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对话的背后：论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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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仅包含关于《瞬息全宇宙》石头对话的剧透

伊芙琳：乔伊， 我们在哪儿？

乔伊：一个不适合生命形成的宇宙，其实大多数宇宙都是这样。

伊芙琳：真漂亮。

乔伊：是啊，你只需要坐在这里，一起都是那么…遥远。

伊芙琳：乔伊，我很抱歉搞砸了一切。

乔伊：嘘…在这里你不用担心那个，只需要好好做一块石头。

伊芙琳：我只是觉得很蠢…

乔伊：上帝啊！拜托，我们都很蠢！渺小而愚蠢，人类也就是这样了。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地球看作宇宙的中心，杀戮，折磨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直到我们发现，地球其实围着太阳转，而这个太阳也只是上万亿个太阳中的一个而已。再看现在的我们，竭尽全力处理一个宇宙中存在的事情，而天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宇宙。每一个新发现对我们都是只是一个提醒，我们到底有多么的渺小和愚蠢。而谁又知道，这个让我们觉得自己狗屎不如的这发现，又会被什么新的发现所颠覆呢？
在一堂剧作课上，老师带着读了海明威。在那之前，她简单介绍了故事背景，并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
“经历过灾难的人，会对正常生活很不适应。”
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是“迷惘的一代”的典型代表。一战过后，整个欧洲被打烂了。上帝被鞭尸，道德脆弱不堪，“意义”被另一种庞杂的否定所替代，人们在享乐与靡乱中得过且过。在《太阳照常升起》一书中，充斥着滥情与酒精的元素，在西班牙狂欢节，被牛捅死的人淹没在人群中。他有一个妻子与两个孩子。
“没有意义的，遍地都是虚无。”
看着微信里发黑的宋体字，我不知如何安慰这个17岁的男孩。他陷入了自我批判中，原因在于，他不知自己喜欢哲学有什么用处。“考试用不上”（老师）、“赚不了钱”（父母）、“很爱装逼”（同学）。他一无所有，并厌恶自己天生的喜好。在墙壁上刻字：
“我是学生，我爱学习。”

还有一个女孩，被他人的优秀搞得焦头烂额。她反复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现代文明社会，人们依旧过得不快乐。每当她上网看到身材、容貌姣好、会才艺、学历高、无拘束且点赞评论颇多的女孩时，她总在反问自己，为什么不优秀？这种焦虑逼迫她不得不脱离网络空间，只有现实才有空处允许她吸两口氧气。
“如果人生来注定是他人的注脚，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施特劳斯称虚无为“现代文明的毁灭”，往个体上寻找，每个具体的人都正处于价值迷惘的毁灭边缘。当下很少存在“榜样”，只会存在“崇拜”与“比较”对象。极端中，一些人甚至为牛顿在物理、数学与经济学领域提出的筑基式理论而感到焦虑，即便他已经死去，可他是存在过的。不像上帝，没有人会拿上帝的全知全能当作比较对象，首先因为他已经死了，其次，他根本也不存在。
人们希望世界末日到来，是因为他们知道世界末日一定不会来，所以人们以为无论自己如何“希望”，世界都不会有毁灭的可能。但总有人是行动派，在恐怖主义日益盛行的当下，一些希望打破世界原有秩序并采用极端方法的人正在摧毁我们认知的一切。而比起显性的虚无，人们不断陷入焦虑中，不断质问“意义”的存在，作出的表象是：从“丧”到“摆烂”，穿插着不间断的娱乐。

虚无主义浪潮是由个人扩散到集体，疫情在其中充当催化剂。西方曾也有过这样的危机，而世界大战与疫情的作用相同，但因为文化不同，解决方法理应也不同。在西方，从海德格尔开始，到萨特发扬光大的存在主义在战后占据里西方思想的主流。萨特提倡“个人价值”，其中较为著名的一个事例，是他对电车难题的解决。传统方法的视角都是站在旁观者下的，而萨特认为，这是决定者自己的选择，无论选择救一个人还是五个人，都与旁人无关。这不仅是要旁人尊重决定者选择的权力，同时，也要求决定者清楚自己的价值，非逃避，而是面对。但对于向来崇尚集体主义的我们来说，唯我的个人英雄是不存在的，因而在面对难题时，我们想当然认为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同样，面对虚无主义，我们也要营造一个多数人信仰的对象，来弥补崩坏的社会旧秩序的常规，例如“三纲五常”、“父权”等。这一逻辑看似没有问题，但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面对，即“如何应对‘集体中的个体’”。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后果难以想象。
安·兰德认为世界上不会存在即集体又个人的社会制度，但不代表不存在即集体又个人的人。根据“复杂人”①的设定，个人问题理应比集体问题难得多，可如果个人不再复杂，转而变成同一的人，个人问题就会转换成集体问题。但同一违背人的复杂，因而会产生很多对立矛盾，例如思想匮乏。对两个人进行对比分析，由于他们从DNA到生活背景变量过多，因而无论怎样做，都很难保证一定客观。但如果让两个人愚昧，那问题就会简单很多，即便他们再复杂，他们也不会表现出自己的复杂性，因而被归类为某种群像。
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这种群像往往充当背景，作为体现主旨立意的一个手段，但这只应适用于创作，而非现实。孔子说“因材施教”，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就是为了对标现实，而非虚构存在的。让人同一是毁灭性的，且是可被预见性的，必然发生在未来的毁灭，其一大后果，是虚无的诱因之一。在集体观念背景下，大到社会，小到家庭，皆是如此。虚无的一大病症在于，由于我什么都不信，所以我什么都是正确的，无知即无理。因此，人们失去了沟通的基本桥梁，陷入了封闭的症结。而大数据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症结，即无法打破个人的观念，又加深了个人观念，同时，还阻止了启蒙的到来。

还是康德，“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对于不由别人引导而运用自己的知性无能为力。”对于一些孩童，封闭的强化阻止了智慧的到来，因而他接受什么，就会反应什么。如果一个孩子被启蒙，则他会有自我判断能力，对外界劣根信息会排斥。康德认为启蒙的关键在于质疑，笛卡尔称为批判，但在此基础上，包容也很关键。由此，完成了启蒙中的理性与感性。随着社会经历越丰富，启蒙的难度就越高，反之，封闭的可能也越高，在禁锢中前行，人始终会为小事犯难。

面对虚无要重新构造一套以逻辑为核心的思想很难，尤其是在以感觉为主的文化中。朱熹同样强调启蒙的作用，他提出“开其意达其辞”，即“开导指点或阐明事理，引起对方联想并有所领悟、明白这件事的意义。”翻译所用的话是“领悟”，而不是“论证”，这就会导致感觉带来的偏差，这就是波兰尼所说的“没有客观知识，只有个人知识。”由于没有这样的传统，要想对抗虚无，就需要从感觉自身寻求办法。先做一个假设，若“爱与善良”是感觉中最不可被忽视的正确，那么是否能从这种情感中追求逻辑的道路？与上段联系，若将传统文化中的“包容”作为启蒙的一环，那是否可以重新建立对意义的信心？
确实不会存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中间的暧昧层，但并不意味着无法从个人上寻求集体。中国传统文化内核的最大价值在于，提供了个人主义之外的个人，是一个被要求责任与约束的思想。中国文化的不间断，始终建立于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上，通过不断吻合，达到润色的目的，使得中国文脉可以不间断地流传。西方人研究的世界，必须精确到洲、洋、人种，但中国研究的，只有一个世界，同一个天，同一个地。个人主义之外的个人，就可以理解为“人类都是人”，即便人是复杂的，但人的相同点（基因范畴）不会更改，他们的生存本能大体一致，不分彼此。这并不代表将人“趋同”，而是挖掘人的共性，已达到增进亲密的结果。
同时，要想保留传统文化，就先要保留精华的文化内核（精神），才能保住表象。
解决虚无难题的办法依旧是萨特式解决电车问题，不同的是，没有旁观者，所有人都是抉择者。这很难——我们心知肚明，可解决它的办法，我们也心知肚明。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选择那条正确的路，在每一次玩乐与学习的纠结中选择玩乐后将罪过抛给世界的不公与内卷，在每一次无用功的努力中筋疲力尽却不相信科学的办法会提高效率，然后继续抱怨社会。
或许我们应重新审视成功的定义，或许我们应该知道边沁的功利主义的目的不是提升社会地位而是寻求个人的幸福，但这些都只是我们，每一个渺小的具体的人微薄的选择，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寻求精英的帮助，或者，他们也应该对此有所作为。所以，这是所有人的抉择，不是紧迫的电车难题，也不会决定一生，只是一个日常的选择题，在当下不会受一点损失或得利，唯独紧张的是未来。

by 佐也.
①：“复杂人”基本观点：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求和能力，人不单是复杂的而且变动性很大;
一个人在组织内表现出来的动机模式乃是他原来的需求与外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会不断产生新的需求;
人在不同的组织或在同一组织中的不同部门，其动机的满足是会有差别的。在正式组织中不合群的，可能在非正式组织中获得社会需求及自我实现的满足;
一个人是否会感到心满意足，或愿意献身于组织，既决定于他本身的动机结构，也受到工作性质、执行工作能力，与同事之间相处状况的影响; 
人可以依自己的需要、能力，而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产生不同的反应，所以管理方式也要依时、依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