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是一个高二学生,一贯有听播客的习惯:高中生活多少有些紧张,放假回家了我也并不想玩游戏、看电影,我觉得那些都太累人了。读书是更不可能读书了,平日在学校里已经读的太多。听电台成了我放松的方式——我可以坐着、躺着、边干活边听,有一搭没一搭,并不严肃,并不认真,却总能听到些什么……
说远了。我知道《别的电波》这档栏目看似巧合:我是在某播客软件上随意翻看着自己可能感兴趣的的节目时发现的;但再一想却又是一种必然:节目中的几位主持人都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其他播客中或多或少都听过,而他们的老东家“Vice”,则更是我一直关注的媒体。这么看来,我开始收听《别的电波》是多么的顺理成章。
其实我很难概括《别的电波》到底是什么。他们在各个博客平台中定义自己为“基于城市青年文化,探讨青年流行文化”的谈话类音频节目。但是说实话,我更愿意称其为一档生活类音频节目——因为节目中的主持人总是谈论的并不是什么文化,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从九十年代到今天。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里压根没有青年——我实在不愿意承认一些三四十岁的中年男子聚在一起聊天可以和青年文化产生联系。
但是这又恰恰是一档关于青年文化的节目——节目里有漫画,有电子游戏,还有摇滚乐。因此,这里的“青年”并非指此时此刻的我们(我应该还能算得上一个青年),而是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泛指的概念。所有那些曾经经历过、正在经历乃至即将经历的人,在此刻,在《别的电波》这档节目的号召下,都化身为“青年”。
必须指出的是,想要靠这档节目了解现在的青年是不可能的。撇开主持人们的真实年龄不谈,这里没有抖音,没有爱豆,没有嘻哈(好吧,这个偶尔有)。许多当下年轻人喜欢的东西在节目里都不会提及。这里常提到的是摇滚乐,是老电影,是漫画书,是盗版碟,是早已远去的九十年代。与其说是记录,不如说这是一场文化考古。那些曾经的潮流在主持人们的讲述中重新焕发了光彩。
这也是我为什么爱听《别的电波》,因为它讲述了我不了解但是又有印象的一个世界——那是北京奥运会之前的世界,那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的那个世界,那是新世纪到来之前的世界。我曾经在书里读到过,曾经在电影和照片里看到过,曾经在音乐里听到过。但是还不够。那时的世界似乎有点落后,那时的网络也远不如今天发达;那时候的孩子们还惊叹于PS的游戏画面,哪怕如今的手机游戏都比它先进(却不一定比它好玩)……
本质上,我所向往的并非真正的那个年代,而是结合来了各种文化表征后的、在我脑海中形成的关于当时的想象。我当然知道,那是一个物质相对匮乏、社会相对落后的时代,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将其美化为一个乌托邦般的世界。事实在这里并不发挥主导作用,想象一把夺过了大旗,一路狂飙——因为我知道,现实已经足够沉重,我需要在生活的一隅找寻一个缺口。我想,我并不是一个个例。主持人们也不止一次明说,节目的听众们普遍年纪较小,有可能听不懂他们的一些讲述。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但对我而言倒也无关紧要——我追寻的并非关于时代的真相,而是时代的余晖。
播客中有一期节目叫做“走出洞穴的孩子”,节目里主持人们回忆了自己无所事事、拉帮结派的青春岁月,并以此题目表示自己“洗心革面”的结局。但是我却觉得,参与录制这些节目的主持人们,从未远离自己的青春。他们的讲述中所透露的时代记忆,深深留在了包括我在内的听众的心中。
我过去曾经认为,人有两个世界,一个属于物质,一个属于精神,所以我可以通过读书、看电影来获得快乐;后来我觉得,从来就只有一个世界,所谓精神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想象、一种虚幻;现在,我又相信,人有两个世界,正是真实和想象的世界一起,构成了人和社会。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物质世界,但是在此之上所构建的社会关系,归根结底仍是想象的产物。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体现,自然也不例外。当你在为舞台上的某位明星欢呼喝彩时,你很难断定自己爱的到底是那位明星,还是此刻自己眼中同样闪耀的自己。我们并非真实地拥有文化,而是在走向它的过程中享受着这一过程。
文化研究的老前辈斯图亚特·霍尔和他的同僚们,曾经写过一本《通过仪式抵抗》。在这本研究英国战后青年亚文化的著作中,他们发现了诸如摇滚乐、飞车党等亚文化背后所蕴藏的抵抗性和反叛性。或许青年们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但是我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别的电波》和它所宣扬的,也是一种对当下主流文化的拒绝。拒绝抖音,拒绝“三分钟看电影”,拒绝“DJ混响”,因而躲进了时代记忆构成的乌托邦里。这番言论可能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是据我观察,我并不是一个人。
犹记得几年前哔哩哔哩的一部《后浪》引起轩然大波。本想讨好年轻人的宣传片却引起了年轻人的集体拒绝。其失败的本质在于误读了年轻人的需求,视频中所展示的那些自由自在、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当然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我们心里清楚,那种生活离我们这些普通人是多么遥远。我们或许会在视频平台上观看那些“后浪”们的生活,甚至为其点赞,但这终究是一种“叶公好龙”。观看视频时,我们可以将自己“置身其中”,收获一种想象性体验。而《后浪》则无意地戳破了这层幻想:它似乎在与我们对话,但是它所指向的却是那群本该存在于我们幻想中的年轻人——原来,在世界上真有这么一群人,不用承受日常之苦闷——尽管我们早已知道事实,但是《后浪》那掷地有声的赞美,在这时变成了莫大的讽刺。当然,也可以说这是年轻人拒绝被代表,但我还是觉得群情激奋的原因在于《后浪》揭发了一个大家都对此沉默的共识——我们的世界是如此参差不齐。
我从不认为对“黄金年代”的追忆是一种消极的逃避。正如前人们早已发现的那样,任何亚文化终究难逃被主流文化的收编,说的直接一些就是“商业化”——成为资本市场的商品。一个普通的青年无力对抗任何一种时代潮流。即便声嘶力竭,一个人能影响的也只有他自己。“草东没有派对”曾经在歌曲《烂泥》中唱到:“我想要说的,前人们都说过了;我想要做的,有钱人都做过了。”那么,到底还有什么留给“我”呢?
此时,“向后看”反而成为了一种“进步”。通过追溯某种文化的“本真”,褪去商品社会下的华丽包装,我们反而更容易看到它自身的美好。如果我们做不到创造,至少我们可以重新发现、重新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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