
《寒蝉鸣泣之时》的第一个篇章即「鬼隐篇」，该篇章详细描述了主角前原圭一遭遇「鬼隐」的过程。虽然这个篇章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鬼隐」是什么，但观众仍然是一头雾水。这时，我们不妨回到横沟正史的文本：
金田一耕助默不作声地思考了一会儿，眼中流露出阴郁的目光，点了点头说道：「没错，警部先生，您说得很对。可是……也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这话的意思是……」 
「这个案子，如果真的像表面所分析的那样，是一个深度迷信的疯癫之人犯下的罪行，那么的确有可能如您所言。可是……」 
「可是什么？」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那么凶手的手法也未免太过巧妙了。就一个迷信之徒而言，这些案件都太过微妙，让人禁不住怀疑是否还有别的动机……」 
「这样啊。」 矶川警部一字一句地说道，「也就是说，你的看法是，表面上伪装成迷信导致的犯罪，实际上暗藏其他动机，那才是凶手真正的目的所在，是吗？」 
「是的，是的。虽说八墓村迷信思想很严重，但这些案子也未免巧合得有些离谱。」  
「可是，凶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 （《八墓村》）
横沟正史在《八墓村》中构建了一个迷信杀人的案件。而在这个案件中，所谓的「迷信」不仅仅被当作一种动机来看待，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搅动乡村的力量。在《八墓村》中，横沟正史勾勒了一系列诡谲的乡土传说。这些传说并非单纯的空穴来风，而是与村民的个体记忆和生活经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里，乡土传说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村民遭遇重大创伤之后对创伤的解释和合理化。

「八墓村」的名字就来源于该地的传说：据说尼子义久麾下的武士不能接受尼子义久对于毛利元的投降，于是八个人用马载了三千两黄金逃到了这个山村。但本来将他们藏匿起来的村民心生歹念，将武士全部杀死。而领头的村长在不久之后发疯屠杀了村民，以至于村民们认为这是他们杀死武士的冤魂的报复。最终他们立下了八块墓碑来供奉死去的武士。
但在大正年间，村长田治见家的后人再次发疯后屠杀三十余位村民后躲进深山。对于当地村民而言，这不但是历史的重演，同时也是对于地方传说的加强。当读者通过主角寺田辰弥的视角进入故事的时候，也便是在这种氛围中进入了八墓村。
实际上，仅仅就这些信息而言。我们或许可以更为轻易地得出另一种结论：假设这些事实部分都是真的，那或许仅仅是村长田治见家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遗传病，而两次砍杀村民的行为仅是偶然。而这些都与八名武士的死亡没有干系。
而这个视角也就给我们带来了对《寒蝉》中「鬼隐」概念的解读，「鬼隐」并不是指一种实在的东西，而是一种对于不可解事情的统称。在《鬼隐篇》中，前原圭一纠结过「鬼隐」的含义。「鬼隐」具体是指雏见泽此前数次连续怪死事件中总是存在一人失踪的现象。当然，当我们在后面揭开谜底的时候，会发现这些失踪者失踪的原因都并不相同。实际上任何一个在雏见泽失踪的人都可能被解释成鬼隐，而这种解释又基本与没解释一样。
那么，当雏见泽的人们在说「鬼隐」的时候，究竟在表达什么。仅从语义来说，这个词汇并未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是这个词汇又表达了怎样的情感呢？以外部人的视角来看，区分「鬼隐」和「作祟」实际上毫无必要，因为雏见泽的连续怪死事件中的所有案件都是悬案。而是否找到了尸体这件事并不值得大做文章。这也是大石藏人、富竹次郎和鹰野三四向前原圭一陈述案情的时候都没有特别对此做出区分的原因。
但是对于雏见泽的村民而言，案件中尸体没有被找到这件事，在侧面加强了御社神作祟的解释。因为不可解恰恰增加了事件的神秘性，而这种神秘性自然而然也使得村民将其归因到一个更神秘的存在——御社神之上。
但这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在《八墓村》中，村民对于田治见家曾经的主人要藏发疯杀人仍然记忆犹新，其中不乏受害者的家人。因而，当八墓村再次出现杀人案的时候，来到八墓村继承田治见家家产的寺田辰弥就成为了这种不满情绪的发泄对象，更何况寺田辰弥被认为是曾经的杀人魔鬼要藏的儿子，流淌着恶魔之血。

在相当的程度上，「传说」在人们的不断地阐释中，成为了情绪的载体。而当这一情绪积累到了一定程度，「传说」也就变成了人们行动的动因。八墓村的村民对于寺田辰弥的追杀就是由此而来。虽然这次追杀在相当程度上是有人在背后刻意挑唆，但不可否认的是，村民们本身不论是对近三十年前凶案的处理，还是对外来人进村都是有很强的不满情绪在。
「当然，那个时候亲戚被杀的人都会这么想。可是老爹，即便如此也没必要把事情闹到这个份上，对那个臭小子穷追猛打吧？不能交给那些警察老爷吗？」
吉藏冷笑了几声。「铁，你这么年轻，倒是挺相信警察啊。你给我听好了，警察是指望不上的。二十六年前，要藏那个浑蛋可是大闹了一个晚上啊！警察要是能早点赶到，死者和伤员至少会减少一半。可现实呢？那帮家伙出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要藏早就逃到山里去了。这下你知道了吧？警察做事就是这个德行。他们总是在事情平息以后不知羞耻地出现。这种人靠得住吗？要是还爱惜自己这条命，就得学着自己保护自己。」 
「可是老爹，就算不管那个臭小子，二十六年前的那件事也不一定会再次发生啊！」 
「你能打包票吗？能保证不会发生？那眼下发生的这些杀人案怎么解释？自从二十六年前出了事以来，这些年村里没发生过一起杀人案，可那个臭小子来了以后，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么多不吉利的事，这又怎么解释？那个家伙是恶魔的崽子。从我在汽车上遇见他，我就这么想。那个时候我就该一狠心把他打死。」
同样的情况我们似乎可以在同样描述日式乡村的《楢山节考》中看到。尽管这部电影中似乎展示了人在极端环境下为了生存而不断进行的理性算计，但村民一起将世代偷窃的雨屋全家活埋，与其说是一种基于理性算计下的惩罚，倒不如说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正是雨屋家不断偷窃的「小毛病」使得邻里的「小厌烦」被逐渐积累起来。

回到《寒蝉》的背景故事中，我们附着在圭一身上进入雏见泽，所面对的正是多年前对于整个村庄而言的一个创伤性事件——大坝战争。简单而言，这场事件就是在主角前原圭一进入雏见泽村之前的五六年前，雏见泽村民反对政府在雏见泽建设大坝的一系列抗争行动。圭一所面对的相当一部分就是这场创伤的遗留物。正如他第一次对雏见泽有所怀疑时所处的那座垃圾山。

垃圾山本身就可以构成一种隐喻，尤其是当城市的废弃物被丢弃进入乡村时[1]。在《寒蝉》中，垃圾山正是过去的大坝工地，它带有着很明显的都市入侵乡村的象征性。因为雏见泽本身对于大坝并没有需求，恰恰是外部的需求推动大坝的建立，但代价是雏见泽放弃自身。因而，「大坝战争」对于村民而言，不仅是在记忆中存在着，同样也以实体的方式（即「垃圾山」）。垃圾山见证了外部对于雏见泽介入的失败，但这对于雏见泽而言并非毫无代价的。事实上并没有人愿意再去理会这堆废墟，也没有人试图将废墟进行清理并建立一座纪念「抗争胜利」的纪念碑，这正是集体创痛的表现。

更重要的是，「大坝战争」是造成雏见泽这个小共同体分裂的一次事件。村民分为了对于大坝建设的「赞成派」和「反对派」。即使最后政府屈服，搁置了雏见泽的大坝建设计划，雏见泽内部的矛盾也并未完全弥合。更何况抗争过程中的「分尸事件」也为「大坝战争」抗争的正当性蒙上了一层阴影。这也是为什么《鬼隐篇》中，圭一的同伴们不愿意向圭一透露事件事情的原因。对于整个村庄而言，整件事情变成了人人明白，却又是「不可说」的状态。而垃圾山本身又作为集体的「伤疤」不断提醒着雏见泽的人们。
而当「大坝战争」胜利，大坝的反对派完全占据上风的时候，凶案在每年的棉流祭发生。与其说凶案本身使得村民恐惧，不如说正是每年发生的案件时刻在提醒着人们这样一个事实：雏见泽仍然笼罩在「大坝战争」的阴影下。
症候：「鬼」从何来？
外部都市力量的介入给雏见泽带来了创伤，而这次创伤的后遗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尽管都市的介入被挫败，但那仅仅是暂时的，乡村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溃败。如果我们知道后续剧情的话，也会明白真正的「幕后黑手」并没有真被挫败。而这个「幕后黑手」在作品中是虎视眈眈的「都市力量」的具象化。其次，大坝战争后的雏见泽，尽管维系了表面上的秩序，但是内部却极为不安定。而「鬼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携带着这种对于共同体撕裂的情绪，成为了搅动雏见泽的力量。
我们在前文中反复提及了这部故事背景在乡村的动画背后若隐若现的「都市因素」。当然，前原圭一首先就算一个，他以一个外部人的视角进入了雏见泽。而在此后在雏见泽受到了治愈，感受到了与同伴之间的羁绊。而这种羁绊事实上也是乡土社会特有的，正是圭一此前在都市所不可得的。[2]
而兴宫以及其行政机构和人员可以算是另一个来自都市的因素，具体来说就是对雏见泽具有管辖权的兴宫警察局和儿童福利司。这里的象征意义在于都市本身是行政中心，也即统治的中心。而兴宫即其影响力的延伸。也就是说，对于雏见泽而言，雏见泽自身的事务并非通过自治即可处理，同时也需要来自都市行政中心的力量去介入，同时认可这种行政力量的权威。而这种介入是较少考虑本地情况的。
更具体而言，所谓影响到雏见泽的政策和法律，许多是由千里之外的一群从未和雏见泽有任何联系的人确立的。而这些人的眼中，雏见泽不过是千千万万的平凡乡村之一，并无值得在一之处。他们有非常具体的力量可以介入雏见泽，但雏见泽则很难影响到他们。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对于雏见泽这种乡村的统治，本质上就是普遍性压倒特殊性的过程。而大坝的修筑计划，就是号称代表「普遍性利益」（即国家利益）压倒了「特殊性利益」（即地方性利益）的计划。

而来自城市的第三种因素——入江机关，则完全是「都市野心」的具象化。在这个因素中，雏见泽仅仅是作为行动的对象，是实现遥远的都市（即东京）中一些政治人物野心的工具。对于处在东京的政治人物来说，雏见泽仅仅是作为一个生化武器的研究基地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雏见泽人的命运被与他们毫无关系的、来自于遥远地方的政治野心所左右了，成为了一个庞大政治阴谋的一条小小的注脚。而在这一阴谋中，作为本地的雏见泽几无还手之力，而来自于遥远都市的力量却有着压倒性的优势。
实际上作者在描绘入江机关及其研究的「雏见泽症候群」的过程中，将这一主题描绘得非常清晰。例如在「雏见泽症候群」的研究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该病首次被发现是日本士兵突然发病，不受控制开枪，而这名士兵就是来自于雏见泽。「雏见泽症候群」被设计成一种离开雏见泽本地就会发病的疾病。而这个设计的潜在台词是，如何避免「雏见泽症候群」爆发呢？那就不要让雏见泽人卷入来自遥远的东京的政治野心，而来自东京的外部势力也不要介入雏见泽。更具体来说，作者在这件事上显然持有左翼立场，日本对于中国的入侵在作者看来正是一场为了实现东京的政治野心，发动的与雏见泽无关却要雏见泽人流血的侵略战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理解到「雏见泽症候群」 的一个面向。「雏见泽症候群」是一种风土病，其象征着雏见泽作为「本地特殊性」的一面。也就是说，雏见泽在这个意义上是独一无二的。而放弃雏见泽也是不可被接受的，雏见泽的人们也只能在雏见泽生活。

我们可以对「风土病」的两个层次进行归纳，第一个层次是「故乡是不可以被替代的」。因为这一病症本身就在论证雏见泽独一无二的价值，它是不可以被替代的。而雏见泽的人们也并不是可以随意迁移到某一个其他的乡村的。我们姑且可以将其称为「思乡病」（一种不能离开故乡的病症)。而第二个层次则可以归纳为「故乡是不可以被背叛的」，这大概就是在《寒蝉》新作中，沙都子对绘梨花「推心置腹、牵肠挂肚」所涉及的主题。

我们甚至可以粗暴地将第一个层次看作是《寒蝉》旧作表现的主题，而第二个层次则看作是《寒蝉》新作表现的主题。旧作《寒蝉》本质上是朋友们一起团结起来包围乡土的故事，而新作《寒蝉》则是朋友们分道扬镳，有人外出闯荡，有人留在故乡的故事。因而，就故事本身而言，旧作《寒蝉》面临的任务是团结雏见泽内部，并且在团结之后抵抗外敌。而新作的故事则更难讲述，因为主要的矛盾变得更加内在，同时面对的情况反而更加无力。
我们先将对「雏见泽症候群」的风土病面向放在一边，来讨论这个病症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面向。这里用来讨论的基本文本是《寒蝉 扩》。相比与上文的论述，《扩》中对于「雏见泽症候群」的设定进行了一些修改。「雏见泽症候群」不再是一种风土病，而是一种地球上几乎人人都携带的病毒。而这种病毒会影响人类的大脑，会使得宿主对相同亚种病毒的携带者更友好，对不同亚种病毒的携带者更敌视。而该病毒亚种的分布与当前的国境以及宗教的分布一致。
在这个设定中，「雏见泽症候群」变成了身份认同的具象化。人们因为相同的民族、国籍和宗教而团结在一起，又因为不同的民族、国籍和宗教而相互迫害。而人们的相互团结和相互憎恨，却是由于病毒的操纵。这一设定就在此意义上变成了对于身份认同意义的解构。
在创作者的眼中，「雏见泽症候群」无疑就是身份认同的具象化，无论是本篇中一种根植于一个特定生态环境的乡土认同，还是《扩》中追加的更普遍性的身份认同。但创作者显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复杂的，具体到故事中，《寒蝉鸣泣之时》所描述的是一种小共同体中的温情与狰狞。温情在旧作中得以展现，而狰狞则体现在新作之中。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重新审视 《寒蝉》旧作与新作。两个作品的主旨不同，但是在形式上却进行了刻意地混淆。最典型的例子是旧作中沙都子的叔父对于她的家暴，旧作以圭一以暴力将其叔父杀死，但新作中却依据传闻和猜测使得其叔父「社死」。两作中基本的事实是不同的，旧作中家暴是真实的，而新作中家暴则仅存在于传言和暗示中。

相比于旧作中沙都子叔父铁平的施暴，新作中雏见泽村民的同仇敌忾反而更加令人毛骨悚然。而在新作中圭一则又演变成了一个轻信者和煽动家的角色，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煽动村民对于铁平进行一致的敌视。
这正是其中最吊诡的地方，大坝战争之后村落中对于沙都子一家的敌意和后来对其叔父铁平的敌意其实是同构的。就如同电影《狩猎》中所展示的，一件充满着猜测和偏见的事情，却可以使得小共同体中凝聚出一致的敌意，而这种敌意由经久不散。

而在这个意义上，这正是团结的另一种形式罢了。
 未完待续，下篇：无法逃离的雏见泽 
脚注
[1]    城市和乡村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城市的整洁和文明，同时也在暗示着乡村的脏乱和野蛮。在这种二元对立下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城市「宽广整洁的柏油马路」和乡村「脏乱的外来务工者」。
[2]    这样说肯定太抽象了，但是你想一下《祟杀篇》和《罪灭篇》中杀人后同伴们甚至愿意帮助做伪证，帮助掩埋尸体转移尸体。这种行为本身非常乡土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