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现学出现在今和次郎和吉田谦吉在1931年出版的《考现学采集》中,是对“现代风俗或者现代世相研究所采取的态度、方法、以及工作整体。”[1]《北京跑酷》运用考现学和路上观察学的方法,是此范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透过《北京跑酷》,以另一种视角去审视我们所处的环境,了解考现学的背景和目的,同时反思考现学对当下的指导意义。
考现学(Modernology)就时间性而言与考古学(archaeology)相对,它专注于当代文化以及人的生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城市现象和生活方式的细微观察记录来审视当下生活。是一门着眼于当下,着眼于“活”着的事物的学问。
考现学起源于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今和次郎通过观察街上人们的衣食住行,注意到当时维持旧有习惯与吸收时尚的人并存这一社会现象。得益于其优秀的绘画功底,他将这些发现以速写的方式记录下来,具有民俗学的强烈特征,直观的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总体新旧交融的社会现象。
今和次郎同时也记录了大量的民居,其表达形式以绘画表达为主,在其绘画的画面中充满了人生活的细节和人的痕迹,这种场景生动性与建筑学的严谨产生了互补。另一方面今和次郎也不是单纯的场景绘画,和对社会民俗的收集一样,今和次郎在速写绘画时也体现出对诸多建筑元素的整合和分析,具有一定类型学方法论的影子。
日本的民俗学为今和次郎的考现学研究奠定了一定的方法论和学术基础。
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对今和次郎产生深远的影响,其研究领域多为妖怪志等民间传说,以民俗学的方式去研究记录,以此追溯日本传统文化的特征。
对于建筑学方面的实践,由今和次郎、佐藤功一和柳田国男等人组建的白茅会对民居进行调研和记录。白茅会的存在时间很短,但对乡土住宅的研究起到了补充作用。乡土住宅的研究最早是出于对传统西方建筑史的反思。越战之后,美国学界出现了左倾的文化倾向,影响到政治的同时也辐射到了建筑学界,出现了一股民粹主义(populism)的风潮。在这种风潮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乡土建筑,关注民间的“日常景观”。日本考现学的兴起也与西方相似,引起了起源论和考据论的对峙。
考现学在建筑领域的发展是由黑田潤三、貝島桃代和塚本由晴创建的犬吠工作室推动,他们在《东京制造 Made in Tokyo》记录了一些城市中“无名的”的房子,将考现学的观察方式转换到建筑师的制作方式中。
在他们的实践和研究中,注重对行为的理解与运用,包括人的行为、自然要素的行为和建筑物的行为。同时将考现学的阅读分析和变形设计结合起来,互相相辅相成,指导建筑设计。
考现学对建筑学界引发的思考远远不止对民居研究和建筑设计的指导,其对日常景观的关注也引发了建筑师创作。由李涵和胡妍创立的造绘社通过绘画的方式,观察城市的日常,以此引导绘画创作。
《北京跑酷》将北京分为三个部分:北京东、北京西、北京中。介绍了北京比较有代表性的区域。包括北京站区域+北京东站区域、麦子店区域、798艺术区域、CBD核心区域;景山区域、什刹海区域+南锣鼓巷区域、隆福寺区域、王府井区域、雍和宫区域、前门区域+奥林匹克公园区域。《北京跑酷》运用路上观察学和考现学的视角,对以上地点具体的调研梳理分析,详细记录了当时北京的现状。
《北京跑酷》中的分析方法丰富,在表达上包括照片汇总、总平、细节速写、建筑轴测、立面、剖面、地平线分析、走访采访。
照片汇总基于大范围的调研数据整理,照片中体现的是人的生活痕迹和城市的实况。总平面图一方面强调的是地理区位间的关系,给予大致的空间关系对照,另一方面强调距离和尺度。速写是对生活细节的记录,与考现学相似,带有一定民俗学色彩。建筑学技术性图纸具有较强的建筑学专业分析的方式特点,反应建筑不同部位的特征或者区域位置,准确展现建筑全貌。地平线是对城市尺度的分析,结合照片,体现城市区域级别的宏观城市面貌。走访采访通过对当地人的口述记录,反映真实的情况,丰富文字性记录。
以上种种分析体现对建筑、城市和人群生活的客观记录。全文并没有强烈的主观性论点。
《北京跑酷》结合文字和图像的记录方式,其中分析图成为了重要的表达方式,图纸表达全面且清晰。
首先,文本内容涉及范围广,表达方式多样。《北京跑酷》需要涉及民俗展现、人群分析、区域对比、时代街区变化等等元素。如此广泛的内容必然需要不同的分析方式。另一方面《北京跑酷》中分析的手法也相当考究,表意明确。例如用卫星与故宫的距离和故宫自身尺度为参考值,反衬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尺度之大,给人以直观的感受。
《北京跑酷》提供更多的角度的分析方式,用照片和手绘展现真实的生活细节,用建筑制图的严谨展现城市和建筑面貌。打开书就能看到这些图纸背后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团队的心细与严谨,这种对待研究对象的严谨和信息表达的方法值得借鉴和学习。笔者认为,如果说一石文化+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的团队是以尊重事实情况为目的而弱化了全书的一些观点表达,那么海量的信息编录和图纸表达展现了一种更加广义的真实的力量。
《北京跑酷》继承了考现学和路上观察学对人、人与空间的关系的思考,有很强的生活色彩。这种方式体现出了一种客观的真实,能感受到团队为展现真实北京城市现象的谨慎态度。
另一方面由于北京是一个庞大的城市,包含着极复杂的信息和人群,故在选择样本的时候必然会遇到问题。《北京跑酷》在选择上通过“切分、选点、阐释”的方法对样本的选择过程进行阐释,强调都市演进整体的历史性,但仍然逃不过北京众多的知名商业化地点。
必须承认这些地点都是非常典型北京符号,同时提出疑问这些样本是否真的代表了最真实的北京?还是代表着大众对北京的印象?
北京的人群构成较为复杂,北京既属于老北京人,也属于游客,同时包括北漂群体和新的北京定居群体等等,他们之间的矛盾和面临的问题是复杂的。跳出商业化的视角,如果是记录老北京的胡同显然有比南锣鼓巷更适合的区域。作为一个打着艺术符号的商业片区,798艺术区现如今是否还能代表一群特殊的北京人?同理其他地点也颇具争议。大部分样本的选点更像是一个个具有鲜明符号的北京商业形象,即使内容力求反映真实,但通读全书依然会让人有一种作为一个游客匆匆扫过北京的感受,即真实又“空虚”。
正如作者所说,北京的区域研究兼顾历史性和文脉的交错,但作为一本力图展现当下现实的路上观察学作品,希望能展现出一个更多元、更广泛的“北京千里图景”。
普遍来说我们讨论一本书时很少会从书籍装帧和设计的角度切入,但本书的设计确实值得被提出来讨论。
分章节的装帧方式使得书籍的结构更加的清晰,让我惊艳的是他很多折页的设计和内部照片的排版的用心。因为图纸很多横跨多张版面,在这种折页的阅读中让我回到了看长卷形式的传统中国山水绘画。从右到左的阅读过程让人有种顺着街道在途中漫游的体验,这些熟悉的街景也会牵起在北京生活过的一些回忆。正是因为全书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对北京的客观记录,图片信息加上文字的辅助分析,以中国传统绘画欣赏方式阅读给予人一种叙事性的体验。虽然不知是不是有意为之但确实对读者展现出了一种“游览”的观看感。
考现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切入方式去反映真实的当下社会。正如西方越战后对民粹的反思一样,这批实践者的工作和理念体现出对大众的关注和对特定年代“权威”的反抗。其关注的是对此时此刻,对现状的的记录。路上观察学是其的衍生,同样关注了很多常被人们忽视的社会景观,而这种身边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往往正是这个时代社会集体特征的一个方面。
考现学并不是一个成体系的研究领域,更像是一个方法论,还有很多年轻的建筑师和学者在探索。包括对民居的调研、对设计的指导、对城市的研究、对绘画创作的指导。
记录一方面是对当下的研究与整理,力求客观的展现“活着”的社会。但同时任何的记录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变成历史,在这个过程中考现学的记录成果会转变为一种对历史的时代标本。
读完全书以后不禁会提出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夯实的记录面前,仍然会觉得《北京跑酷》所描述的北京显得有距离感?分析完考现学的背景概述可以看到考现学注重的核心是研究“现在”。而《北京跑酷》虽然是运用了路上观察学的方法论,但同时关注北京的历史文脉发展演变。
当然考现学无法规避文化的影响,但《北京跑酷》在历史框架和当下现实取舍中对样本的选取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得调研的重心更加的偏向建筑和城市空间而非生活在其中的人群,一旦取样偏向商业视角很容易造成对部分人群的遗漏。然而人永远是城市的生命,这也许就是在阅读后我们即震撼于作者团队的工作质量之余也会对其记录的北京感到“空”的原因。
足够夯实的调研同样具有力量,方法论一定程度上也是观点。这点在社会学上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例如对单一社会现象将人们对其的评价和反馈的数据收集和整理,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的群众观点,哪怕作者没有任何自身的观点输出,但数据和内容也展现了当下的社会群众态度。作者对客观现实的尊重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观点,而其研究的方法论所展示的社会真实就是最有力量内容输出。
人的主观和考现的客观之间存在一定矛盾。记录绝大部分都是个人对社会或者历史的记录,主观性本就无法完全避免。类比过去的史料记载,对象的选择就是一种主观的体现,在这种选择中甚至能体现作者的一些理念。但记录不同于单纯照相式的复制存档,其对信息的整合是再加工的过程。
《清明上河图》以白描的方式,其画面中涵盖的信息远远超过在当时的此地拍下照片所能涵盖的信息量,这是作者在场所中体验后所得的集中表达,展现出了一种主观中的客观,使得后人在欣赏画卷时才能有宛若置身汴京之感。另一方面,清明上河图所承载的当时社会风貌的信息也极具历史研究价值,成为一种时代标本,到目前仍然被人引用研究。因此,记录是一种追求客观但不追求百分百真实的方法,他需要一定的主观整合和选择达到一种更加全面的信息覆盖。
统计学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考现学相互补充达到更客观。普遍情况下,在调研的时候越大的调研量“显得”越客观,以《北京跑酷》为例,书中选择的样本量和调研的完整度都非常高,在选样上正是因为缺乏对北京全局观察,使得选样具有较大的主观色彩。
统计学的广泛性可以提升结论的准确性,但同样对阈值的限定会直接影响结论的准确性。在1936年美国大选时《文学摘要》杂志中为预测总统人选调查结果与实际结果不符让人们意识到样本数据是会受到取样范围的影响。由于当时大部分有电话的家庭都是富裕阶层,以电话进行随机取样调查显然在取样的阈值上就设定了人群范围限制。这让统计学对取样的多样性和广泛性进行了新的反思。
综上所述,考现学和统计学同样作为以调查记录统计为基础的方法论,一个以宏观的视角用数据体现真实,一个以微观的视角去记录生活,一定程度上两者可以互相补充。
考现学体现出一定去中心化的特点,无论是建筑学方面的尝试还是民俗学、艺术创作等等的方向的尝试,都体现出对多节点多中心的平等性关注。以一种更加扁平化、更开放的视角去观察社会。
这种视角对设计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设计的主题是否一定要具有明确的指向和价值。我们认为片面的意义很多时候会带有一种功利性,任何对真实物件的记录哪怕在现在体现不出过大的价值,但只要持续迭代,在范围或者时间上有一定的广度,其蕴含的价值就会超越记录的初衷成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新“史记”。俗话说“一件事的意义有多大,主要看这件事情做得有多大。”以《北京跑酷》为例,此书出版于2009年,在书中记录的建筑有的已经换了模样。如果对北京的关注和路上观察记录持续下去成为一个系列,就会形成北京社会及城市的时间切片。
总之,考现学一方面是提供了一种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文化总是以人为基础,任何现象艺术或是创作的兴起一定是基于群众,考现学强调了着眼于当下的意义,着眼于个体的价值。另一方面,当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种记录发现的行列时,一定会激发出更大的力量,这也正是去中心化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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