弓的名称是生命,但它的作用却是死亡。The bow’s name is “life” (bios),but its job is death. ——赫拉克利特《残篇·48》
现实的不确定感召着我们寻求虚构的确定。进而,《异度神剑3》的冷峻似乎就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无法回绝的问题:既然现实已经如此苦难,我们又为何介入一个比现实还要糟糕得多的世界呢?是因为我们居高临下而感受到的幸灾乐祸吗?还是因为两者的相似所联系到的移情或慈悲?亦或者我们在困苦的命运中感受到了某种崇高?为此,我们不必假惺惺地说,自己可以客观地一条一条解释清楚。相反,一个更加诚挚的回应是先下定一个价值判断:在直觉上,我被打动了。
然而,这种价值判断所引发的价值关涉,促使我们去刺破先前的知觉,它会在大卸八块中面目全非:直觉的快感可能化为厌恶甚至反胃;直觉的排斥可能化为理解甚至敬佩。不管怎样,对审美感性的超越总归是尝试理解这样一个混沌、庞杂的世界观念的原动力。毫不讳言地说,试图描述这样的被突然攫住的临界状态,就是要求我们给出关于这个世界的或稚嫩或成熟的解释。而我真正关心的是,这种解释的极限在哪?换言之:能否给出一个相对独立的生命观念的通融解释,去理解这个以“生命”为主线的世界,进而将其作为一个实践的行动去恰当地回应我们的感受?
直到文章的最后,完满的结论便是成功地建构起了一个整全的阐释体系,但这不可不谓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在开启征途之前,需要对文章的特点做出如下四点说明:
本研究将刻意回避本作与系列其他作品(包括《异度神剑1》《异度神剑2》《异度神剑X》,尤其是《异度神剑3:崭新的未来》)和《异度装甲》、《异度传说》系列的关联,而把本作视为一个自足连续的阐释循环(Hermeneutischer Zirkel)。
本文力求内容的通俗易懂(尽管很可能事与愿违)。本文的目标读者是所有对此话题感兴趣而不希望因为艰涩的行文而放弃阅读的《异度神剑3》玩家。对于那些希望更深入探究的读者,除了较为详细的图下注解和参考文献以外,我还在文末附注了进一步阅读的参考建议,内容主要包括拓展书目、玩家社区的详细讨论链接以及其他的可能有帮助的资料。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对《异度神剑3》生命观的整体性阐释体系,所以笔者在论证过程中并不会详细展开其他论者的观点,或是对其进行系统的阐明和批判。这一部分的内容将在文章的最后集中地考察,即便如此它也不是本文的重点。
限于篇幅,笔者不得已将完整的文章拆分成了三个部分(即便如此读者将在接下来的阅读中体会到拆分后的单篇内容还是过多了),并为此对篇章内容的组织做了一定的调整。
象征(symbol)和符号(sign)一样,指向自身之外之物,但是,前者“参与到了其所指的现实”,而后者并没有[1] 。这一关键区别决定了象征的反身性(reflexivity)与符号的任意性。因而,象征系统(symbol system)一方面具有内向的词语结构,另一方面又外向的摹仿现实,而后者恰恰是符号系统(sign system)的使命所在。质言之,象征系统是一个综合了再现与表现(后者是使象征系统高于符号系统的核心特征)的庞大复杂系统。就此而言,象征系统经过了四个阶段[2-3] ,它们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解经学的传统[4] :
字面阶段,对应于解经学中的历史意义。在此阶段,象征系统及其所包含的符号系统被固定,它是事实的字面意义的如实描述。
形式阶段,对应于解经学中的寓意。在此阶段,象征系统由于反身性使它自己及其所包含的符号系统开始流动,它使意象、主题和意图等概念开始进场。
原型阶段。在此阶段,象征系统开始相互沟通,前两个阶段中的相同词语形式的复现经验得到萃取和抽象,它使传统、程式(formula)、文类(genre)等概念进场。立足于此阶段的原型批评注重对人类的共通生活经验的提取,因而广泛地征用神话、人类学、民俗学的概念,关注日月、四季、生死、色彩、梦境等源于自然的基本意象。
单子(monad)阶段,对应于解经学中的奥秘解说(anagogy)。在此阶段,象征系统产生了一个词语秩序的中心(即单子)。它一方面扩张了原型的阐释能力,合理化了所有原型,使得所有人类经验浓缩到了单子中,另一方面颠倒了象征系统的原初作用,即把作为象征出发点的自然现实调转为了终点。这也是经文、启示录等宗教文本的终极阶段,亦即解经学的最终目标。
显然,完全停留在字面阶段的象征系统是难以构想的,对寓意挖掘的刻意遏制反倒因其反常性可称之为一种特化的艺术风格,而这恰恰构成了极端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最大特征。另一方面,在原型阶段为了整体性而展开的异质同构的追求,最终也许仍然流于形式(寓意),或者成为过分依赖程式的“泛泛而谈”。总之,象征系统自身的四个阶段警醒我们:对象征的挖掘必须处于限度之内,否则将自食僵化或自我瓦解的恶果。
在修辞学上,与象征相近的术语是“隐喻”(metaphor)。两者虽然常常混用,但从生成的角度看,隐喻是象征的更早阶段,而象征是一个隐喻经过重复而得到的结果[5] 。在不断重复的过程中,本体和喻体之间的关系也可能不断损失,到达象征时两者或许已经相去甚远,而隐喻则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两者间的关联。就此而言,隐喻长期被视为从神话、母题(motif)通向高度抽象的概念(concept)的中间状态,直到浪漫主义运动和隐喻学(metaphorologie)的兴起,才超越了关注说服效果的修辞学而上升到了反映人类根本思维的艺术与哲学高度[6-7]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隐喻是象征系统的前状态,又总是存在一些既具形象性又对认识世界——亦即观念形成来说不可替代的绝对隐喻(absolute metaphor),对此类隐喻的挖掘将作为本文切入《异度神剑3》生命观的起始工作。
莫比乌斯带(Mobius Band)是一个常见的粘合空间,如图1-2。
如§1.2.1所述,莫比乌斯带首先是一个隐喻,随后才成为象征系统的符号,辐射到游戏的视觉设计。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隐喻的莫比乌斯带表征了那一体两面的A面与B面因“融合”而产生的相遇,从而具有一种内在于其构造(无论是抽象构造还是现实构造)的深层结构:由“二”到“一”的转变。这种转变又似乎是一种尚未完成的中间的面临抉择的状态。此时,要么向后退,重新化为“二”,即延续A面与B面的分异与独立;要么向前进,真正变为“一”,即令其各自朝向其对立面转化而整合。简而言之,分裂与整合、后退与前进的两难抉择内在于莫比乌斯带的隐喻之中。
从莫比乌斯带出发,艾欧尼翁的创世神话、非黑即白的国家图景的内在困难得到如实的反映,但显然,莫比乌斯带自身无法表征困难的解决方法。我将在下一节论述,两难的决断原则依赖于另一个隐喻。
泰恩的觉醒任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远离战争的世外桃源的存在;优妮的觉醒任务,与其说展现了她克服恐惧的历程,毋宁说揭示了殖民地品级的真相;至于圣奈的觉醒任务,则完整地呈现了梅比乌斯诞生的过程。凡此种种,似乎使以下结论呼之欲出: “文明的基础是谎言,在历史之中有着原罪,整个周围社会都建立在欺骗和不公正之上。” [9] 如果上述例证仍不足以说明这个结论,那么在第四章的结尾,当机械的科维斯女王终于揭下面具,一切信仰——艾欧尼翁人的人生目标、创世神话、成人仪式……其来源最终还是走向了崩塌。
面对此种错愕,衔尾蛇的回应是:"主堡内的女王是个冒牌货(之前在主堡內的女王是個冒牌貨;The Queen in the Castle was a fake)。"而非说“我们的女王根本不存在”之类的话。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在衔尾蛇的信仰深处,仍为一个本真的女王留出了位置。
正是真相的不可剥夺,才使得相对于真相的谎言有了意义。至少在衔尾蛇的观念之中,总是存在着一个真相,它是世界图景的全部基础。换言之,真相总是对应着一个完全反映真相的真理世界。这个真理世界及其所反映的真理,是唯一的、完满的、至善的。进而,那异于、低于、弱于真相的谎言,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使得真相不再可见,那就是十足的僭越了。
至此,本节最重要的隐喻也就提取出来了:真相是坦荡的、赤裸的。相应地,修饰、遮蔽、掩盖或装扮了真相的,只能是谎言。而这个隐喻又依赖于另一个更为根本的信念假设:真相存在。
这一绝对隐喻的关键性是无需赘言的:它决定了衔尾蛇的历史观念与正义原则。一方面,如果赤裸的真相是存在的,那么关于真理的知识就上升为了正确的原则,这一原则指导着我们同与真理相对的偶发的、主观的、私人的“意见”(Meinung)作斗争。这也就意味着,被意见所裹挟的真相成为了某种等待发现、寻觅甚至解救之物。超历史的普遍法则由此浮现:历史的观念一分为二,一边是有待超越的历史的局限,一边是有待把握的普遍的真理。另一方面,由于赤裸的真相是存在的,保卫真理,追寻真相,就具有了抽象意义上的正当性。于是,伦理实践的评判标准,特别是当正义的意见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给出解决的指导,也就有了答案。
此外,有必要考虑其他两种信念假设,它们将推导出不同的历史观念与正义原则。
其一是:真相的存在是不可知的。此时,赤裸坦荡的真相与乔装打扮的谎言等隐喻也就失去了意义——因为真相即使存在也混同谎言都受到精心的修饰,我们并没有“火眼金睛”去识破其中的奥秘,这也就承认了人类知识范围的有限性。对知识范围有限性的认识,其极端的形式是:任何堂而皇之的宣称诉诸于真理的断言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种武断的结论将会继续流动而产生自相矛盾;其温和的形式是:虽然历史只是向我们展示不断的变化,而非变化的原因真相,但至少基于实证的历史经验,我们能得出一些处于限度之内的结论[10] ——甚至对那些怀有崇高目标的人来说,对历史经验(尽管它们五花八门、千姿万态)的竭力把握,说不定就让真知灼见离自己更近了。前一个观点称为怀疑论,而后者称为(一般的)历史主义。
怀疑论寻求真相标准的失败使它自身的正义原则退缩到了对日常生活经验的维护之上[11] 。而对于(一般的)历史主义,它通过超历史的方式(对人类思想普遍性的关注)把握历史性,而历史性(变动不居的历史经验)又反过来否定了超历史方式的运行。毋庸置疑,这一深刻的内在自我矛盾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粉碎了人们对连贯一致的正义前景的幻想。如果要问在此之后还有什么幻想尚存的话,那只能是坚信历史经验的实证科学了。
所以,当我们谈论到第二个信念假设: “真相不存在”时,也就不难理解它会带来怎样的历史观念与正义原则。 真相彻底消失,只剩下普遍混杂的意见,由此通向了比怀疑论的普遍怀疑更加彻底和过激的怀疑假设(Hyperbolique),以及比(一般的)历史主义无力把握超历史性的更加极端的幻想之粉碎。在纷杂的意见之间,不再有连贯的真理原则。在不可通约的意见之间的选择也不再受阻碍。或者说,选择已是一个自动而非审慎的过程。它在历史观念上的反映便是(一般的)历史主义的恶化,超历史的真理希冀深陷于历史经验的绝对优先之中,一种对此深感无力的宿命感随之而来:人类思想的光辉是黯淡的,历史的经验充其量只是兜兜转转的原地踏步,或者说是拆东墙而补西墙。而这正是滋养保守的保守的、惯习的乃至虚无的正义原则生长的土壤。
总而言之,至少就衔尾蛇而言,他们在这三种关于真相的信念假设(如图1-3)之中,选择了第一种。进而,赤裸真相的绝对隐喻根植于其认知思维之中,决定了他们持有的历史观念与正义原则。所以,对于上一节最后留下的问题——莫比乌斯带的两难决断,衔尾蛇唯一的解决原则就是彻底地捍卫真理。
本章作为一个预备章节,旨在于真正切入到对《异度神剑3》生命观的考察之前,抽离出合适的方法论。第一节对象征系统泛滥的警醒,使我们过渡到了对一种条件更弱的阐释结构的寻找之中,最终选定了绝对隐喻作为阐释的主要切口。并且,从游戏中抽取出来的莫比乌斯带,被视为绝对隐喻的起点。赤裸真相作为第二个得以考察的隐喻则接过了前者尚未完成的职责。两者合起来,决定了考察的方法,同时也划定了足够的考察区间了。
具体而言,接下来的多数考察理路,都是遵循莫比乌斯带的隐喻模式,挖掘出差异的、对立的甚至是矛盾和冲突的一体两面,进而在两面的冲突之中发现莫比乌斯带式的进退维谷。如果试图进一步这个困难,则依据赤裸真相的隐喻模式,贯彻这一信念: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真理)世界本身,而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视角)。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叩其两端而竭焉”的方法,只是我选定的一种思维模式,它未必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但至少可以说,现在已经做好考察艾欧尼翁生命观念的准备了。
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这种战争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这种人人相互为战的战争状态,还会产生一种结果,那便是不可能有任何事情是不公道的。是和非以及公正与不公正的观念在这儿都不能存在。没有共同权力的地方就没有法律,而没有法律的地方就无所谓不公正。——霍布斯《利维坦》
本章所论及的国家观念,主要针对“冒牌女王”(对应于真正的女王)治下的科维斯与安格努斯。实际上,在艾欧尼翁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之中,玩家只是跟着衔尾蛇的视角,亲身经历了短短数月的岁月断片。此外,如果玩家认同了(也可能是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衔尾蛇的真理观念,就会把“解放”这个意识形态性极强的词语在剧情中的大量运用也视为理所应当的了。质言之,那个对应于冒牌女王的漫长的“虚假”状态,不可不谓是艾欧尼翁人的生命观念的基本来源,但它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轻视——无论是对“解放者”还是“被解放者”而言。我们的考察也从这个关键但未被重视的状态开始。至于为什么选取国家观念作为论述的起点,将在后文阐述。
历史上,政治哲学为我们建构了两种解释国家的模型[14] ,如图2-1。
其一是亚里士多德的有机主义模型[15] ,它的基本主张如下:
国家是一个从家庭(οἰκία)到村坊(κώμη),村坊到城邦(πόλις)的有机连续体。家庭是最初的自然团体。从家庭到城邦的演进不是一个对立而是不断完善的过程;
自然状态(处于家庭)是一个等级社会,基本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主人与奴隶、上级和下级;
国家(政治社会)发展的正当性基础是“自然”(事物的本性,natura rerum)。
其二是霍布斯的自然法模型[16] ,它的基本主张如下:
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对立。政治社会的诞生是为了消除自然状态的弊病。进入政治社会是国家建立的基础;
自然状态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状态;
政治社会的正当性基础是“同意”。
霍布斯自然法模型的更多细节[17]见下图2-2,2-3。
霍布斯摧毁了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家-国习俗式的国家传统。在他看来,利维坦国家的建立,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普遍的和平,即把他设想中的自然状态下的自由个体从人人自危的窘境之中解救出来。进入政治社会后,行使着绝对主权的主权者也不能剥夺公民的生命权。
而在艾欧尼翁中,科维斯与安格努斯国家的建立,唯一的目的就是开展普遍的战争,即用最直接的手段亲手夺取敌人的生命。矗立在战场上、悬挂着命火之钟的巨型铁巨神,则是国家意志的具象。在战场上,飘飞于遗骸之上的红色粒子,与其说是战死沙场的士兵们生命力量的体现,毋宁说是国家的生命意志的分有。如果说霍布斯的国家理论强调国家必须保障个人的生命,那么在艾欧尼翁人的国家观念之中,个人必须保障国家的生命。或者说,个人的生命淹没在了国家意志的勃发命火之中。
我们看到,《异度神剑3》宏大的开场所展现的艾欧尼翁政治社会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颠倒了霍布斯的国家理论,这也决定了两者在政治社会中生命权的具体内涵诠释上的分歧。
对霍布斯来说,即使在政治社会,生命权的出发点仍然在于一个人没有义务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他有权争取食物、水源等一切有利于自我保全的事物。并且,如果公民真诚地感受到了生命受到威胁(主要是因为市民法的保护不足或主权者缺乏力量),他就有权采取行动保卫自己的生命。——当一个本应满足的义务并未履行时,与之互补的权利随之而来。
而对于身处政治社会的艾欧尼翁人来说,生命权的出发点在于,一个人没有义务不去夺取他人的生命。换句话说,即使他获取了食物、水源,但对于自我保全的要求来说,这依然是不充分的条件。而国家在政治社会中并不提供保障公民安全的义务,恰恰相反,它只是向国家的士兵提供了互补型的权利,即一个人没有义务去夺取“同一个国家的人”的生命。
不管怎样,我们必须承认,在艾欧尼翁的政治社会之中,国家并没有终止战争,而是把艾欧尼翁人对生命权的捍卫直接放置于无穷无尽的战争之中。在他们对生命权的誓死捍卫之中,“国家高于个人”不再是冠冕堂皇的宣传口号,而是生死攸关的生存之道。这是因为,既然艾欧尼翁人的生命本质被绑定为命火之钟的必要组成,那么就其逆否形式而言,殖民地的覆灭必然带来个人的暴死。
这也是为什么,纵使艾欧尼翁人(不论是科维斯人还是安格努斯人)的殖民地是那样的缺乏艺术与人文气息(梅比乌斯B如是说),营地之内的铁巨神也依旧称得上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崇高人工奇观了(如图2-4)。正是因为铁巨神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一面是精巧与理性的机械秩序,另一面是蓬勃燃烧的命火生机(vitality) [18] ,两者统一于女王的神圣临在之中。
至此, “以战求生,为战而活”(為了生存而戰,為了戰爭而生;Fighting in order to live, and living to fight)对于艾欧尼翁人国家观念的直接意味得以阐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巨大的政治现实主义巨轮,即在谈论同情、怜悯、友爱、德性等一切道德伦理之前,都要以自我的保全与冲突的缓解为先。然而,在此之外仍有三个遗留的问题有待解决。
其一是,艾欧尼翁人从其惨烈的战争经验中所获取的这种国家观念,是否是其本真的结构。进一步地,被谎言所遮蔽了的国家真相是怎样的呢?这是依赤裸真相的隐喻对本节论题的自然延伸。
其二是,如果我们顺着霍布斯的自然法模型,那么在政治社会之外就还应该考虑自然状态,然而即使是在衔尾蛇“解放”的那一座座殖民地中,似乎也很难寻找到纯粹的自然状态下的考察样本。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去考察那些情况较为特殊的殖民地,它们依次是塔乌殖民地、遗忘的殖民地(奈美所在的殖民地)以及0号殖民地。我们将看到,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之间,殖民地人民的国家观念是如何变化的。这一点是在自然法模型划定的框架下对本节论题的进一步探讨。
最后,我们将考虑此前已被搁置了许久的有机主义模型,沿着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两千多年的传统,探索艾欧尼翁国家的自然生长。这一点加之前面的讨论足以使我们收束本章开头似乎是突然分叉出的两条理路了。
以上三个问题将在接下来的几节中予以讨论。实际上,这三个问题的求解彼此之间是前后连贯的:只有赤裸的真相得到了剖析(问题一),看似稳固的国家观念才有可能松动,寻找国家观念真相实例的尝试才不至于无功而返(问题二),而在问题二中遇到的困难又将使我们很自然地过渡到问题三,我们将认识到塑造艾欧尼翁人国家观念的“另一面”。直至本章的最后,一个结构较为完整的对艾欧尼翁人之国家观念的通融考察就算大功告成了,当然我们并未忘记本章最开始留下的问题。
本节意欲处理的议题是很自然的:国家观念的谎言背后是否存在一个被遮蔽的真相,如果存在那么它的具体内容为何?
如果我们将衔尾蛇的真相观念作为本节(以及随后两节)的讨论前提,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不证自明的,重点便来到了第二个问题,为此我们快速梳理前一节的两条主要结论:
国家优先:在政治社会中,艾欧尼翁人的生命是其国家生命的必要组成,他有义务优先保障自己国家的生命,除非他个体的生命受到了紧迫的威胁(主要是敌人夺取其生命的强烈动机和实质行动),以致暂时不能保障国家的生命。
普遍战争:在政治社会中,艾欧尼翁人的生命权(依第一条归属于国家生命)的含义是:个人享有在免除夺取本国同胞生命的义务和免除保护异国敌人生命的义务的情况(两者同时满足)下自我保存的权利。这一权利由处于政治社会的国家所保证。
以上便是前一节对艾欧尼翁政治社会的国家观念的定论,它的重点是基于政治现实主义对生命权的具体解释。在游戏中,揭示了国家观念真相的一个重要线索来自于0号殖民地的支线(见对话2-3)。
在国家观念的谎言之中,(夺取命火的)普遍战争是国家的必然结果。在旧世界没有夺取命火的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出于其他原因的战争发生,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旧世界就必然不存在。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个前战争状态并不一定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相对应。但是,它表明了国家观念的谎言确实是对生命权本质的遮蔽。因为为了夺取命火而进行的普遍战争并不是国家的必要条件(如下图2-5)。
在上一节中,我们得出对应于国家观念真相的“前战争状态”是实际存在的(但它不一定等同于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在本节中,将选取几个典型的接近“前战争状态”的殖民地予以考察,而整个过程仍然是从自然法模型的框架出发的(尽管在论证过程中不免发散出新的理路)。
深居莫尔克纳大森林的塔乌殖民地的确处于一个相对远离战火的状态,其国家观念也与传统的殖民地有所区别(见对话2-4,2-5)。
对塔乌殖民地的人来说,他们不受到夺取命火的战争的侵扰,也较少地受到执政官的干涉(当然这是他们在让叶的觉醒任务之前的看法)。所以他们出于较为特殊的条件,把生命解释为一个更加消极的过程。比起其他普通的殖民地夜以继日夺取命火,而把生命视为不断抗争,变动不居的积极动力学,塔乌殖民地的人更愿意关注生命如同花开花落般自然凋亡的最终结果。
塔乌殖民地作为被遗弃的殖民地处于国家的边缘,似乎只存在于其他殖民地的传闻之中,相应地,殖民地人民的传统国家观念是相当淡薄的。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对生命权的解释,即把平静面对自然死亡而非抗争由战争导致的横死(violent death)作为自我保存观念的核心。
有趣的是,在主线剧情中衔尾蛇只是解放了4号、30号和拉姆达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恰好在一定程度上共有着传统的国家观念(即使是30号殖民地也有着一个漠视生命令人生厌的执政官Q),塔乌殖民地因而成为了“手气正旺”的衔尾蛇遇到的第一个非典型的殖民地。所以当衔尾蛇抱着极其有限的一些成见火急火燎地试图马上“解放”殖民地时,让叶不慌不忙地向他们阐述殖民地的生存之道的情景也就构成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讽(irony)了。
实际上,这样一个“有着独特文化和习俗”(泰恩如是说,实际上塔乌殖民地的整个系列支线都是围绕这一点进行设计的)的殖民地,最终得以解放,并不是出于衔尾蛇的强力(force),而是根源于他们生命观念中内在的张力。
具体来说,塔乌殖民地的人并不是完全平等地对待一切死亡的。他们可以坦然地接受自己的独自死亡,并认为这是合“自然”的结果,但又懦弱地不愿接受同伴的死亡、以及同伴目睹自己的死亡,尽管这也是合自然的结果。因而,对于后者这一自然的逆反,反倒被他们视为不自然的想法[19] 。这一生命观念的内在冲突使他们长期笼罩在恐惧、自厌和罪责之感中。而梅比乌斯U作为他们的执政官,恰恰是发现了这一冲突,从而打造了长久支配塔乌殖民地人民生活的独特“风景”[20] (见对话2-6)。
梅比乌斯U人为且隐蔽地阻碍了塔乌殖民地同伴的自然死亡,使得本应该自然临终的同伴提前曝尸荒野(参见普通任务121“丰猎仪式”),而用自然习俗而加以掩饰。这一谎言与真相的黑白颠倒始终刺痛着内疚与苦痛的塔乌殖民地人。
所以在最后,梅比乌斯U是由让叶(而非衔尾蛇)亲手射箭终结的。这一箭是塔乌殖民地的人共同之意志。衔尾蛇对命火之钟的暴力摧毁只是一个“契机”(kairos),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将真相观念带到塔乌殖民地,所以最终选择破除谎言,恢复本真的自然。虽然梅比乌斯U的诡计得以破除,但深植在塔乌殖民地人们生命观念的内在张力并不会就此崩解,而这恰恰是其国家观念的全部真相(如图2-6)。
如果说塔乌殖民地凭执政官U仍与他们的祖国尚存一丝联系,那么重生后的奈美所在的“遗忘的殖民地”既然不仅不受命火之钟的束缚,而且完全不受执政官的管辖(甚至他们没有“军务长”这一职务,而只有类似的“领袖”),就可以视为一个“处于国家之外”的殖民地了(见对话2-7)。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有着安格努斯人的面貌,却遭到本国人的攻击(这也是泰恩觉醒任务的起因),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在后续的章节中我将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考察这一殖民地,但在本小节主题还是限制为“国家观念”。我们将看到,这个“处于国家之外”的殖民地依然与其国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又依赖于两个概念(严格来说是三个)的展开,如下图2-7。
泰恩的觉醒任务对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演绎之忠实是毋庸置疑的,两者都采用了外人进入桃花源-村民揭晓历史渊源的类似铺陈结构。以现在的观点来看,遗忘的殖民地确实是一个遗世独立的“黄樟树源”。然而,追溯到更早历史的话,遗忘的殖民地就是旧时代的遗址(据泰恩推断这是个被前代衔尾蛇解放了而尚存的殖民地)。它由于某些原因摆脱了现在的梅比乌斯的干涉。也许在外人(也包括这个时代的衔尾蛇)看来,这个原因只能称作“机缘巧合”。但对于世世代代生活于此的人来说,这个原因似乎就是一种必然了。遗忘的殖民地,作为衔尾蛇曾经与梅比乌斯斗争过的见证,其本身的存在就昭示了对梅比乌斯因果流转的宿命(karma)之反叛。就此而言,它获得了一种神圣性,即使战火波及于此,那也是一个旧时代见证者的牺牲(见对话2-8)。
矛盾在于,虽然他们的命定(fate)观念是对梅比乌斯轮回宿命(karma)的抗争,但他们又相当在意过往使其脱离祖国的那个“历史事件”,从而在战争真正来临时又把它上溯为无力挣脱的命运之结果。就此而言,他们似乎又重新陷入了宿命轮回的困顿之中。
最终,陶渊明笔下的那个桃花源此后“无人问津”,而深居嘉登西亚一隅的遗忘殖民地则由衔尾蛇撕碎了其国家观念的最后一点虚妄。国家观念的真相就在于,这个被遗忘、被剿杀的殖民地,以及艾欧尼翁世界各地的其他殖民地,都将能够不受命火之钟束缚而光明正大地生活。
与处于国家边缘的塔乌殖民地以及处于国家之外的遗忘的殖民地不同,0号殖民地完全立于国家之上,受梅比乌斯的直接统率,是国家观念谎言的制造者、维系者与调停者(见对话2-9)。
长期以来,0号殖民地的人对梅比乌斯的命令绝对服从。他们作为梅比乌斯的帮凶,知晓大量有关艾欧尼翁的真相,又无差别地加害于生活在谎言之中以及意欲揭晓真相的同胞,自己本身又受到命火之钟的束缚。在衔尾蛇解放了0号殖民地以后,他们则作为艾欧尼翁世界的“难民”,需要寻找栖身之所(参加普通任务103“寻找新天地”)并克服身份认同的窘迫了。
实际上,整个0号殖民地的支线都是围绕着他们与梅比乌斯的对照进行设计的。0号殖民地解放之初,他们与梅比乌斯一样都是游走于世界之外的“异客”。但是,梅比乌斯的过去是放弃“人”的名字而成为了梅比乌斯,而0号殖民地的未来是获得“人”的名字而成为真正立于此世的“人”。
如图2-8,梅比乌斯与0号殖民地的人必然都会认同,为了公共的交流,存在于言语中的词必定是一种符号。
对于梅比乌斯来说,成为梅比乌斯意味着脱离十年的宿命轮回,变为永恒者。那么在成为梅比乌斯之前的那个自己,那个在生生世世中轮回不断被遗忘的自己,在其成为梅比乌斯的瞬间知晓了过往的一切历史,并将在未来长久地存在。此时,他自己放弃了作为历史中不断抵抗自身的遗忘的那个自己的见证的名字,而选择了梅比乌斯为他指派的抵抗长存于永恒之中的遗忘的符号。
而对于0号殖民地的人来说,数字的编号只是方便士兵间交流的符号。在解放后他们希望获得新的名字,是因为他们认为,作为有朽者,即使总有一天离开此世,他们的名字也是对这段历史的保留。
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词的符号变为一个名字(name)时,它是思念(想い)的符号,而不只是事物本身的符号[22] 。人的命名是对思念的辨明,而不只是对事物本身的辨明,这便是人之尊严的体现;对人的命名是把对方视作思念中的记忆而赋予符号,而不只是把对方视为事物本身而赋予符号,这便是人之情感的体现。
我们可以说0号殖民地所谓“只有自己能对自己命令”的口号是对康德式道德的演绎,但通过他们与梅比乌斯的对比,可以从中发现这些不过几期的孩子的成长,既包含了对未来的自信,又隐含了对历史的纪念,这种双向敞开的成长便是"人的重塑"。
本节分别考察了处于国家边缘、处于国家之外、和处于国家之上的三个特殊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处于前战争状态(对于0号殖民地主要关注其解放后的情况),最靠近国家观念的真相,我们也的确也发现了国家观念的变形。然而,按最初的构想,我们是从霍布斯的自然法模型出发,将这些前战争状态的殖民地摆放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的连续光谱之间而予以考察的。显然,这种尝试最终都在一定程度上失败了。
一方面,可能在于我们需要的是卢梭式的自然法模型。与霍布斯争锋相对的是,卢梭认为,在与文明社会相对的那个自然状态中,人们是以“怜悯”的自然美德(即自然状态下促进自我保存的品质)生存着的。人类的怜悯心克服了个体的“自爱”而促进了整个物种的自我保存。正是在它的驱使下,我们会对那些陷于苦难的人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由此确定了人类天生善良的准则: “在尽可能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23] 。
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原因可能在于,另一种国家观念(源于有机主义模型)对这些前战争状态的殖民地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两种国家观念的相互影响最终塑造了艾欧尼翁的各个殖民地。这就使我们自然地过渡到下一节对另一种国家观念的关注上。
本节所谓的传统国家观念,基于有机主义模型,把国家视为从家庭(作为基本单位)一直到国家的多种社会团体层次化自然发展的结果,每个阶段的社会都包含了或简单或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国家如有机体一般地完善和发展,则被视为其内在的特质。相比起霍布斯式的以法律(尤其是刑法)为中心、去道德化的利维坦国家,传统国家观念恰如其名强调传统、习俗、道德与人伦。
这是我们在最开始给出的定义,随着考察的深入,将逐步修改和完善这个定义。
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王权合法性来源主要有三种[24] :
血亲世袭:个人对王位的所有权从出生时就确定。它的早期形式是血亲权,即王位由整个家族共有,随后诉诸人民同意或其他原则来确定继承人。血亲权的进一步发展是世袭继承权,只有在这个阶段才有君主制和神圣原则的融合。
天意授权:本质上是统治集团间利益分配过程开始或结束的公开、半公开或非公开通告。如中国封建王朝帝王定期举行的祭天仪式,是天子“受之于天”的统治权威之彰显;欧洲中世纪(特别是早期)教会参与的受膏仪式,是教会权力和世俗王权利益瓜分结束的标志。当“血亲世袭”方法出现争议时,往往诉诸于“天意授权”裁定最终的继承者,因为这代表了上帝的判断。
人民同意。由于“血亲世袭”和“天意授权”已经基本把统治权的合法上溯限定到了上天或神,这与被统治者的裁可有时候是冲突的。对它的强调更多的被视为巩固王权的防御性举措。
人是有朽的!统治者的死亡导致的统治权更迭是对王权合法性的考验。封建社会对王权合法性的强调本意是为了在王权更迭的前后尽可能减少流血、实现平稳过渡。
为了解决统治连续性的切实需要与统治者自然死亡的事实之间的矛盾,神圣原则与上述三个王权合法性的来源发生了更为紧密的结合。它们共同导致了:1)王室血统的连续性;2)王冠的象征性;3)国王死后威严的不朽性。三者的统合造成了“王者不死”(rex qui nunquam moritur)的观念[25] 。
然而,在艾欧尼翁,两位女王长到接近于无限的寿命导致了“王者不死”观念的实在。有朽和永恒的对立被消除了、统治断裂的危机也一并解除了、世俗和神圣统一于女王的身体中。她们自己就是自己统治权力的神圣来源,因而任何上溯其统治正义的尝试,最后都会陷于从神圣到神圣的自我逻辑闭环。
“王者不死”观念的实在导致了传统国家观念中的垂直方向(即国家的代际传承)在女王的那个位置被永远地切断了,在那里,只剩下一个水平方向(即中央-地方)上的扁平二维结构。
在艾欧尼翁人的观念中,人-神一体的女王通过来自于自身的神圣权力对执政官委任统治,他对女王负责而不是民众意志的直接代表。另一方面,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军务长在形式上应该被视为协调民意和执政官的枢纽,同样需要对女王负责。
这种从中央到地方的责任制度是形式化的。实际上,由于执政官的嚣张拨扈、擅离职守以及行政能力的低下,他们只能象征性地代表女王-国家对殖民地进行统治。而相应地,殖民地获得了更强的内部自主性。各个殖民地的军务长(同时包括了他手下的副官)实际上要对自己殖民地内部的人民负责。简而言之,女王通过执政官把各地方的殖民地在名义上统一了起来,又因为执政官使得各地方的殖民地在实际上保持了独立性。
这种政治独立性是殖民地社群(community)得以形成的基础。社群对内表现出较为和谐的文化认同、较为一致的生活习惯和较为统一的价值习俗;对外表现为较为团结的利益整体。
此外,社群形成的另一个基础是空间的独立性。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国家的疆域是以王都为中心,呈放射状向四周扩散直至到达边疆的,中央到边境是连续的空间扩展。而对艾欧尼翁人来说,国家的疆域由中央的主堡和各地方的殖民地离散地点缀在地图上,科维斯与安格努斯的领土相互穿插嵌套。殖民地的人民在空间意义上群居,他们的疆域感来自围绕可动的铁巨神所搭建的驻扎区域,而非从中央王都开始连续传导至此的疆土(如图2-10)。
在殖民地社群内部,传统国家观念的垂直方向并没有被切断,围绕军务长的殖民地管理权交迭在殖民地社群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原先在中央因“王者不死”而无需追溯的统治合法性现在必须重新纳入殖民地社群的考虑之中。尽管合法性来源依旧可以归为§2.5.1中提到的三种,但其最终的表现形式和带来的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如缪乌殖民地的执政官对真白的直接授职、约塔殖民地新名对前任军务长的政治迫害(见对话2-10)、9号殖民地凯兹和凯恩对于殖民地未来发展的规划分歧以及伽玛殖民地师道(王凯)和执政官G出于利益的相互利用等。
代际的传承只是导致了殖民地社群的纵向发展,而真正决定了他们完善目的以及生长趋向的是殖民地的品级。从土块、青铜等等一直到黄金,殖民地的人生存于国家之中,不断战斗的目的(τέλος)是要达到黄金品级的终点,这是他们幸福(εύδαιμονία)的实现(目的含于自身之中的活动) [27] (见对话2-11)。
归根到底,品级关乎主堡对殖民地的资源配给数量(因而关乎他们的基本生存)、又关乎他们的荣誉。所以,殖民地品级的发展首先是社群生长的完善。当衔尾蛇解放了殖民地,使其脱离国家以后,他们要思考的就是如何重新建立起社群的目标了,这也是9号、4号等殖民地支线设计的主题。
§2.5.3 送行:殖民地社群的传统国家观念的形成
离散的殖民地社群与女王的联系在相当一部分程度上有赖于“送行”这一社群公共生活的重要活动。
首先,必须承认艾欧尼翁的世界对传统的有机主义模型的颠倒。由于命火之钟的压抑等原因,由男女两性自然结合而成的家庭在艾欧尼翁人的观念中是缺失的。但是,所有的生命都是来源于女王,最终又回归于女王,即女王是所有人的母亲。因此可以这样认为,艾欧尼翁人眼中的家庭是从国家的最小单位颠倒为了国家的最大单位。艾欧尼翁人是先生存于他所属的殖民地社群,然后依着与女王形式上的“亲子关系”形成了更大的国家观念,尽管这个家庭的社会关系是相当不完整的。就此而言,集合了母权与王权的女王,确实可将被统治者称为“子民”了。
尽管生命受之于女王,但艾欧尼翁的人一出生便分配到某个殖民地社群,在他们短短不过十年的寿命间,他们要面对的死亡是刻印完全消逝的“大限”与在战场上随时可能发生的“横死”。无论是大限还是横死,他们生命的休止符按正常来说是由吹奏篠笛的送行者画上的。
战后送行者的笛声,是对殖民地社群同胞遭受苦难的告慰,同时也是女王安抚子民的想象临在。而成人仪式上送行者的笛声,也是这个象征国家最高荣誉礼仪所不可缺少的部分。
成人仪式,尽管并不是艾欧尼翁长存的传统,但在其千年的举办历史中,无疑是对女王同时拥有的母权与王权的最好彰显。在成人仪式上,女王既作为统治者也作为母亲,将臣民的生命收回,使其回归母亲怀抱。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成人仪式又是相对于殖民地品级晋升而言的艾欧尼翁人的另一个目的。个人发展的至善是活满十年,最后光荣地回归女王的怀抱。而社群发展的至善是晋升到黄金,成为最强的殖民地而不再战斗。因而,在艾欧尼翁人的传统国家观念中,纵向发展的个人之完善(perfection)与横向发展的社群之终点(end)恰如“目的”(τέλος)本身的词义也是完整的,尽管它依旧是一个谎言。
而在国家观念的真相之中,所谓的“成人仪式”只是一种“表演”。女王所同时具有的母权与王权归根到底只是象征性的权力,真正掌握了国家政治、军事和财政权力的梅比乌斯,则躲在幕后,操纵和欣赏表演。成人仪式作为公开的集体欢庆和荣誉典礼,满足了群众对国家秩序的想象,其表演性越强,实权向梅比乌斯的转移便越根本[28] 。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因为“送行”无论是对社群还是对国家都具有非凡的意义,送行者肩负了重大的伦理责任。许多支线(如关于30号殖民地送行者的普通任务12“安魂曲”、关于9号殖民地送行者的普通任务18“送行者的烦恼以及关于拉姆达殖民地一对送行者的普通任务31“迷茫的送行者”)都展现了不同殖民地的送行者因种种原因没有正常履职的情形。
至此,我们可以给出经过修改和完善后的传统国家观念的定义,如图2-12。
艾欧尼翁人的传统国家观念,基于有机主义模型,是把国家视为从社群(作为基本单位)到国家(作为不完整家庭)的二元社会团体层次化自然发展的结果,社群的社会关系是相对复杂的,而国家如有机体一般地完善和发展,则被视为其内在的特质。
对于艾欧尼翁人来说,不是战斗而是放弃战斗才需要理由。因为那个作为谎言的国家观念,他们不能也不敢放弃战斗。——他们的生命是属于国家的、女王的、殖民地社群的,唯独不是属于自己的。为了国家,为了那个淹没在命火之钟里的属于国家的生命,他不能放弃战斗;为了女王,为了那个被女王赐予和回收的生命,他不能放弃战斗;为了社群,为了告慰同胞的亡灵与集体的荣誉,他不能放弃战斗。国家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拂拭对此的不安,他不能放弃战斗,因为现在只有战斗是属于他自己的。
国家观念的根本在于对生命权的解释,但他在短短不过十年的岁月里只能感受到对那个不属于他的生命的恐惧;国家观念的根本在于有机体的自然向善,但他在匆匆奔向至善的终点时并没有感受到那个理应属于他的生命的光辉。
一切的困顿驱使着艾欧尼翁人,哪怕只有少数人,去寻找国家观念的真相——因为对国家观念的怀疑是他们对生命本身的思考的起点。
古希腊人是从两个角度看待人之生命的:1)活着的人(zoё),它是生物性的、普遍的;2)生存的人(bios),它是社会性的、特殊的[29] 。活着的人对应了一种循环时间观,他在生老病死的生物规律之中逃无可逃;生存的人对应了一种线性时间观,他在稍纵即逝的历史中留下了记忆或传记。
艾欧尼翁人又是从哪个角度看待人之生命的呢?他们总是突然出生、然后在战场上遭受暴力突然死去、有时候又被衔尾蛇突然解放。在突然的出生与突然的死亡之间,国家观念对他们的指导是:放弃思考、继续战斗,在战斗中为国家献上生命光辉的生活被视为“善”;然而,他们又被诺彭称为“阿库亚库”(见对话3-1),这是个蔑称——阿库亚库的生活被诺彭视为“恶”。那么,艾欧尼翁人自己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善恶生活呢?这便是生命之思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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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部分聚焦的主题可视为广义的政治人类学研究(尽管是相当不成熟的),在此领域的必读经典是格尔兹的《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书中对“剧场国家”关键概念的提取与构筑和对四种国家理论的总结与批判都相当值得借鉴学习。详情参见:
[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作;赵丙祥译.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尼加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6.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建立在其表象与事物分离的第一哲学之上,对此详尽梳理的二手文献参见:
[7]伊夫-夏尔·扎卡.霍布斯的形而上学决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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