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 Ainsworth:依恋、沟通和“陌生情景实验”
Ainsworth是多伦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及研究者,她的研究结果明确肯定了很多Bowlby的想法。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她发现先天的、生物驱动的依恋系统实际上是具有可塑性的——此外,个体依恋行为在品质上的差异与照看者的行为差异有关。这个发现促成了对婴儿期和成人期依恋风格的分类,这也是依恋理论带给心理治疗的核心部分。
她意识到,安全或不安全的关键,是在于婴儿和照看者之间的沟通模式。
此外,是Ainsworth明确了“安全基地”概念,并且她将依恋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其他方面,比如儿童对照看者的预期的影响——这些预期最终会凝结在被Bowlby冠名为“内部工作模型”的心理地图或表征中。
Ainsworth最后的贡献——几乎成为依恋研究的代名词:Ainsworth陌生情景实验(the Ainsworth Strange Situation)。这项实验设计用来研究婴儿-父母关系,引起了依恋研究的热潮,使得依恋理论成为当代发展心理学的显学。
依恋系统具有可塑性——我们在沟通中成长,不断发展、重塑我们的心理地图。
Ainsworth陌生情景实验
the Ainsworth Strange Situation
首次对婴儿与母亲的互动进行了最自然的、纵向的研究。Ainsworth用9个月的时间,对26个还没断奶的婴儿家庭进行观察。她对每个家庭每隔两周观察2小时,所收集到的数据开始回答有关依恋个体发生学的基础问题:
什么标志着依恋纽带的”孕育“?
什么信号说明依恋”诞生“了?
什么有助于形成安全型依恋,什么则会损害其形成?
陌生情景实验所收集到的研究资料表明,婴儿们有相同的依恋发展轨迹。最初无法分辨母亲与其他人,后来被取代为对母亲产生明显偏爱——到6到9个月之间——对母亲的偏爱此时固化为强有力的纽带。但是实际上,让Ainsworth最为着迷的是婴儿之间的发展差异性(而不是共性)。
尽管大部分婴儿都能准确无误地建立起依恋,但是也有一小部分婴儿无法接受母亲的安慰,并且很难去探索外部世界,还有更小一部分婴儿几乎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依恋的迹象。
Ainsworth提出一个理论,即这些预期之外的依恋的变异表现,反映出婴儿所体验到的照看具有本质的不同。健康的发展依赖于双方在依恋关系中的愉悦程度。
Ainsworth相信在养育照看方面,量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照看的质——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的敏感程度是最重要的。
婴儿的依恋安全性和母亲哺乳的愉悦程度之间有正相关联系。
Ainsworth从陌生情境实验中发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依恋模式,每个模式都对应一个不同的母婴在家庭里互动的模式。并且,婴儿在重聚时的反应,而不是在分离时的反应,更能表明依恋是安全型还是不安全型。
安全型婴儿——显示出灵活的能力,在感到安全的时候,能随着自己的冲动去自由探索周围环境,感到不安全的时候,能自然从联接中寻求安慰。安全型婴儿不管在分离时多么难过——与母亲的再次联接让他们几乎瞬间就得到安慰了,而且很容易继续去玩耍。
一般而言,安全型婴儿的母亲在婴儿哭泣时能很快地抱起他们,并充满柔情和关怀地抱着他们——但是母亲只在婴儿希望被抱的时候才这么做。
安全型婴儿的母亲能够很顺畅地将自己的节奏与婴儿的节奏紧密配合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节奏或安排强加给婴儿。
母亲的行为倾向于反映出敏感性而非调谐错误,接受而非拒绝、合作而非控制,以及能提供情绪上的可获得性而非疏离。
即便陌生情景实验的过程是把婴儿放在一个本身就会让人惊慌的环境,但是回避型的婴儿看上去还是出奇地漠不关心。母亲的离开或者回来,他们好像都明显地无动于衷,只是不停地探索着周围环境。
回避型婴儿这种明显缺乏痛苦的表现很容易被人错误地理解为平静。实际上,在分离场景中,他们的心率是加快的,并且他们的皮质醇水平(身体主要的压力荷尔蒙)在实验过程前后都明显高于安全型婴儿。
回避型婴儿表面上的冷漠——以及实质上依恋行为的缺失——都反映出一种防御性的适应。这些回避型婴儿认定了自己想要得到安慰和照顾的任何主动表示都毫无用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他们放弃了要求。
Ainsworth的研究甄别出两种矛盾型婴儿:其中一种婴儿是生气的,另一种婴儿则很被动。这两种婴儿对母亲离开的反应,都表现出淹没性的悲伤。和母亲重聚后,生气型的婴儿,他们的反应是在主动表示要跟母亲联接和对她表达拒绝之间来回摇摆。与此相反,被动型的婴儿则完全被无助、悲伤的状态所压倒,以至于无法直接地接近母亲。
和母亲之间并不愉快的重聚,既不能缓解矛盾型婴儿的悲痛,也不能终止他们对母亲行踪的时刻担忧。
矛盾型婴儿的母亲,她们的可获得性是婴儿无法预期和不经常用有的。
仿佛母亲永远在远方——即便当母亲在场的时候——这些婴儿也一直在寻找一个缺失的母亲。
矛盾型婴儿的母亲似乎,或者微妙地,或者不那么微妙地,阻碍婴儿的独立自主——这一点或许部分地解释了这些婴儿抑制自己探索行为的特点。
当依恋对象不仅被婴儿体验为安全港,与此同时也被体验为危险的来源时,就会导致混乱型依恋。也就是说,儿童先天的预设应该是受到惊吓就逃向父母,但混乱型依恋的婴儿却卡在是靠近还是避开这两个矛盾的冲动之间。这是一个很难维持的处境,因为儿童对父母的依赖使他们无处可逃。这种可怕的“生物学上的两难境地”会导致混乱和(或者)迷失。
Main提出,可以认为混乱型依恋是在儿童与那些令人害怕、遭受惊吓或解离的父母之间互动而出现的。与安全型、回避型以及矛盾型婴儿采用的结构化策略相对比,可以认为混乱型依恋反映出儿童体验到“无法解决的恐惧”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策略上的瓦解。
“无法解决的恐惧”——婴儿和愤怒或虐待的父母互动时,体验到父母确实让人害怕——在一个有关受父母虐待婴儿的研究中,82%的婴儿被鉴定为混乱型。
此外,处于贫困、精神疾病、滥用药物等类似压力源下的家庭,混乱型婴儿出现的机率也高到不成比例——以下情景尤其会导致婴儿出现混乱,当父母在对婴儿的反应过程中出现了恐惧,以及父母的反应要么是身体上的退缩,要么是撤退到恍惚状态之中。
在区分安全型依恋和各种不安全型依恋时,婴儿和照看者之间的沟通品质是最为重要的。
在安全的双方关系中,婴儿清晰地表达自己在分离后需要安慰,表达重聚时自己需要在抚慰中放松下来,并且之后自己有准备继续玩耍的需求。母亲能精确地解读婴儿的非言语线索,并且能做出相应的反应。这些顺序反映出一种调谐的沟通,这种沟通被描述为是合作性的,而且是随机应变的:一方发出信号,另一方就用行为做出应答,这实际上在说:我能体会到你的感受,我能回应你的需求。
婴儿的非言语线索:例如,婴儿流着眼泪伸出双手要抱,他被母亲抱起来后紧贴母亲的身体,他最终在怀抱里坐立不安。
母亲合作性的反应:把婴儿抱起来,温柔地抱着他,放他下来去玩耍。
在不安全的双方关系中,沟通的品质很不一样。在和母亲分离时,回避型婴儿无法表达非常明显的痛苦,同样的,在和母亲重聚时,他们也无法表达出对安慰的需求。简言之,回避型婴儿几乎抑制了所有要求联接的沟通:他们不会表达出任何想要亲近的欲望,而且看上去对母亲发起的任何富有情感的表示都充耳不闻。
回避型婴儿虽然表现出毫不在意,但是他们心跳的加速和皮质醇水平的提高,都间接地说明他们是难过的。
你有这样的时候吗?越难过不舍,越无法让挽留的话说出口。
矛盾型婴儿则总是放大依恋的表达,过分担心母亲的可获得性。他们与母亲分离时的痛苦极其强烈,重聚时得到的宽慰却少得可怜。可以说,矛盾型婴儿对依恋需求的沟通似乎一直维持在高水平上。
Ainsworth逐渐理解到,在陌生情景实验中,沟通模式的分化过程,反映出婴儿需要与各有其长处和弱点的父母之间,培养出尽可能好的依恋关系——婴儿必须适应自己的照看者的特点。
安全型婴儿的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敏感的,并且能做出反应。安全型婴儿能够直接地跟照看者沟通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就好像他们知道这些沟通能够引发出调谐的反应。
回避型婴儿的母亲会拒绝依恋行为:她们不具备情绪上的可获得性。婴儿对母亲的拒绝表现出生气的情况很常见。对这些回避型婴儿来说,抑制关于依恋需求的沟通是适应性的——当自己的需求受挫时,婴儿这样做不仅回避了自己被拒绝的可能,而且也躲过了想把母亲推得更远的这种让自己害怕的愤怒。
矛盾型婴儿的母亲对婴儿发出的信号给出了不太稳定的反应,其情绪上的可获得性是不可预测的。所以这些矛盾型婴儿只好采取持续的、显而易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依恋需求——好像继续施加压力,就有可能继续得到照料。
随着Ainsworth划时代的研究,大量的后续研究表明了婴儿期的依恋模式具有长期的影响。
最初的关系可能有持久性影响,是因为最早由父母塑造而成的儿童的行为、沟通以及情感调节的原始模式,在儿童后来与同一父母的持续关系中被维持和强化。换言之,最初受生物因素驱动的互动,在心理上会以心理表征形式保存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塑造着我们的行为和主观体验,无论最初的依恋对象是否真正在场。
从小形成的依恋模式,像个小妖精,永远在身边,作为心理的结构化模式被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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