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着《双点学院》，聊聊美国大学的小故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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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玛丽学院
弗吉尼亚州在建立学校方面可谓“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早在1607年，在英王詹姆斯一世的授意下，詹姆斯敦殖民地就计划建立高等学校以教育当地的野蛮人，在随后的几年中，校址和校长都已被确定了下来。然而1622年，当地印第安人对定居点的袭击与屠杀打断了这一进程，而由于英国内部的动荡，建立大学的计划直到光荣革命后才重新提上日程。
1693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的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受弗吉尼亚殖民地之托，通过游说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取得了在殖民地建立学校的委任状，北美殖民地第二所高校随之创立，威廉玛丽学院这个名字也完全彰显了它与英国王室密不可分的关系。威廉玛丽学院一开始就包含了4个部分：教授基础拉丁文的文法学院；教授大学课程的哲学学院；培养圣公会修士的神学学院；以及教化印第安人的独立学院。6名来自剑桥与牛津的老师在此任教。
对印第安人的教育受到了很多殖民地教育家和政治家的重视，究其原因，不仅有引导原住民信仰上帝的精神动力，也有调节印第安人与殖民者的关系、维护殖民地稳定的现实意义。当时的弗吉尼亚是殖民地向西的突出部，与印第安人的关系自然成为了重要的议题。然而由于缺少生源和冲突不断，独立学院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很快便寿终正寝了。
威廉玛丽学院的创办可以说是布莱尔一手促成的，他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不仅终身担任校长，还在先后两个董事会中任职。然而与哈佛、耶鲁等其他学校不同的是，他从未承担过教学任务，仅有行政职责，这也是当今大学校长的特点之一。如今，大多数美国大学的校长只需要代表学校形象和筹集资金，毫无教学经验而在商业和管理领域摸爬滚打多年的“职业校长”成为了趋势。

野心勃勃的威廉玛丽学院起初势头强劲，伴随着不断涌入的移民，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一切都是那么的有盼头。然而，布莱尔对政治生活的投入严重阻碍了学校的发展，而1705年的一场大火更是将教学楼化为白地，教师与学生数也随之锐减，整个学校站在了破产崩溃的边缘。威廉玛丽学院就在此情形下苟了十余年，通过包括课程改革和机构重组等一系列“微操作”在1727年等来了新的皇家许可状，此时原本热闹的学校只剩下了文法学院和哲学学院，分别提供四年和两年的课程。
历经劫难的学校在随后的日子里励精图治，在18世纪30年代将学生数扩展到了60余人，并且将入学年龄降至11岁。较低的入学门槛固然为学校的复兴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所有的美国大学。
御三家
哈佛、耶鲁、威廉玛丽最终成为了17世纪美国大学的御三家，我们可以将以上三所学校的共同之处归纳为以下几点：
它们都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创始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教学内容以基督教经典为核心，最重要的教学目的也是培养合格的传教士和经学家，学生的课余时间也大多在教堂和祷告中度过；
他们都面临着生源不足、师资短缺、政府干涉等诸多问题，在艰难中挣扎求生；
正是由于这一困境，这几所学校都逐渐发展出了以校长为主导的威权管理模式，教师的地位相对较低，这与欧洲的大学形成了对比和反差，而教师与管理者之间权力的游戏也是此后三百年间最重要的话题之一。
尽管这三所学校至今仍伫立在美国东海岸，但无论从教学还是管理角度来看，草创阶段的它们与今天大学都迥然不同。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随着贸易中心的转移和人口分布的改变，从纽约到费城一带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形成了新的经济中心，当地也有很多来自苏格兰或爱尔兰的长老会信徒。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一批美国大学将发轫于此，而兴建新学校的动力依然来自于狂热的宗教信仰。
 大觉醒运动
十八世纪初期，殖民地的宗教信仰越发多元化：在弗吉尼亚、纽约、马里兰等地，清教徒避之不及的英国国教成为官方信仰；新泽西的荷兰移民带来了自己的荷兰加尔文派信仰；而即使在清教徒的落脚点新英格兰，公理会和长老会的势力日益庞大。虽然各个教派之间还能维持宗教宽容，但欧洲传来的启蒙思想和殖民地日渐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却开始动摇殖民地宗教信仰的根基，一场信仰危机就在眼前。
1730年，英格兰的约翰和查尔斯卫斯理兄弟来到北美传播循道宗，呼吁重拾信仰。1737年，圣公会年轻的希望之星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踏上美洲殖民地，他凭借极具煽动性的演讲和极佳的口才吸引力在各地一批又一批忠实的信徒。即使在冬天，也有人“靠在风琴旁的栏杆上、爬到教堂的屋顶上”聆听他的布道。
在接下来几年中，怀特菲尔德游走于北美各州，并进入大学宣传信仰，多年后 ，以他为代表的“新灵光”信仰在基督教各大分支中传播开来，并引发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与怀特菲尔德激情的演说一样，新派强调虔诚的信仰与热烈的表达，这与“旧灵光”信仰格格不入，从而加速了殖民地之间的信仰分歧，也让更多的人渴望通过教育培养“新灵光”信仰的牧师。

1740年，怀特菲尔德来到了耶鲁大学并受到时任校长托马斯·克拉普（Thomas Clap）的热情接待。然而，耶鲁大学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保守派公理会色彩，所以当老派的特拉普察觉怀特菲尔德的新思想已经影响到了学生的“正统信仰”与常规生活时，他驱逐了学校中的新灵光领袖，并临时关闭了学校。学校重启后，克拉普变得愈发独断专行，从而导致众多同僚离开了耶鲁，为新学校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普林斯顿与哥伦比亚
怀特菲尔德的到来在北美殖民地产生了鲶鱼效应，在新派信仰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希望建立高等学院以培养传教士，于是乔纳森·迪金森（Jonathan Dickinson）在1745年召集了哈德逊河两岸纽约、新泽西的长老会和圣公会成员，商议成立一所新派学院。在随后的谈判中，圣公会的成员因新学校的权力分配事宜而选择了退出，开始筹备自己的学校，而留下的长老会信众则向总督提交了新学院的议案。当时的英国皇家总督与圣公会站在一起，拒绝了这一提案。然而，就在当年5月，总督因病一命呜呼，继任的总督是长老会的队友，于是就在1746年10月，新泽西学院被准许成立，这也就是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虽然离它更名为普大还有一百五十年的时间，但我们在此就以普林斯顿大学称呼它好了。
普大最早的董事会由三名来自新泽西州，一名来自纽约州的长老会修士，外加三名来自纽约的长老会信徒组成，七人中六人都毕业于耶鲁。虽然受耶鲁的影响极深，但在田内特校长的领导下，普大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比如在招收学生时不考虑学生的宗教信仰、殖民地政府与教会共同拥有话语权等，从这一点来说，普大体现出了某些公立学校的特征。不过从授课内容上看，它与耶鲁大学几乎完全一样。
毕业于耶鲁大学的乔纳森·爱德华（Jonathan Edwards）在“大觉醒”运动中凭借高超的演讲艺术和对地狱生动的描述收获了大批“粉丝”，在1758年，他被任命为普大校长，这是“大觉醒”运动影响美国大学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然而在得到任命后不久，乔纳森·爱德华就死于接种当时尚不成熟的人痘天花疫苗，没能在普大历史上留下更多的痕迹。

普大的建立刺激了圣公会和旧派长老会的信徒们，他们很快意识到了大学在培养人才和传播信仰方面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分别与纽约和费城的社会精英阶层联起手来推进新大学的建设。
在纽约，当地立法机构批准了为大学筹款的彩票， 圣公会的精英们为了压制反对的声音，迫使一些杂志停刊，同时还取得了当地荷兰归正会的支持。在他们的积极推动下，1754年7月，当地的一所大学开始正式授课，而几个月后，正式的官方文件将它命名为国王学院，1896年，这所学校搬迁了校址，并更名为哥伦比亚大学。
与普大类似，当年的哥大也不会因为不同的信仰而拒收学生，同时哥大也拥有庞大的董事会，囊括了从殖民地官员、各类教派的修士到社会精英的不同团体， 而其中根正苗红的圣公会传教士只有三人。事实上，当时的哥大背后站着的是整个纽约的精英权贵们，作为商业重镇，当地人显然更加务实，他们希望通过大学将下一代培养为兼具知识与美德的商人、律师、法官或者官员，而非满足于成为传教士，因此哥大的课程也体现出了对美德的熏陶以及与现实社会的链接。在早期哥大校园中，四分之一的学生都是学校高管的子弟，而其他人也都出自相似的社会阶层，正是这样的生源支撑了哥大远超同时代的高学费。
宾夕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立与北美殖民地“卷王”本杰明·富兰克林密不可分。我们都知道富兰克林与闪电的不解之缘，但这件事其实只是他求索生涯的一个缩影。作为出身寒微的学霸，富兰克林没有死脑筋，而是热爱科学探索且愿意与人交流思想。1727年，富兰克林创办“共读社”（Junto），后发展为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作为与友人交流思想观念的基地。
早在普林斯顿大学成立以前，富兰克林就认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并于1743年提出在费城建立一所以培养政治家和商人为目的，并以现代科学为主要授课内容的高等学校，但在当时，这样的思想在当时被认为太过超前。1749年，他又再次倡议，并终于在圣公会和长老会的共同资助下成立了费城学园（Academy of Philadelphia）。1951年，费城学院和一所此前成立的“慈善学校”（Charity School）合并成新学校，这便是宾大的前身，因此，宾大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慈善学校成立的1940年。
1753年，事情出现了转机，一位名叫威廉·史密斯的英国人来到纽约，并为当时北美的宗教与教育所触动，写下了《米兰尼亚学院》（A General Idea of the College of Mirania）一书。在书中，他假想了一个米兰尼亚学院，那里的人被分为两个阶级，上层人在学校先学习三年的文学数学哲学和科学， 再用两年时间学习演说和写作技能，同时通过研究农学与历史来运用前三年的知识。而剩下的人则在职业技术学校直接学习职业技能。

威廉史密斯的著作吸引了富兰克林的注意，于是他被邀请到费城讲学。1754年5月，在宾州殖民地创始人威廉·宾之子的支持下，富兰克林之前创办的学院被成功改组，费城学院（College of Philadelphia）挂牌成立，威廉史密斯成为第一任教务长。宾大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既不以培养教士为主要目的，也没有过多政府背景，而是由仅仅代表个人的董事会成员管理，甚至不设校长，教授的权力极大。这样的权力结构其实恰恰反映了当地贵格派的影响，因为贵格派本身就崇尚无政府主义和极端民主，甚至没有教会管理机构。
威廉·史密斯与宾大的故事并非happy ending，他本人英国圣公会的背景与学校的贵格派氛围格格不入，而他与富兰克林等董事会成员相抵牾的政见也加深了彼此的矛盾，最终在1758年，威廉·史密斯因抨击贵格会而入狱，虽然他随后很快恢复自由并娶了狱友的女儿，但政治上的分歧已经使他彻底远离了富兰克林与宾大。
与最早的三所学校相比，普大、哥大与宾大代表了新势力与新趋势。首先，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公共大学”，因为他们都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并致力于服务当地社会，而且他们的管理层也多采用集体决策的方式。其次，尽管宗教内容仍是教学的重要部分，新学校对于宗教信仰的宽容是前三所学校所缺乏的。最后，新的社会思潮使得这三所学校开始接受当时的新知识，并将现代思想与古典文化相融合，为美国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革命前夕
18世纪中期，伟大哲学家约翰洛克的学说已经经由英国人的介绍被引入了北美并最早在宾大成为授课内容。他的自由主义、对私人财产权的重视，以及对限制政府权力的论述都影响了许多学生，并为美国的独立做了理论准备。 
除了哲学之外，英语文学也在大学蓬勃开展起来。受过良好文学教育的学生们不断探索用英语写作诗歌散文和小说，形成了独特的殖民地文学，也塑造了美国文学的基础。
此外，在神学和法学都得到发展的情况下，中世界欧洲大学的另一门支柱学科医学也在北美大学中获得了一席之地。宾大首先聘请了从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教授，这样的课程安排也使宾大成为真正意义上北美第一所“大学”（university）。随后，另外几所学校也开始尝试开设相关课程并授予学生医学学士学位。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大学里的医学课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和认可，大家普遍认为医学应该是通过经验积累和传承的学科，因此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依旧盛行。在后来的一百年中，医学学生与真正的医生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而政府对于行医执照的管控也成为困扰社会和大学的重大议题。
在接下里的十几年里，罗德岛学院、王后学院和达特茅斯学院先后成立，前两所学院后来成为了布朗大学和罗格斯大学。这三所学院最初也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而且都担心新的知识会阻碍神职人员的培养，因此在学术方面，它们与前六所大学都有一定的差距。
1775年，全美预计有721名大学生，占据适龄男性白人人口的百分之一，这一比例一直维持到了下个世纪。假如你穿越回去，想成为殖民地时期的大学生，你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你要穿越到一个白人男性身上，没有做到这一点，后面的就不用考虑了。接下来，你要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这样你才能在入学前就掌握拉丁文与希腊语。你最好还要出生在学校周围五十英里的范围内，这样能有效减少上学的交通成本，也能坚定你父母送你上学的信心。提到家庭，你的父母一定至少要是中产阶级，这样才能负担学费并能接受家里流失一个壮劳力的代价。
总之，独立战争前的美国大学共有九所，用今天的名字来称呼分别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威廉玛丽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罗格斯大学以及达特茅斯学院，其中七所都是如今的常春藤盟校，缺谁谁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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