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的脆弱性：古希腊悲剧中的善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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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正义的问题自古是众多哲学家或者是政治学家探讨的主题，在古代希腊的政治观念中，正义(Dikē)是其中的一个核心观点，它是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价值判断的标准。本文从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入手，追问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正义、什么是正义的社会以及社会正义的目的是什么的思想之旅。
人本质上是一种有所追求、有所依赖、有所依恋的存在者，人类的善也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因此人特有的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本质上就是脆弱的，这个事实在古希腊悲剧作品中被深刻揭示出来。本文试图通过古希腊作家对价值冲突的深刻认识来反思当代伦理思想和其在现当下的指导价值。
 01丨《安提戈涅》
一、故事梗概
克瑞翁（Creon）由俄狄浦斯(Oedipus)让位而成为新的国王，俄狄浦斯的一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为保护城邦而献身，而另一个儿子波吕涅克斯（Polynices）却为了权力背叛城邦，勾结外邦进攻母邦后失败而战死。战后，克瑞翁给厄忒俄克勒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而将波吕涅克斯暴尸田野以示惩戒。克瑞翁下令，谁埋葬波吕涅克斯就处以死刑。
然而波吕涅克斯的妹妹安提戈涅（Antigone）毅然以遵循“天条”为由埋葬了她哥哥，于是她被克瑞翁下令处死。与此同时，克瑞翁遇到了一个失明的占卜者忒瑞西阿斯（Tiresias），说他冒犯了诸神。克瑞翁后悔后去救安提戈涅时，她已死去了。克瑞翁的儿子海蒙（Haemon），也是安提戈涅的未婚夫，站出来攻击克瑞翁而后自杀，克瑞翁的妻子（Eurydice）听说儿子已死，也责备克瑞翁而后自杀。
正如众多古希腊悲剧一样，《安提戈涅》在众人的死亡中落下帷幕。 

 二、《安提戈涅》中的冲突与简单化
首先是主角安提戈涅对家族死者的责任是最高的法律和绝对的情感所在。安提戈涅就是根据这个简单的、自足的责任体系来建造他的整个生活，以及他对世界的认识。这导致其在遇到矛盾时，仍使用其固定不变的价值体系做出判断。她将自己的责任无情地简单化，其一心一意强调的是对死者的责任，于是带来了一种对前程、尊重和正义这些价值的奇特组合。
更重要的是安提戈涅对虔诚也是“即兴发挥”的。她谈到了对宙斯的忠顺，但她也拒绝承认宙斯同样是城邦的保护者和厄忒俄克勒斯的援手。因此安提戈涅自身的虔诚也不是完整的，更准确地说她是选择性的虔诚。以上种种构成了其自身正义的矛盾性。
同理克瑞翁在悔恨之前，对正义的理解也具有单一性和简单化的特点。克瑞翁在众多议论中饱受批评，但我认为虽然其忽视了自然法，但在自身城邦国王的立场上，他制定的法律在社会正义性上并无错误，更甚者我认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个角色转化为了城邦利益的极端代表。因此，无论是安提戈涅还是克瑞翁，事实上两者都是以不同的层面，将世界的道德规则简单化从而来逃避其矛盾性。两种逃避都是将单一个人价值成为终极目标，将单一责任遮掩了其他义务的体现。所以在我看来，这二者在正义性上并没有什么差别。 

三、对《安提戈涅》正义的矛盾反思
另一个方面展现的是二者对立的正义价值判断。
两者之间的矛盾诠释了城邦义务和家庭责任、宗教与政治义务之间的矛盾。有趣的是无论是故事的结局还是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认为克瑞翁是在心理和品格上有缺陷的人。即使是纳斯鲍姆对安提戈涅其自身信仰矛盾性进行分析后，依然做出了主角更加高尚的判断，其原因主要是基于以下三点，我将分点论述对其的反思：
第一、纳斯鲍姆认为安提戈涅对城邦价值的不敬远远比不上克瑞翁触犯宗教神律的过错。这点作为无神论者非常难以理解。因此我将此条原由转译成更容易接受的理念，即不是所有价值都与城邦集体利益相关，这也意味着其认为有更大的价值应该在城邦价值之上。这种价值对立可以呈现为政治义务与家庭义务、个体良心之间的对立上，用中国人最熟悉的例子就是“忠孝难两全”等。由此引出对法律的思辨，当法律作为最高准则，是否有其他的正义可以对其更改？同时一旦代表最高社会正义的法律可以被其他正义修正，尤其是文中这种扁平化、简单化的正义修正，那法律就失去了价值，其造成的社会混乱和破坏性远远大于正义之间矛盾和善的脆弱性等等问题的讨论，无政府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犯罪。这也导出了“公民不服从”的问题。现如今很多的文献将安提戈涅作为反抗定权威性、不向世俗权势低头的伟大女英雄形象是极为片面的观点。整个故事反映的是城邦法作为一种社会性质高级法与安提戈涅所代表的世俗观（世俗法）之间的冲突。这源于人对善的追求。人本质上是一种有所依恋的存在者，人类的善也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因此人特有的好生活的追求在本质上就是脆弱的。
第二点纳斯鲍姆提出安提戈涅对善的追求是个人行为与他人无关。
第三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安提戈涅随时准备冒险并牺牲自己。在纳斯鲍姆看来这些品质是克瑞翁所没有的。我无意去评判故事中二者价值矛盾里谁更具正确，但纳斯鲍姆提到的这两个美德是否具有社会正义性我认为有待商榷。作者提出安提戈涅个人行为的承诺，是“过程正义”还是“结果正义”，即其认为“自身行为对他人的无影响”是对自身行为的定义还是对行为结果的定义。从故事的结果看显然不可能是后者。因此我们反思，为了正确的事而造成了更加错误的结果，是否能称之为正义性？这同时也映射了现在对执法的程序正义和结果正义的争论。最直接的例子就是“疑罪从无”的代价，然而在立法层面，为了达到更大的社会稳定和正义，这些是必然需要付出的代价，即普世认为更符合社会正义的目标。然而悲剧中安提戈涅追求其自身正义价值观所造成的的结果正好相反，她的行为过程虽符合人们对善的追求和正义性，但显然对城邦集体造成了更加负面的社会群体效果。这体现了人类受各种“运气”(这里的运气并不是指因果上的逻辑关系或者缘分，而是代指随机情况)的影响，正义内部的冲突也随之转化。
由上述对悲剧的讨论，得出价值的多样性以及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其表明了一些脆弱的单一价值也是危险冲突的根源和激情颠覆的时机，试图把冲突排除出去的那些策略也使得每一个这样的价值自身更加稳固。 
 02丨社会正义的哲思
社会正义是一种尽可能调和在“运气”的影响下，各方价值冲突的一种手段。这也引发我们思考什么是正义的社会。世界上包含着各种正义观，帮助朋友，打击敌人，担负社会责任，履行家族义务等等。
《安提戈涅》中的冲突只是正义在随机性的影响下的冰山一角，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正义作为相对约定俗成的共识，会随着地点、时间、情况、立场等等元素改变 ，这也就是前文《善的脆弱性》中“好运”的概念，即正义既不是永恒的、也不具有普遍性。然而在社会正义中，我们必须承认需要一种统一的标准去调和各种冲突以达到每一种价值观的稳固。
一、《理想国》中的国家正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国家正义的理解正好与前文提到的“好运”影响下，善的脆弱性和正义的非永恒相对。柏拉图反对正义的经验性认识，主张将正义纳入理性的考察范围，并通过对正义的经验性认识的“辩证”归纳，挖掘出正义的本质，再根据正义的本质设计出符合正义的社会制度，建立理想的国家。他认为一个善的国家必须同时具备智慧、勇敢、节制这三种德性。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家既是按照正义的原则塑造的，又是正义得以存在的场所。柏拉图力图通过理性的思辨找到并归纳出正义的最高原则，以此作为建立能够达到公民集体幸福的理想国度的根本指南。这也造成了《理想国》中很多的思想有点“反人性”，其要求在普世价值观中略显苛刻。 
很显然柏拉图所追求的理想国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极难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其虽然力图通过理性思辨来归纳正义，但忽视了人终究是一种理性的动物，其智能和情感都具有动物性的规定。塑造我们的所居环境不仅是发展和行驶能力的一个必要前提，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必须要生活在一系列社会关系中，这就要求与这些关系的正常发展和化为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始终追求社会正义的原因。 
 03丨当代反思
古希腊的哲思在当代还是否具有指导价值？在古代，“共同体”形式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和宗教之上，而现代的社会是一种“脱域”的状态。在现代社区共同体不仅代表着地域联系，还有在科技发展与社会生活影响下的一些衍生性关系。其具体表现为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个体意识觉醒并被放大。现代社会的多元结构使越来越多人的生活迁徙不定，持续变化、不断流动。每个现代的个体都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并始终在一种相对冲突的环境中调试自己。因此现代性从一定程度上是将人们从家庭、家族、地区中解脱出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同体概念被消解了，不同于传统的城邦共同体在价值观念上的同质性，现代社会共同体展现的是一种以理性和差异性为特征的个体之间的联合，展现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正义价值。在个体意识被无限放大的信息时代，若每个人的仍然保持着如《安提戈涅》为代表的简化单一正义，那显然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因此追求社会正义的需得到进一步的重视。
一、微观语境下的建筑社会实践
由上文得出，我们始终倡导使每个人的基本功能能力得到充分实现。我们所追求的是通过把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根本观念（每个人应得到平等的尊重与关怀）的承诺和对人类的基本功能的能力的理解相结合，从而设计公正社会——政治社会的基本约束。
如果以微观的社区为例，现在很多建筑师所扮演的更多的是社会学家的角色。林达老师在“远程方法论——去中介化的城市发展及设计”中梳理了两种创新与改造模式：旧有权威主导的大资本介入自上而下的改造模式；集群决策式的自下而上的更新模式。二者的结合是现有最良性的社会公正性模式。另一方面社会也必须向人类提供按照这些能力来行使功能的机会。这也是现在我们将建筑师的身份引导向一种秩序的架构者，建筑师从单纯设计物的优化，转向设计意识形态上的构架，并将改变物的权力重新还于大众的原因。
正如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描述资本主义的二次升级，从控制劳动力到控制资源最后转向控制景观。资本以制造景观的方式引导社会消费需求以达到控制生产的目的，使得社会的公平性进一步地倾斜。古希腊的悲剧让我们反思对现在社会公正性的探讨，人们追求善的生活的脆弱性在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建筑师可以成为景观的创造者，服务于消费主义的日益膨胀，这类建筑以文和友为代表，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商业成功；建筑师也可以选择成为社会秩序的服务者，深入社区关系和社会公平的服务模式。
参考文献
纳斯鲍姆.善的脆弱性[M]译林出版社,2018
袁久红,王海风.柏拉图的国家主义正义论——《理想国》的政治哲学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2):50-53+110-127.
董家成,杨巍,论我国城市社区共同体的构建，2015
Peter L.Berger,Brigitte Berger,and Hansfried Kellner,The Homeless Mind:Modernizatio and Consciousness(NewYork:Vintage Books,1974
纪小清,江宁康.从诗性正义到社会正义:纳斯鲍姆正义观的建构[J]甘肃社会科学,2020(05):103-109.
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