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丨中国史前2000年：良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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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正如我在文明丨中国史前2000年：总览中所提到的，中国的诞生与其他地区的国家诞生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在这史前两千年的时间中，发生了一系列的政治变革、融合、战争、合作，通过考古学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史诗篇章。而良渚，就是这部史诗当中的第一部，它的崛起、兴盛与衰落，有如其他地区文明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从中可以窥见一丝人类在这颗蔚蓝星球上历史发展的轨迹，令人感叹与唏嘘。
发现良渚
1936年3月，南京，正潜心于吴越研究的卫聚贤，偶见立法委员何遂，其当即出示3件石簇，“请卫大法师掌眼”。卫聚贤一看：“老的！”便问“何处购得？”
“杭州。”
古董商的话一般不可信，他们为了自己的生意，会保守来源地的秘密，甚至指北为南。但卫聚贤因为熟悉史地而又首创研究吴越文化之故，忽然有启发：倘若吴越之地有故事，吴越先民亦肯定有故事，吴越之地在远古倘是不毛之地，焉有吴越春秋？稍后，卫聚贤赴杭，遍访古董市场，卫大法师不仅见识了杭城古董之繁，而且购得一枚石镞一件石铲，可谓大喜过望。
当然是老的，因其制作加工故，年代当为新石器时代。可是当问到器物来源地时，古董商便开始信口开河，有说内蒙古的，有说金沙江的，有说四川的，可谓众说纷纭。倘要取信古董商只有一法，即说明自己不是古董商，卫氏以此法得一古董商指点，杭州西五公里杭县古荡是也。
卫聚贤邀约周泳先赶往古荡，当地正在修建公墓，有挖出来的各种石器，人皆视为无用之物。卫、周二位却如获至宝，经拣选后广收残整石器铲、戈、镞等30余件 。

卫聚贤对古荡遗址的发现，取了极为认真的态度，他在公墓现场所获是古物，但缺乏地层依据，决定联手西湖博物馆在古荡试掘。试掘人员中有时任西湖博物馆助理的施昕更。试掘一天的收获是，石器16件，印纹陶片3块。时在1936年5月底。
试掘收获在外行看来少得可怜，在内行看来其前瞻性意义却非同凡响：其一，何遂及卫聚贤从杭州购得之古石器，得到了出土地确认；其二，古荡试掘对良渚地区的考古工作，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施昕更对良渚地区的考古调查与试掘，正是由古荡试掘所激发。古荡的发掘催生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良渚的发现，又与何天行及施昕更两人关系密切，他们对良渚文化的发展都作了开拓性的贡献。不久，蔡元培题签的《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问世。
此后，通过对于良渚玉器的研究，良渚文化这一让世人陌生的上古遗址，才被世人所知晓，并于2019年进入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上古“经济圈”
长江流域的文明进程起步很早，这里河流广布水草丰沛，发达的天然水网虽然阻隔了陆路交通却让这片地区发展出了水路运输体系。其中以长江下游最为显著，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在个别聚落出现了财富聚集的现象，崧泽文化时期社会已经开始明显的分化，良渚文化则进入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国家文明阶段。

在距今6000~5300年前，崧泽文化就已经形成了以石器、玉器等体积小高附加值的商品生产与贸易体系，成功构建了自己坚实的经济基础，快速积累起社会财富。那些从中获得利益的优秀工商业主们，通过扩大和垄断商品交易渠道、人脉资源以及“上层交流网”，成为社会的精英即贵族，引发了社会的等级分化。因而长江流域社会分化即复杂化从崧泽文化开始，明显早于其他地区如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
仲召兵提出的“崧泽文化圈”[1]，结合张弛先生关于大溪文化和崧泽文化时期的沿长江玉石贸易圈的观点，我们可以认为“崧泽文化圈”的经济基础，就是本文化区内部首先形成的玉石商品贸易圈。
这种贸易圈和很明显的就是经济的互补性导致的，这也间接证明了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地区已经自发形成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体系，而这套体系的核心在于玉石贸易。该贸易形式从崧泽文化圈中心向周边地区辐射，即使是边缘地区商品经济也比较发达。
朔知先生指出，崧泽文化时期皖江两岸的虽然存在水稻种植现象，浮选稻谷很少，农具极少，农业可能并不发达。但是大量的砺石表明石器制造业发达，拳头产品以斧、锛、凿为主，玉器和石钺极少，除凌家滩墓地受崧泽文化的影响而属于例外[2]。可见，崧泽时期的皖江两岸作为“崧泽文化圈”的西部边地，商品经济以低端的满足砍伐、斫木石器为主打产品，与长江下游崧泽文化核心区高端的玉石器生产形成产品和市场的互补。而另一方面，农业经济欠发达的皖江两岸，更可能依赖低端的石质木作工具商品生产与贸易，换取粮食以维持生存[3]。
正如《资本论》里所说的，商品经济非常容易让财富往少数人手中聚集，形成财富聚集效应，而财富的聚集则会形成阶级的分层，崧泽文化的商品经济特征，必然对社会复杂化极致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秦岭分析认为，崧泽末期或良渚早期，社会分化主要体现在社群之间而不是在社群内部[4]。这意味着社会分工或技能群体之间的差异形成等级差异化的社群或氏族。
连云港市东山村崧泽文化最大墓葬之一M90墓主头部摆放石锥、砺石和一堆解玉砂[5]，表明东山村的“贵族”即领导层，本身原本是治玉的匠人。
这说明在长江下游地区，从崧泽文化向良渚文化过度的这个变革阶段，摄取利益形成贵族精英阶层的，正是那些掌握着手工艺技术和商品买卖权利的工商业从业者。正由于社会分工尤其是工商业社会职能分工很可能是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因此社会的分化与等级化，并不发生在氏族或部落（社群）的内部，而发生在不同社会分工或技能的氏族或部落（社群）之间。崧泽文化圈及其崧泽文化商品经济贸易圈的形成，社会工商贵族精英的出现与社会的分层形成的途径，靠自身超群的手工业技艺和商品营销技能，以商品资本捞取社会地位和政治资本。他们不仅操控远程商品交换的渠道，尽量阻止其他工贸家庭接近这些渠道，同时还尽量垄断交易舶来品的“上层交流网”[6]。崧泽文化贵族垄断的上层交流网舶来品包括象牙镯、玉料等。
信仰之城
崧泽文化末期的重大社会变革，催生出一个璀璨而辉煌的文化——良渚文化。但是光靠贵族们是无法统治民众的，因为他们只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争斗，仅仅只是一盘散沙，良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地方势力，将各方势力拧成一股绳，还需要一种新的力量——信仰。

以凌家滩遗址命名的凌家滩文化主要分布于江淮地区的巢湖流域，年代约距今5600-5300年在，这一文化位于“崧泽文化圈”西边缘。虽然地处“边陲”但是他们却有着一种不可小觑的技术。可以说，是凌家滩文化与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一道把中国玉文化推向第一个高峰。
玉版与玉龟壳的组合
凌家滩玉版
玉版与玉龟壳的组合
凌家滩玉版
玉版与玉龟壳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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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家滩人创建了一套以玉钺、玉龟、玉刻纹版、玉人、玉璜、玉梳背等为核心的玉礼器系统，这一系统深深影响了当时正在处于变革中的崧泽文化，让松散的权利寻找到团结的纽带，良渚的先贤们用玉礼器系统将神权和王权绑定在了一起，形成了以玉器为表现形式的文明模式。创造出了属于良渚的辉煌时代。
通过对于良渚玉器以及玉器上刻画的纹饰分析研究，考古学家们大致还原了良渚人的信仰体系。

从I式琮瑶山M9:4玉琮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创世神话：
宇宙最初从无形的空虚中产生，首先产生出来的是天空和原始海洋（洪水），然后原始海洋即茫茫洪水中诞生了一位创世英雄神，这位英雄战胜了洪水恶龙，在洪水中创立了创世之岛即大地。一开始大地与天空可能还是合在一起的，后来良渚的这位创世英雄将大地与天空撑开。
后来，随着良渚文化宇宙观的进一步发展，大莫角山作为创世之岛、宇宙山的地位越来越神圣，越来越加强。
良渚玉琮I式圆筒形体，虽然表现了宇宙轴及其所贯穿的三界，甚至图解了开天辟地创世神话，却唯独没有宇宙山的任何表现。于是，良渚人在I式琮体上，设计加上四隅宇宙山，这就是II式玉琮，该玉琮的四角代表的是四座通往天空的神山， 牟永抗先生所谓良渚玉琮四角为“通往遥远空间的四架阶级式天梯” 。而这四座天梯上，刻画着四个带着头冠的神人，这四个神人是创世神的孩子，代表着东南西北四方，也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 良渚都城“开国之王”以后的诸王，都比附为玉琮四隅宇宙山上的“四子”，在神话系统中自诩为良渚创世英雄之王的孩子。 

是不是看着很眼熟？没错，不管是苏美尔还是埃及，都是以创世英雄或者创世神世系的孩子的身份来表示“君权神授”，权力来自于神的给予。
在苏美尔，依托于信仰，人们构建起庞大的城市，并在城市中建立起通天的塔庙。在埃及，依托于信仰，人们建立起恢宏的神庙，以及巨大的陵寝——金字塔。
而在良渚，依托于信仰，良渚人发展起强大的水利设施，构建起规模空前的堤坝体系！
领先世界的堤坝系统
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都邑，良渚城城郊总面积大约10平方公里。城内的莫角山宫庙区大约30万平方米。封闭较好的“内城”堆筑“城圈”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这里有着大量的贵族居住，考古人员在莫角山西北侧发现了王陵级的贵族墓地反山。

这座规模空前的都城有着两座可用于二分二至观测日出日落功能的祭坛，11条水利堤坝集防洪、运输、调水、灌溉诸多功能为一体。平原堤坝蓄水面积约8.5平方公里[7]。而良渚古城以北外围水利工程控制的水利总区域达52平方公里[8]。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系统，其设计理念与工程技术之先进、工程量之浩大、结构之复杂、运行管理要求组织程度之高，在五千年前都是世界领先的。

那五千年的水坝是用什么材料建成的呢？上图是一张谷口高坝区的老虎岭遗址的剖面。这个剖面展现了良渚水坝的堆筑方式和堆筑工序。
剖面显示，老虎岭水坝是由椭圆形的块状物错缝堆筑而成，这种块状物就是“草裹泥”。“草裹泥”——内部是淤泥，外部包裹了苇荻草，并用篾条（当地的芦苇杆表皮）绑扎而成，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的草袋装土类似，是良渚时期建筑土台、河堤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
河海大学对草裹泥开展过强度变形实验的研究，以现代科学的视角分析了这种工艺和堆筑方式的科学性。实验结果表明，单个草裹泥的无侧限抗压强度是淤泥的2.8倍，而错缝堆砌的草裹泥之间的纵横咬合作用可以明显提高单个草裹泥的无侧限抗压强度，是单个草裹泥的2.63倍。5000年前的良渚人在没有实验数据的支撑下，依旧达到了自然材料利用的最优解，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实践能力。
 土的大量使用支撑起了整个良渚水利系统，相关研究表明良渚水利系统的总土方量约为288万立方米，假设参与建设的人数为10000人，每3人一天完成一方土的采运和垒筑工程，每年工作日算足365天，也需要两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现有水利系统的堆筑，更何况，受到天气和农忙等因素的影响，每年实际建设的时间大大缩短，以10000人每年工作100天来算，完成现在发现的水利系统也需要连续工作8年多的时间，实际情况只会更长更复杂。
而正是这样的技术积累，使得后来大禹治水的技术路线最终成功，中国人的治水技术自良渚起就一直在精进与丰富。
市民阶层与中产阶级
从出土文物当中，可以窥见当时的良渚有着繁盛的水路商业体系，发达的工商业，技术含量极高的手工业，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绢片、麻布和丝带以及反山M23出土6件织机玉器等，表明良渚文化丝织业的发达[9]。
良渚文化农业生产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石犁、耘田器、千篰等专业化农具出现，使稻作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临平茅山遗址良渚文化稻田已达83亩、55000平方米，良渚城内莫角山南池中寺出土炭化稻米推算储量在20万公斤。而良渚城址内外均未找到水稻田，发掘者认为良渚城址可能存在粮食贡赋制度[10]。
良渚文化的农田呈现出大规模社会化管理的迹象，如茅山遗址良渚文化中晚期稻田面积大，晚期长方形地块通常1000平方米左右，更适于庄桥坟墓地出土的那种长1米以上复合犁的施展空间。茅山稻田有井和沟渠作为灌溉系统配套，田间阡陌规整，人工烧土铺垫田间道路，宽0.6~1.2米[11]，便于社会化集体耕作者的交通往来[12]。
茅山遗址农田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农业生产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茅山遗址很可能就是良渚文化稻作农业专业聚居，农田和人力投入上，规模都很大。如此社会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稻作农业生产，必然的结果就是出产大量的稻谷产品。除了向上级聚落贡赋稻谷的可能之外，更存在着粮食商品交易的可能。诸如茅山这类专业稻作聚落生产出来的多余的商品粮，很可能输送到良渚都城市场进行销售。

良渚城址内的市场，没有明确的考古资料。但是，莫角山东部山前脚陆地，且较为低平开阔，是作为市场比较理想的位置。中亚地区最初的城市是由围绕神庙的市场成长起来的。距今5600~4800年前的乌鲁克最早城市中的神庙，不仅是府库和祭祀地，而且还是剩余食物再分配的中心[13]。莫角山东坡清理了堆积大量碳化稻谷的H11灰坑[14]，也不能完全排除莫角山前脚存在粮食交易市场的可能性：大型坑里堆积的炭化稻米，是从失火的干栏式商品粮仓[7]里清理出来。
以上种种发现，无一不证明着良渚是距今5000~4600年东亚地区最大的都市，以制陶、石器、玉器、漆木器、骨器、竹编工业为重要支柱产业，卞家山码头运输的正是这些产业出产的商品。而良渚文化发达的稻作农业不仅是良渚城址及其周边聚落群存续的经济基础，而且出产的大量稻谷也是良渚城址贸易的主要商品之一。织机玉零件的随葬，表明良渚文化对丝绸纺织工业格外重视，纺织品也应是良渚城址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
而这种发达的商业社会，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良渚国家，起产生的权利结构明显迥异于北方黄河流域的权利体系，带有明显的民主政治特征，社会阶层存在一个商品经济社会特有的“商业中产阶级”。
而这种社会结构，与发达的经济碰撞出的火花，产生出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民主。
良渚的原始民主“两党政治”
张弛先生根据瑶山和反山墓地资料，分析认为良渚文化社会权力结构有可能是“不同社会控制集团之间的轮流执政或联合执政”，他认为：“如仅就目前所知的瑶山和反山来说，它们基本同时期，位于同一聚落群内，二者内部的差别多所存在。如瑶山墓葬利用祭坛为墓地，不用玉璧（论者多认为是祭祀系统不同），大多数玉器的整治有其自己的特色，地纹较繁复，‘神徽’形态在细节方面与反山者有别。因而可知，这两个集团或有不同的社会控制能力，或各自控制着不同的社会集团，或控制同一社会集团而轮流执政，聚在一起，显示出一种族联合的权力形态。[16]”

通过专家分析，我们可以得知瑶山和反山墓地并非家族墓地，而是统治良渚国家的两个不同的统治集团墓地，权可称之为“瑶山统治集团”和“反山统治集团”。
根据随葬品与两个统治集团墓地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二者对于选拔者的出身要求侧重点不同，“反山统治集团”的随葬品中多为与工商业相关的器物但墓地中无祭坛，而“瑶山统治集团” 墓地中有祭坛却不随葬象征财富的玉璧。
二者的交替统治着整个良渚，通过原始民主选举的形式来完成权力交接。“瑶山统治集团”的领导者多出身于祭司阶层，“反山统治集团”多是“商业中产阶级”的优秀劳动者。
所谓“商业中产阶级”，是梅耶（Mayer）根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商业阶级（commercial classes）模式，联系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古罗马社会实际状况，提出的有别于现代“中产阶级”的“古代中产阶级”理论概念。中产阶级是训练有素的和勤勉的劳动者，他们舒适的生活以及中等的社会地位来自于经济上的成功。只有在公平和充分民主的社会当中，才能够奖励人们的勤劳并允许他们上社会上层晋升。梅耶认为，自公元前1世纪晚段以降，罗马的商业中产阶级从经济、社会与文化上塑造了罗马的城市生活。考古遗存表明，商业中产阶级有其自身的文化表现价值观和形态，在物质文化和艺术方面对罗马文明作出了贡献。成功的艺术家和商人竭力在其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中胜出者，无不骄傲地张扬其在商贸中的根基，显然他们认为自己的商业成功与其政治地位相匹配[17]。
刘斌曾分析认为，良渚文化的领导者同时是玉器的制造者，良渚的巫师与首领具有善耕织、善木作、善治玉的特殊技能[18]。这说明良渚社会的最高领导集团成员，并不掩盖自己的作为杰出劳动者的“中产阶级”出身，反而像罗马帝国“商业中产阶级那样，在墓葬方面竭力彰显自己工商业的成功与骄傲。当然，反山墓主已经脱离了“商业中产阶级”而晋升成为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的最高统治集团成员。
良渚国家社会的统治集团成员，可以从“中产阶级”的卓越家庭中产生出来。这意味着良渚文化社会中，普通却优秀的劳动者晋升为上层社会的分子或称为领导者，往往是凭借技能优势，借助商品市场公平交易的平台，积累经济财富资本，成为成功的商人或身怀绝技的手工业者，进入“中产阶级”，再利用手中的财富谋求政治与宗教领导权，最终华丽转身晋升为统治集团成员。假如没有商品经济基础，这条由普通劳动者晋升为统治者的通道，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反山墓地很可能就是这些从“中产阶级”精英当中晋升上来的统治者的墓地。
诚然，目前我们对良渚文化商业国家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构架和轮流执政权力交接的细节尚知之甚少，不妨借鉴同样是商业国家的古罗马民主政权体制，做些推测。
古罗马的最高执政官，他们一旦被选举出来，就被纳入了几乎终身制的政府管理层，他们没有政府薪酬报偿，靠自家殷实的经济基础竞选政府管理层的官员或执政官[19]。所以他们自身是真正的或假托的（artificial）工商技能精英，以十分殷实的家庭经济实力的门槛（这道门槛很可能是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实力难以企及的），“自然”而顺理成章地将普通公民挡在进入政府管理层的门外[20]。反山墓地的墓主，可能类似古罗马的民主权力结构中的最高执政官，他们实际掌握着良渚社会完整的军权、神权、行政等管理权力，所以他们有权在死后埋入良渚神圣的祭坛，随葬象征各种权力和不同控制能力的随葬品，同时也在彰显他们出身于杰出的“商业中产阶级”（Commercial Middle Classes）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的卓越成就。相对于很可能主要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反山集团，瑶山集团因其墓地占有祭坛的特权，而很可能表明其成员主要来自传统的宗教祭司贵族集团。

两大集团之间轮流执政，执政期间的权力、权限、职能是相同。而两大统治集团之间权力轮替的组织机制或制度细节，尚有待更多的证据发现来细化。
良渚因民主政治而辉煌，也因为民主政治而衰落。
依托于商品经济的平等、民主、自由的本性而建立的原始民主国家，迅速了积聚了财富，在物质文明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后，自然带动了精神文明的发展，使得良渚在这两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我的辉煌成就。
但是民族政治本身存在着社会统治上的先天不足，在凝聚社会共识上过度依赖宗教信仰，最终导致思想僵化。学者们多认为良渚文化开始统一的神灵信仰，表现为神徽系统的统一、玉礼器系统的统一[21]。
从良渚玉器纹饰的发展上就能够看出，前期华丽细腻的装饰，到了后期却越发程式化，毫无艺术感可言，纯粹为了装饰而装饰。良渚玉器的玉器的艺术僵化，体现的是思想的日趋僵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的僵化与固化。
作为一种凝聚社会共识的手段，信仰的自然是非常有用的，可是当祭司阶层垄断了对于神的旨意的解释权，那么其信仰内部的混乱走向将会不可避免的让信仰本身走上极端。
良渚的最终衰亡
过度依赖宗教手段达成社会共识，维护社会组织的意识统一，使得祭司阶层的权力不断放大，整个社会都陷入对宗教的盲目崇拜，市民会想尽办法取悦神祇，大量社会资源被浪费在毫无意义的宗教仪式当中。中产阶级倾家荡产的供养祭司为自己家族的话事人，才能参与到政治事务当中。
社会上升通道彻底被宗教人士垄断，阶级迅速固化，那些世袭传承的贵族家族人不愿意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的游戏当中，因而将选拔标准越定越高，不让新兴贵族加入到他们的利益圈子之中。
这样便带来三个严重的潜在危机。一是宗教狂热会在人力、物力、资源和财富方面造成巨大的浪费；二个是退出商品流通领域的玉质宗教法器比重越来越大；三是整个社会的社会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跟不上，官僚体制不健全，应对天灾人祸的各种危机过于依赖宗教祈福，当祈福无效，容易引发信仰危机，社会思想混乱，社会分崩离析。
阶级的固化，使得曾经能够良好运行的民主政治，滑向了极端民主的深渊。在《毛泽东文选》中这样定义极端民主化：
极端民主化指片面强调民主，反对以集中为指导的错误思想。表现为打着民主的旗号不要组织，不要纪律，不要领导，主张自行其事。
其表现形式就是不论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只要是政敌提出的就必须去攻讦和反对，不问对错，不问是非，为了反对而反对，且多数人不可说服。大部分人都成了墙头草，谁给的好处多就支持谁。
这样的政治环境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政府毫无作为，根本执行不了任何行之有效的政令，所有行政人员都不愿意承担责任，行政效率低下，各个行政岗位大部分都被所谓的政治贵族家族所把持，制度和体制愈发僵化。
而良渚文化晚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这样一派乱象，良渚都城内外，河道淤塞无人清理，城墙上住满了人，垃圾乱倒，呈现出一派“群龙无首”的无政府状态[22]。
 最后，良渚文化商品经济高度发达，人口分繁盛，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的水平高度繁荣，是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包括森林木材、玉料、土地土壤等等，最终造成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各种资源枯竭，在良渚文化末期，非可持续发展道路走到尽头，引发一时难以修复的严重的生态危机[23]。良渚文化、国家、文明万劫不复，走向灭亡。
参考资料
[1] 仲召兵：《崧泽文化圈形成的原因及其意义》，《崧泽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6年。25~30页。
[2] 溯知：《崧泽时代的皖江两岸》，《崧泽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4），文物出版社，2016年。74~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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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秦岭：《环太湖地区史前社会结构的探索》，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5] 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10年8期。
[6] 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3期。66~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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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秦岭：《良渚文化的研究现状及相关问题》，《考古学研究》（四），科学出版社，2000年。84~89页。
[10]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考古1979~2019年》，文物出版社，2019年。131~134页。
[11] 王宁远：《从村居到王城》，杭州出版社，2013年。83~87页。
[12] 郑云飞，陈旭高，丁品：《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古稻田耕作遗迹研究》，《第四纪研究》第34卷第1期，2014年1月。85~96页。
[13] Brian M. Fagan, 1992. People of the Earth: An Introduction to World Prehistory. Seventh Edition. Lindbriar Corporation. Page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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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俞为洁：《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27~29页。
[16] 张弛：《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文物出版社，2015年。200页。
[17] Emanuel Mayer, The Ancient Middle Classes: Urban Life and Aesthetics in the Roman Empire 100 BCE-250 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3~5.
[18] 刘斌：《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浙江摄影出版社2007年，第147－157页。
[19] Leonid Grinin, Early State and Democracy. In The Early State, Its Alternatives and Analogues. ‘Uchite’ Publishing House, 2004, Pp. 446~447.
[20] Emanuel Mayer, The Ancient Middle Classes: Urban Life and Aesthetics in the Roman Empire 100 BCE-250 C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6.
[2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古城综合研究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20~43页。
[22] 何驽：《良渚文化原始民主制度崩溃原因蠡测》，《中原文化研究》2020年3期。58~61页。
[23] 陈杰：《良渚文化的古环境》，杭州出版社，2014年。147~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