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一点是,那天在台上,我绝对,绝对,绝对没有提什么康米主义。”
“我想想...这可得好好想想。哦对,我先跟所有人说,‘我们这个地方闷得像个国营商场…’”
“停!!停。这不就结了。”托尼老师把手一摊。“你都讲‘国营商场’了!”
“但是你就是这么讲的。然后呢?大家弦就勾起来了。‘傻逼康米正在接近中!傻逼康米正在接近中!’就跟导弹预警一样。”
“拜托…”我说。“你还不了解我嘛,兄弟?我还是再讲一遍吧:我大抵赞同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但这是2022年:互联网、还有互联网的这些衍生物一出来,旧的理论已经不能再很好地适用——说人话就是照搬马克思没用了,我们现在需要新的理论…”
那是十一月初,一家沈阳剧团涉嫌抄袭《极乐迪斯科》。这消息上了微博,上了触乐,在上海北京游戏人的世界里盘旋了好一阵子,最后才绕了个弯回到诞生地。我是说,身在沈阳的托尼老师这才反应过来,他家被偷啦——抄袭他最喜欢游戏的剧团,就在两条街开外。
托尼老师是刀哥的友邻,远东罗马黄金精神的继承者,沈阳大贵族——这用词颇浮夸,但他就是这样特立独行。就像纸片人行走在真实世界那般的,近乎不真实的,特立独行。哦对了,他还长得巨帅。
于是几个《迪斯科》玩家和我一起做了个简短预案。在沈阳,事情可以非常直接:他们要是不体面,我们就叫上几个人在演出当天登门拜访,帮他们体面。这就叫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我也有点想念沈阳了。那里有一大群朋友,还有特别好吃的鳗鱼烤肉。上个秋天,我们围在炉前看鳗鱼在一尺高的火焰上跳舞,用几秒钟烤熟大片的五花肉,一口闷掉,再喝上一大口酒。在上海,没人这么大片吃肉,也没人这么大口喝酒。
“你看,抄袭这事儿不是也挺《迪斯科》的?”托尼说。那时他刚打完自己人生的第一场Game Jam——他在休假,一边努力把自己的游戏推给不同的朋友玩,一边打《迪斯科》消磨时间。“警探巨星”这个成就让他特别满意,但想不明白瑞瓦肖是怎么把“新自由主义街区天字第一号皮条客”的名号整到他头上的。
抄袭风波很快以话剧的停演收场。但也正是因为这档子事儿,我才知道有人在上海要办《迪斯科》的同人展,还正好就在12月12号。
“我也想去,可我看到熟人会社恐。”她说。这么雷厉风行的人居然会社恐。
我是上司亲手招进来的。面试那天,她问我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我说《极乐迪斯科》。于是我们聊了十五分钟,从白广大那篇《苏联挽歌》聊到伤痕文学在全球各地的开花结果。那倒更像两个学生在文学院的黑板上写写画画,一字一字去拆解马尔克斯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下午。
“你知道有多怪吗?和你同一波面试的人…算上你,我起码听了三个人跟我聊《极乐迪斯科》。五个面试者里就有三个!那段时间让我产生一种错觉:这游戏的普及程度超越了《王者荣耀》。”
我加了这场展会的活动群,“瑞瓦肖公民5装徐汇分部”。一进群,就看到有人在发问:“有漕河泾附近的打工人晚场结束后结伴拼车吗?”
这就像某种暗号:“漕河泾打工人”、“ 游戏公司”,“加班”,可能坐在屏幕那边的人就是四楼拐角,工位上摆着防火女手办的那个美术。“确实值得去一趟。”我跟自己说。跟这群人聊聊《迪斯科》…能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呢?我趴在被窝里盯着屏幕,看他们聊了几十页。
这个冬天本来应该有更多的热闹。CP29延了期,其他展会也因为疫情反复要么改了线上,要么无限推迟。我每天都会去瞟一眼主办方的微博:哦,还好,又是没有延期通知的一天。你应该能理解那种感受——许多许多好事情都推迟了,把留下来的独苗捧在手心里,生怕它没了。
托尼很牛逼,他敢于对抗一整个抄袭的剧团,但他每天都给街道办打电话,嘴皮子都快磨破了,还是“从上海回来要隔离,隔七天。”胳膊扭不过大腿。他说记得给他拍点照片,如果可以的话带点纪念品回来。
我打开自己的菜单栏,给“支线任务”长长的列表上又加了一条,置了顶。
那天我睡了不到六小时,醒来的时候是十一点多。我打开手机,它不停地响,人们正在从四面八方赶向徐家汇。
我决定先去趟公司,因为那里有酒喝。周五部门刚搞完Beer Friday,冰箱里放着三四瓶印度艾尔,七八瓶科罗娜,一整桶我说不上名字的德国精酿,还有我那瓶刚开了个头的格兰芬迪12年单一麦芽。我那时可狂了,一高兴就想搞点酒喝,所有技能点全加到食髓知味上。一个月后我得了十二指肠溃疡,半夜肚子疼到睡不着觉,那瓶酒直到今天再没碰过。
我从楼下取了外卖上楼,打开冰箱把那绿瓶子拎出来,再去咖啡机旁抽了个杯子,把里面的烈酒倒进去——大概有小半杯,这已经超过平时一天的量了。
“致瑞瓦肖!”我端起纸杯,假装自己不是在空无一人的公司,而是在某个酒馆或是像褴褛飞旋那样的地方。对着空气干杯也不赖…不,对着空气干杯才对味。
同一时刻,几百个人在十几公里外排成长队,一路从酒吧延伸到大街上。这是十二月的上海,雨水夹着冰碴子直往脖梗里钻,掠夺皮肤上的热量。主办发了条“推迟十分钟开场,大家!!”我在想象她一边艰难地用拇指敲击屏幕,一边在前后夹击中紧攥着手机,怕它淹没其中的样子。他们大概率是没想到有这么大的阵仗。
一些人在调侃:“卷王汇聚,卷王汇聚。”和我一样坐在屋檐下的迟到大王在看热闹:“笑死,地铁还有八站。”但站在雨水中瑟瑟发抖的玩家可就没那么多好气了。
十五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买现场票的观众尤其愤怒,他们要等前面二百多个买到预售票的幸运儿进场了才能进。群里爆发一阵争执,听说现场有人愤儿离去,主办不得不再次出面给大家好声好气地陪不是。
三点钟,我从上海的地下迷宫里窜出来,又花了好一番周折:这地方夹在一家和记包子铺和一家大食堂中间,就像凤凰社在格里莫广场的墙缝间中挤出一栋建筑来。灰底白字的elevator牌子、哈雷酒吧还有某个什么健身工作室挤在一块板子上,我嗅到熟悉的 ,Livehouse特有的,缺钱的,窘迫味道。
尽管已经开场一小时,队伍好像无穷无尽。这感觉你肯定体验过,就像是逛迪士尼——拐过一个弯,发现前面仍然是排队,再拐过一个弯,还是排队。某种高超的电影留白。
拿了票进去,情况更严重:比三室一厅还小一圈的地方挤进来将近三百人。连蓄奴船都知道这个人员密度有害健康。大家忙着排队、买东西,七八条队伍在场地中央交错,人群被一种连7z都自愧不如的格式压缩在一起。没买到的人想挤进来,买到的人想挤出去,速度有如沥青在漏斗中流动。
这可太无聊了。我对自己说。我又看了一眼手册,最早的活动要再等一个小时才能开始。别说一小时,这地方连十分钟都呆不下去。我也逐渐明白为什么过去这一个小时能放进来两百多人。但这并不是谁的错,我看到的内容已经远远好过我去过的,包括亲自办过的绝大多数漫展。太多漫展只是义乌小商品批发到零售、Coser见面会和宅舞大全,这里还有原创的明信片、钥匙扣、各种小玩意和精心准备的活动。
我想撤,我又觉得惋惜。倒不是花了多少钱,也不是说用去一个周日下午的休息时间,而是本来本来以为能见到有意思的人有意思的事,但天也没聊成,人也没见到。我第二次泅渡人群,到另一边的吧台前点了一杯威士忌,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办。
好吧。现在这个情况不来点狠的,根本不会有什么买东西以外的事情可做。这可是《极乐迪斯科》啊!哪怕只有几个人是来聊天的——**肯定**有几个人是来聊天的——这就能把他们都吸引过来。讲点啥都行,啥都行。你又不是真的去向他们宣传什么,也不会有人听。用一个话题把大家吸引过来就足够了。比如——比如说,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极乐迪斯科》?
那天,在人海中艰难游动,向台上挤去的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潜伏在群里看着一群女孩兴致勃勃地讨论转生为体育老师的金葛城和哈里汗流浃背,翻云覆雨的我,脸上是什么样的表情。
对。这事儿之后,我花了些时间去试图理解另一群《迪斯科》玩家。虽然很遗憾,取向限制了我理解这些作品的程度——但我敢说,我看到了熟悉的创作热情。那像极了阿宅们讨论马娘二创时兴奋的样子。如果你支持创作自由,那对别人也该一视同仁,对吧?
回来。舞台右边有个小门,没关。有个姑娘坐在凳子上玩手机,估计是看管台子的。她看了我一眼,又接着玩起她的手机,她可能把我当成了某个工作人员。
“嗯…大家好啊!我——我什么也不是,我也和各位一样,只是个普通的《极乐迪斯科》玩家。离最近的活动开始还要半个小时,而我呢,有些话想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气氛有点像国营商场啊!毕竟来这么一趟,如果除了买东西就没什么可做的,未免也太无聊了!不是嘛?”
“我们今天来这里的人都有个共同特点,对吧?显而易见,我们都是,都是《极乐迪斯科》玩家。那问题来了——为什么他们爱沙尼亚人能做出《极乐迪斯科》来,我们凭什么就做不出来呢?我们,该怎么样,才能做出一个像《极乐迪斯科》这样的游戏呢?有人愿意来发表下观点吗?如果谁愿意来发表下观点,我可以请你喝一杯!”
一个穿黑色大衣的哥们把他的手举起来。他本来就比人群高出一头,举起手来更显眼了。
“好——这位觉得是X电总O的问题,不过咱们今天大概率是没法聊这个的哈。还有其他人有不一样的看法嘛?”
没有人说话,有人掏出手机照相,有人掏出手机打字。但也有一些人,你能看出他们想听到些什么,想说什么,就差临门一脚——两三米的距离上,眼神比嘴巴的反应快多了。
“嗯…那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我来讲讲我自己的看法。嗯,比如说,嗯…等一下,我说到哪儿了?”
唉,我本来有很多话可讲。我本来要讲,我们不缺优秀的程序员,不缺优秀的画家,不缺钱,但是缺优秀的游戏设计者。我本来要讲,我们还是太热衷于挣钱,因为钱没挣够——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赚钱的思考会挤占思考其他东西的空间。但就在那一刻,我的脑子放空了。什么也想不起来,卡壳了。
一个我说,完蛋,你喝太多啦。另一个我说,不要慌!先让自己冷静下来。于是我端起威士忌又喝了一口。确实冷静下来了,但也更想不起来要说什么。检定失败。
所以当保安来结束这一切时,我其实还有点感激他。这个魁梧的男人穿着反光背心,走到小门前静站在那里,像个游戏里守护大殿的枪兵。我们对视,我向他点了点头,走下台。他说了几句话,语气平和,大概是类似于“不应该这样做”云云,我点头表示听从。音量又抬起来,人群又涌动起来,重新按下播放键。
几个人走过来。几双眼睛,刚才在人群中和我对视的,熟悉的眼睛。那个穿黑色大衣的哥们先开了口:“接着聊?”
几个人围成一圈,在第二投影仪旁的一个角落里站着,一个人发言,其他人静静地听。讲完,另一个人接着讲,像是机核电台一样的播客节目。
离投影仪最近的是个穿白色Polo衫的小哥——他手里拿着一本精装,灰色封皮的,没有名字的书,眉毛锁成一个川字;穿着黑色毛衣和牛仔裤的长春兄弟靠在墙背上,他坐飞机专程从长春赶来,晚上要去浦东赶飞机回去;一个西安妹子,乐队鼓手,她那件夹克衫特别酷,比黄仁勋还酷;穿黑色大衣的男人,笔直站在我右手边,他也是这里最活跃的。
还有个背着双肩包、戴着眼镜和口罩的学生,并不说话,只是在一旁默默地听。每当有什么想说的,一双快得看不清的手就在屏幕上敲击,给我们看备忘录上写的字——像是从《命运石之门》里穿越出来的角色。
“接着刚才那话题。最早是黑岛…我感觉——我的个人意见是,”穿黑色大衣的男人谨慎地考量着措辞。“他们第一次把这种思想的描写,这种探讨从传统的著作里面解放了出来。我觉得这就是《异域镇魂曲》为什么发售刚一年就被人讨论个翻天覆地的原因。但是,我现在游学下来,给我的感觉…大家好像都是在试着去“解构”一些东西,让人们认为失去意义,或者说是戏弄这些东西,**可是,然后呢?我们没有人愿意建立什么。”
“哪怕是很小的东西也…也没有人愿意建立什么。但,我认为《极乐迪斯科》有重新试着去建立某些东西。最触动我的是其中的一两个场面:第一个是竹节虫的场面。大家都觉得这一幕只是一个对过去,苏联式(生活,体制,一切)的一种缅怀,但我觉得它超越了这种缅怀——它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应该向前看。更进一步的是在康米主义支线里面,他们用火柴盒搭第三国际纪念碑倒塌的那个场面,我觉得更加证明了他们并不是说一味的缅怀,不是说‘我们让苏联重新回来!’就能够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我们要接着往前,我们要接着往前走。我们已经接受了固定存在的事实。我们不想了解过去这一套,我们是年轻的、强壮的未来主义者。”
“对。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段宣言的最后一句:‘我们昂首屹立于世界之巅,我们再一次向宇宙间一切星球发出我们的挑战。’”说这话时,他眉毛上的肌肉都绷起来。“尤其是现在在一个这样到处推销元宇宙概念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针锋相对的回应。”
他戴一副黑框眼镜,一头带卷黑发扎成马尾,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比我大一轮,年近四十的人,反倒像是刚毕业就钻进798的先锋艺术家,或者是什么九十年代摇滚乐队的主唱。他也是做游戏发行的,我在PSP上玩《怪物猎人》那会儿,他就已经在为中国的独立游戏四处奔走。
我们有个缺点:说好听点叫做年轻,说不好听点叫做幼稚。他就像个捕手一样,一看见话题跑了偏,或者向着某个可笑的方向去了,就跑到我们的前面拦下来:
“我们不是说为了要争个谁对谁错。真正重要的是什么?真正重要的都是些极其简单极其现实的东西。大家能不能吃一点好的?能不能都有个房子?能不能快乐一点?能不能不用每天工作12个小时,累得像条狗一样?”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从业者——也是同样很叫得出名头的公司,文案组组长。那哥们壮得像小山,马丁内斯码头工人同款的反光背心快包不下他的肌肉。我们握手时,他那股热情劲儿像火炉里的热气一样呼呼往外蹿:吴明士!在YY公司写字儿的。我们都是写字儿的。
打开吴先生的微信朋友圈,第一条就是YY公司的招人海报,里面有职位,推荐奖励以及年会奖品的炫耀——这是上海游戏公司的常态,但他们给的格外多。读读这个奖品列表:iPhone 13 Pro Max。无人机。碳叉公路车。戴森。迪士尼年卡。我们这一代中国城市青年所有的贪婪和渴望,用金子织成的梦。
“毕竟上海...现在全国游戏业最发达的地方了。”罗夏老师说。
如果中国要做一部自己的《va11halla:赛博朋克酒保行动》,故事一定发生在饭馆而不是酒吧里。我们就是这个传统:吃饭大过天,和谁吃比吃什么更重要。这里卖的据说是上海的本帮面,细而劲道。我们一边大嚼小麦粉一边喝北冰洋一边聊天,那橘子汽水像是掺了酒精,让人止不住想把心里话往外讲。
“你根本没法想象那个年代…”罗夏老师说。“就,我还体会过什么是计划经济,就计划经济最末尾的时候。就是,你没有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什么不一样。你也没觉得厂长和我妈作为工人有什么不一样。都是同…都是朋友。你现在能和老板做朋友吗?
过去我妈和厂长就是朋友,老一辈叫什么?街坊。你现在很难想象。就没有…就,那样的社会结构已经消失了,再也没有了。我是经历过的…所以我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那会看病什么的都不用花钱,开三联单——”
“全是国家掏钱。所以不要说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啊,是谎话。但后来扛不住了。谁都扛不住。”
“我也算是摸到过一点…尾巴吧,但是不多。我懂事是00年,00年往后就开始高速发展经济了,对吧?”我说。“我印象比较深要到08年。那一年感觉是大家最后一次…全中国人民,最后一次团结在同一个东西下面。”
“再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就没有印象了——李宁他举着火炬,绕着鸟巢盘旋的那一刻。我至今还记得那个画面。当时我们一家三口,住着那么不大点一小房子,围着一台显像管彩电看他跑。那以后呢?那以后就再没怎么和爸妈一起看过电视了。”
“北京也是,08年前后就完全不一样。”罗夏老师又把话接回去。“08年以前北京还是一个…就…二三线城市吧。就…没有什么你们家比我们家富多少这种事。然后,突然——你身边就有一朋友,他就一下子翻身了,阶级跟你不一样了。08年以前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当然也可能有个别,但不像现在这样具有普遍性。但08年以后就…不一样。突然这家一拆迁,好!分了几套房,不一样了。谁谁谁08年以前买了几套房,OK!08年以后完全不一样了。08年之前和之后,整个社会阶层就一下子,嗝儿——”他用手在空中往上一挑。“一下就激化了。”
“即使是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内部,分化程度也是非常突出的,可怕就可怕在这儿。在每一个阶层阶级内部,极化都是非常严重的。”
“对。我们感觉平时原来是一个厂子的老哥们老姐们——都是发小嘛——突然!他们俩一起翻身了。然后你家就因为没拆迁,或者说你家没买房,然后你就一下子感觉…他的财富就变成你一辈子都赚不到的了。”
“08年的时候,我们家那边的房子一平米四千块钱…四五千,大概是这么个样子。09年的时候,八千块一平。09年到10年,又翻了一番。不再是一平米八千,是一平米一万五到两万。我跟你讲,我当时上大学就那一两年的时间。我就感觉,蹭,来一下,蹭,又来一下。你就想想吧…你…你来换成我,你会有什么感觉?”
“然后你就想明白了。什么都不重要了。把家里的全部资源,”他咬牙切齿吐出“全部”两个字,“集中起来。”
“把所有什么股票,什么基金,什么乱七八糟的全部抛掉。全部拿来。甚至借亲戚家的。全部。ALL IN!直接进去。”他往椅背上一靠,像是挣脱了什么。“好吧!事实证明赌对了。”
她穿了件白色大衣,脖子上搭着一条毛绒绒的披肩,看着很暖和。我在稀薄的光线中一眼认出了她,她也一眼认出了我。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可能她的气场放在哪里都很特立独行。
我看着她绕着场地转了一圈,把下午那些我忽略掉的景物细细观赏了一遍——吊人,邮筒,盆栽。已经没有活动了,摊主们也都收了摊,地下室里空荡荡的,更像是一场纯粹的博物馆展览——也许”展“本就该是这样。
她在台前停下了,和剩下的七八个人站在一起,看大屏幕上轮播的视频。大概这样过了几分钟,也可能只有两三分钟。她就低下头来,打开手机敲字,屏幕闪烁着像个手电筒。又过了没几分钟,她放下手机走过来。
我心想,你不是社恐嘛?但我可不敢这么和上司说话。“你来得时间不太走运,活动全都结束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如果她听到《圣桑小教堂》,或是台上台下的那些讨论,事情会不会有些不一样。我又不得不想如果她站在冻雨中,或是被磨盘般的人海推搡,事情会不会也有些不一样。我又很快反应过来自己的可笑。至少在这个地下室里,在徐家汇的阴影下,我们只能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而无法替他人思考生活的意义。万幸,我们还能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
我看着她沿着台阶一路向上。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弹出一条消息:
“我一开始也有点失望
直到我站上去发表即兴演讲…”
“然后被保安请下来后有好多人来找我聊康米主义。”我说。
“我说,你们不是来逛国营商场的吧!
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能不能有《极乐迪斯科》
然后我就被赶下来了。”
夜场开始了。暗红的灯光在我们的头顶旋转,亮度恰好让每个人只能看清彼此大概的轮廓。
一开始只有低音,嗡嗡鸣响从四面八方传来,像地幔中的岩浆打鼾的声音。然后这低音变得有节奏起来,这就是鼓点了。滤波器一点点向上推,鼓的嘴巴张大了,尖叫起来,像一盏钨丝灯被高温压迫着放射出光来。耳朵从这种刺激中中缓过来时,Pad、Lead和Bass已经进场好一会了。那Lead掐在碎拍上,声音从四面八方袭来,像马蹄在地月轨道间咯噔咯噔地跳。
人群扭动起来。这不是那种夸张的,做作的,要跳给谁看的大幅摇摆,而是出自本能的运动。肌肉推翻了大脑,嚷嚷着说不能不随节奏而起。不能不随,节奏而起。不能不随,节奏而起。
还记得吴先生吗?马丁内斯狂暴文案组长?他是今天毋庸置疑的头号巨星。旋转的红光给他的反光背心绣上流彩。他像只舞蹈的熊,像辆漂移的卡车,靠着肌肉和骨头组成的悬挂把重心压到前轮上,在人群中心奔驰、旋转。
游走的灯光,旋转的迪斯科球,喷涌而出的干冰把光和人影迷离。人们在狂舞中放下的不只是疲惫,还有怀念,还有恐惧。就算星期一的太阳会把这一切全部融化,全部吹散,他们要接着做他们的学生,工人,白领,写字儿的,要接着陪笑,接着工作十二个小时,接着把一块钱掰成两半花,但这一刻,在宇宙的马蹄声中,在施了魔法的吉他独奏和维克多崔的咏叹下,他们的肌肉暂时背叛了大脑缜密的思考,唱起自己的歌来。
十点四十。我和罗夏老师沿着长长的楼梯一路小跑,返回现实世界。雨早就停了,上海还是那么冷,脚步揉碎在徐家汇永不停歇的车流和呼啸的风中。我们又赶忙一头扎进另一个迷宫——列车的蜂鸣近了——试着在所有的门关闭之前把自己传送回正确的出口。
“赶紧把自己扔回床上吧。”我想。“明天还有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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