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的科幻小说中的文明伦理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对关系问题:地球文明与外星文明之间、人类文明与人造技术产物(克隆人、机器人)之间、人类文明与地球生态文明之间。科幻创作者们用自己丰富的想象提出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同国家间的创作者对这些题材的发挥与创作又体现出了不同的民族特色。
在中国文学史上,科幻文学是舶来品,是科学技术发展与科学理念普及的产物,在晚清时期由西方传入中国。科幻文学可大致分为科幻小说、科幻理论与其他科幻衍生物三个方面,最早由“科学幻想小说”的缩写而被称作“科幻”。科幻文学中最为繁荣的就是科幻小说的创作,其中长篇科幻小说更是占据了中国科幻文学的主要地位。
科幻文学作为一个在中国大地上仅发展了百十年的新的文学类型,当下已展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发展潜力。当前中国社会崇尚科学与想象力的社会风气为科幻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厚植土壤,长篇科幻小说的创作也随之逐渐繁荣起来。科幻小说关注未来与非自然叙事,并尝试通过尝试用科学的视角与开拓的想象力为其提供合理性。文明(Civilization)在社会学中,是指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的集合。人类已经步入了“后人类”时代,当下与未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使得人类的文明伦理问题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宇宙探索的深入带来了关乎外星文明的讨论、克隆技术随之引发的技术产物的伦理争论、人地矛盾越发严重后带来的生态隐患、全球化深入的新型关系……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新型文明伦理问题,是科幻小说关注的重点问题。我国的长篇科幻小说创作者们针对这些问题,也通过作品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与方案。
“费米佯谬”,由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的一句“如果外星文明存在的话,它们早就应该出现了”而得名。茫茫宇宙之中,究竟有没有其他的文明?如果有,为什么我们至今都没有发现?关于外星文明的种种猜想至今没有定论。地球文明尚未有过处理对待外星文明问题的经验,如果有一天,外星生命真的出现来,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呢?在众多科幻作品中,创作者假设外星文明的存在为前提,幻想其存在形态和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同时架构起两个宇宙文明之间体系的碰撞和未来的相处模式。中西方的科幻小说中,出现的外星文明对待地球文明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这类外星文明在发现地球文明或者被地球文明发现时,采取的是非进攻的和平态度。面对地球,他们饱含善意,或慷慨帮助助力地球发展进步,或和平共处一期建设和谐宇宙。这类想象蕴含着中华文明的大同观念,从天下大同上升至宇宙大同,对未知的外星文明怀揣着最美好的想象,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宇宙中找到“朋友”。如:
晶静的《女娲恋》中,来自Y星的阿丫考察地球。面对地球上的灾难,她利用飞船上的先进技术驱散雨云,但却无法返回Y星,最终改名为女娲,被载入神话传说。阿丫作为外星人,无私地为地球人带来福泽,抱有非常友好的态度,为加速人类社会发展推波助澜。作者在对外星人充满美好幻想的同时也为神秘的古典神话添加了一层科幻色彩,赋予传说故事以新的视角与现代化思路的合理性。吴霜的《宇宙尽头的餐馆》中讲述了一个餐馆的故事,这个餐馆由地球上的一对父女经营,他在宇宙中招揽可以通过奇点传输的文明的客人。浩瀚宇宙,各个星球的文明都像朋友一样在这个小餐馆中吃饭、谈天说地,在模糊的时空中感受宁静与美好。《您好,外星人陪聊》中,人们向一个自称“异星人”的号码诉说烦恼,其中一个女孩对“异星人”产生了爱慕之情,找到号码源头时却发现“异星人”是外星的一束电流。这个故事中,外星人与地球生物呈现完全不同的存在形式,却愿意去了解地球人的生命方式与生活烦恼,体现了作者对外星生命生存形式的想象以及不同形态之间可以友好交流并相互理解的美好愿望。
与此相同,在西方的科幻作品中,以《外星人ET》为代表的众多作品也塑造了一批可亲可爱的外星人形象作为人类的朋友出现,带给人别样的友情与温暖。
不论如何,这类创作者愿意寄予外星文明美好的品质并期盼这得到外星文明的友好互动,但想法过于单纯,缺乏现实指导意义,只能作为对待宇宙文明之间相处模式的最高理想。
此类创作基本基于外星文明科学技术水平高于地球文明或和地球文明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这个前提之上,这个文明意识到地球文明的存在后即采取了攻击性行为或敌视态度。在对方做出了对地球文明不利的选择后,地球文明怎样保卫地球、怎样反击外星文明入侵是这类小说探讨的主要问题。如:
钱莉芳的《天意》中,外星人龙羲奴役地球人为自己服务 ,不惜毁灭地球的历史以达成自己返回星球的目的。最终韩信选择牺牲自己而重创龙羲,并警告后人不要落入外星人的陷阱。《荆棘双翼》中,外星生物伯劳侵地球生态圈,破坏地球生态系统,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外星文明。压力之下,人类与伯劳联合对抗新的入侵者。
如果外星文明采取了侵略态度,地球文明必将予以反击。中华民族的历史带来的强烈的反侵略意识在科幻小说中也得以呈现。面对外星入侵,地球文明应同呼吸、共命运,团结一致抵御侵略,同时我们需要保持科学技术的良好发展态势,推动探索能力和防御能力进一步增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侵略型外星文明的出现做好充分的应对措施。
在西方的科幻小说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奥森·斯科特·卡德的《死者代言人》将人类作为入侵者,体现了人类对卢西塔尼亚星的侵略,体现出了资本色彩浓厚的思想。
在《三体Ⅱ·黑暗森林》中,作者提出了“黑暗森林法则”。地球三体组织的领导人叶文洁对面壁者罗辑提出了两点宇宙基本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汇总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罗辑根据公理又引入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在宇宙中,只要一个文明暴露了自身的位置,由于猜疑链,无论该星球对待其他星球善意与否,最终都会被其他文明视为威胁。即使是非常弱小的文明,依然存在技术爆炸的可能性,随时可能成为无法抗衡的敌人。依照这个法则,所有的文明都要隐蔽自身存在的位置,尽可能地不被发现,以免成为黑暗森林中猎手的“猎物”。
除了高级文明形态的宇宙文明意识到了黑暗森林宇宙的生存规则所以对自身进行隐蔽,还存在着萌芽态的低文明发展形态的文明,其技术水平不足以支撑其进行宇宙探索并发现其他高级文明的存在,此文明也未在宇宙发布出可以被其他文明发现的交流信号,因此处于宇宙中的隔绝状态。如果该文明被发现,其结果一定是被其他高级文明清理,所以该文明一定处于未被探索的状态,因此不做讨论。如下图所示:
刘慈欣的《三体》系列中,地球作为被三体人发现的目标而陷入危机,地球面壁人逻辑以暴露三体星球宇宙坐标为威胁换取了地球的短暂自由。在“万有引力”号向宇宙公布了三体星系坐标后,三体文明被毁灭。而后,外星文明“歌者”向太阳系发出一片“二向箔”,将整个太阳系变为平面,地球文明继而灭亡。
当外星文明处于隐蔽型,则势必与前两种态度产生冲突。因为猜疑链中不存在善意的文明,同时,除了三体这类面临严重生存危机的文明外,其他高级文明不会以暴露自身目标为代价而发动侵略行动,对于它们而言,暴露位置的文明只要消灭掉就够了。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基因工程、克隆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人类超脱生物的有性繁殖,将“造物主”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机器人、仿生人等类人的技术产物出现,他们有着与人类相似的外形和远超于人类的思维能力。阿西莫夫曾在《机器人学的三大法则》一文中提出了“机器人三定律”:
LawⅠ:A ROBOT MAY NOT INJURE A HUMAN BEING OR, THROUGH INACTION, ALLOW A HUMAN BEING TO COME TO HARM. 第一定律: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
LawⅡ:A ROBOT MUST OBEY ORDERS GIVEN IT BY HUMAN BEINGS EXCEPT WHERE SUCH ORDERS WOULD CONFLICT WITH THE FIRST LAW. 第二定律:机器人必须服从人给予它的命令,当该命令与第一定律冲突时例外
LawⅢ:A ROBOT MUST PROTECT ITS OWN EXISTENCE AS LONG AS SUCH PROTECTION DOES NOT CONFLICT WITH THE FIRST OR SECOND LAW. 第三定律:机器人在不违反第一、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能保护自己的生存
这三大定律对我国的机器人以及仿生人科幻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当这些以为人类服务为目的而生产出的科技产物发展到了足够的智能水平进而发展成为全新的文明群体,人类该如何与之相处?技术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其生命本身即带有人为属性,人站在地球的顶端依照自己的体态与思维模式创造了这些“人”。他们如何感知自己的存在,如何面对他们的人类“父亲”,这都是我们无法预料的。而人类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这些“人”,赋予他们怎样的地位,这些都是我们仍需思考的问题。
在菲利普·迪克的《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就讲述了详尽地讲述了人类在一个崩坏的环境中复制自己并奴役这些仿生人的故事。而西方科幻小说的鼻祖作品《弗兰肯斯坦》也恰恰讲述了一个人造的怪物是如何威胁世人并走向毁灭的。在此类作品中,超出人类控制的人造产物给人带来了巨大的恐惧感。而如何处理这种问题,答案仍被悬置,等待读者们的思考。
萧建亨的《沙格姆教授的迷误》中讨论了人类与机器人的不同之处,指出了机器永远无法模拟人的大脑,人机可以一起生活,但无法实现共存。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提出了机器人定律的伦理困境——对于人类的过失命令机器人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同时作者还进行了人与机器人法庭对峙的假设。在《爱的算法》中,作者刘宇昆在对机器人产生人类情感的实现上进行了讨论,然后提出了人类是否也是一种其他生物的产物。关于这个问题就像卡尔·萨根提出的“我车库里的龙”一样,我们无法推断自己是否处于他人控制并预设好的世界中,即使知道也对我们的生活没有实际意义。所以,我们选择探讨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问题。
关于技术文明的种种猜想反映了人类对于科技进步的恐慌与焦虑,有关技术文明的创作仍是基于人类的发展模式以及人类的异化趋势展开的,从这个或许会在未来发展起来的新文明身上,我们投射的是人类发展历程的影子。在找寻与我们自己创造的文明的共处方式的路上,人类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
文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一大恶果就是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和地球的生态文明不再是和谐共处的状态。人类过量地开发自然,早已超出生态所能承受的最大限度。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大量野生动物的灭绝以及人类生活环境的恶化都向人类发出了警告。
在科幻小说中,有许多作品的创作背景放在地球的末世状态,生态枯竭,人类生于废土之上,寻求新的栖息地。或者是一种新的科学试验破坏了现有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我国念语的《野火》中留下的悬念,变异植株的泛滥为人类的生存埋下了新的隐患。或是由于当代人类追求环境保护的途径与方法的,如尼尔·斯蒂芬森的《佐迪亚克》,讲述了一个环境保护的工作人员,开着冲锋艇游走在危险边缘,收集并检举跨国公司污染环境的罪证的故事。
关于这类问题的小说具有较强的批判意识,对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同时也对科学发展的弊端展开了深入的思考。
国家作为覆盖面宽广的社会几何体形式,常常直接与文明问题产生联系。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文明集体,所面对的不止是关乎自身的文明构建问题,还有与其他文明的相处方式的问题。自古以来,文明之间的冲突从未断绝,也正是一个个文明的建设与完善构成了今天这个多元的地球的伟大历史。
文明问题主要基于体制机制的。最为典型的就是反乌托邦小说。科学乌托邦小说常常也被算在科幻小说的范畴内,对于体制的荒诞构造使得这类小说极具讽刺意味,但也有部分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的社会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如鲁哀鸣的《极乐地》、老虬的《解甲录》等,都展现了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在西方的乌托邦题材的小说中,则有著名的“反乌托邦三部曲”。
文明关系的问题则往往与新的技术发展有关,或是由于新的技术而引发的战争,或是人类聚居区域变化造成的冲突。此类科幻常与对战争的反思以及对待军事力量发展的想象相关联。
面对各类文明伦理问题,科幻小说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思考的力量,它引导我们思考地球在宇宙中的存在,让我们反思自身的进化与发展,掠夺与守护……这些问题或许并不具有现实意味,但它们却让我们可以更加清醒地面对未来。
[1] 董仁威.中国百年科幻史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2] 郭雯.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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