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参加了纪录片《巢》的特别放映活动,加上导演的映后谈,产生一些奇妙的思考和体会。
《巢》是青年独立纪录片导演秦潇越的作品,获第17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长片奖项。有些特别在于,影片并非记录了什么公认的好人、标兵、骄子,而将镜头对准了一个三十岁上海青年,房君睿,他口吃、木讷、内向,他的生活乏善可陈。
房君睿原本立志做文物修复工作,但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门卫、检验员,他只能不停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间流离,都做不长;房君睿的家庭关系紧张,父亲总是对他说教,认为懒惰又不愿接受现实才是导致儿子人生越来越失败的真正原因,作为回应,房君睿也总是大发雷霆,使得矛盾越发尖锐;房君睿唯一的寄托是对于基督教历史的研究,为此家中藏有大量雕塑、历史书籍,使得30多平米老公房拥挤不堪,成了家庭矛盾的诱因之一,但他仅仅闭门造车,并无成果拿得出手,更无法跟人交流、分享他的爱好;房君睿信教,参与教堂活动,也得到了教友的帮助,他去相亲、策划个人研究的展览、去买经济适用房……但这一切似乎对于他的困境,帮助不大。
房君睿显然恨这个世界,他抱怨所有人,觉得所有人都看不起他、不理解他,所以这个世界是坏的、邪恶的,在他的理解中,世界按照某种弱肉强食的原则运转,在稳固的权利结构强压之下,自己是必然失败的弱势群体。
这是他加诸自身的宿命、牢笼,又因此,他觉得自己有权讨要、可以撒娇,向社会控诉,他说人权组织应当关注他,他觉得朋友应当帮助他,上帝应当为他安排妥当。
我们尽管可以将他简单地定性为一个怪人、疯子、失败者,用一种容易想到的、看似普遍的成败论,一种“常规”的价值观去评判他。我们可以火力全开地数落,因为我们似乎都知道、明确什么是“正常”,我们都可以轻易标榜一种所谓的“正确三观”,呼吁一种“成熟”的人格。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不正常”“不成熟”“三观不正确”会怎么样?意味着什么?以及,为什么房君睿会如此这般背离常态,落到此种田地?
仔细想想,房君睿却似乎从来不是一个疯子,他有自己的信念,他一直在发表评论,阐述对于这个社会、对于自己的看法,理想,那些看似不找边际的理论,却确实是能用来解释的,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一种自洽的体系,他也正是如此践行、如此生活,当然也因此碰壁。
这断然不是什么大逆之罪,没有规定说不能如此,以一种一厢情愿、死乞白赖的态度去想象这个社会,构建一副独属于自己的世界图景,又以一种袖手旁观、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待自己,用自己想象加工过的现实,来折磨自己。
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个,房君睿的脑中有一个特别的现实世界:有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在其中还有一台肆意搭建起来、歪七八扭的造梦机器,任性地吹出一个个气泡,折射出欲望的七彩,却会在蒙尘之后,迅速、轻易地破灭。
我们很可能,在房君睿身上,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并不让人陌生的情绪,一些愤世嫉俗,一些找不到来由的苦闷,一种奇怪的宿命论,悲观的情绪。只是我们暂且能够压抑,不会仍由它们摆布,给那些情绪,打上“不成熟”“不适当”的标签,捆紧扎牢,丢进最底层的黑屋里。
房君睿不会做这些“成熟”的事情,可,即便如此,他的生活依然保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始终没有崩溃,即便他总是把“自杀”挂在嘴边,但也仅仅是挂在嘴边,即便他置身于满是创伤、苦闷的境地,这所谓的“不成熟”“不适合”的状态依然被允许维系,那些转瞬即逝的气泡,绵亘着。
这是为什么?为了理解,也许我们可以换一套语法,另一种激进的视角,重新再来审视房君睿和他的生活,即一种离经叛道、任性唯我的视角,释放出一种浪漫的魔法,能让一个失败者,摇身成为一个英雄,一个挑战者,向着龙冲锋。
这似乎也就能结合一些蛛丝马迹来理解,那些导演写在电影简介里的一些话语:
郁郁不得志的人生是怎样形成的?是精神与物质的固有矛盾,还是个体在时代中的浮沉无奈?影片以主人公追求丰富精神世界与身处困境的冲突,呈现家庭之于个体,社会之于家庭下,是温暖的巢穴,也是束缚的窠臼的刺痛。
以及“一条”的那条特供推送,里面有更为直白地描述说,这个故事是有关,理想与现实,挫折和希望。
这时候,一切意象似乎都被翻转了,那些我们打出的标签,“不成熟”“不适当”,都统统变成了我们的罪证,指认我们的妥协、我们的堕落,向邪恶的利维坦臣服,被规训,不再怀梦,不再异想天开。
这时候,房君睿的状态突然能有另一种解释,在于,他越想世间的坏,他的坏遭遇就越给他证明。在坏上加坏后,一种犬儒情怀油然而生,果不其然,这个世界就是邪恶的!
然后,所以,他并非执迷不悟,他是对的,他果真是惨遭辜负。那些种种生活经历,挫折、失败、不得意,经过重新剪辑,竟然能拼凑出一种古怪的英雄主义,冥顽变成坚持不懈,掣肘是因为生不逢时。
我觉得一时难以评价,以上提及的两种视角,哪种情况更古怪,或者,哪种情况更让人难堪。是看似孤傲却穷匮潦倒,还是看似成熟却受制于外;选择一种撒娇式的反叛,坚持一种被创伤确证的自我,还是接受规训,成为大秩序统御下的众生之一。
或者,应该要先理解,为什么要把这种看似稳定的成熟状态,和不断动荡、从未愈合的创伤并列?
因为这里所说的“成熟”,首先作为是一种策略,与创伤对应,作为一种敷料和遮掩。它们能作为两个已知的端点,经由三角定位,求得一个幕后黑手的存在,一种外在的秩序,社会规范,“理所应当”的现实。
虽然,我们似乎在讨论一个“个人选择”的话题,但背后隐藏这一个“判官”,一个对照物,以它为准,我们知道对错,知道自己在干啥,顺从所顺从的是它,反叛所反叛的也是它。它就是这个“理所应当”的现实。
但,大他者的问题并不是这次想讨论的重点,浪漫的、个人英雄的这一面,才是新锐的,才是从不久的过去才生发出来,孕育了我们身心的思想资源,成为了一种现代人心智的底层代码。
什么是浪漫?诗意与幻想,是对于个人精神和欲念的强调,不安、躁动的灵魂,对现实的不满足,理想远大,怀揣英雄主义情怀的人们岂甘堕落?这是终于有了自由的人们,向约定俗成、理所应当所发起的挑战,凭什么这些现实规则能够高高在上,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自由有两道锋刃,一道是积极之自由,是认可、铺设、创造,是爱;另一道是则是丑恶的虚无,是对于一切条件、基准、参照的否定,甚至连通死亡。浪漫也继承了这两种运动,恐怖的和崇高的,收缩的和铺设的,它们在人的思想中纠缠、翻腾。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房君睿身上看到不同侧面,两种不一样的光彩。一面是自由驱使下的荒唐,对于约定俗成的困惑,对于这个世界实在之正当性的质疑,为什么,为什么现行的一切都被当做理所应当?而另一面,则是那种扭曲的理想主义,自私的、撒娇的英雄。
所以我能评判他吗?我不知道行不行,也不知道其中哪里有正当性,但我一定会想尽办法理解他,从他的遭遇反照自身,并且努力地分析、探讨。我理解,因为我也是浪漫的后裔。
我在这里絮絮叨叨,连篇累牍地写下自己的偏见——可能是偏见,也可能是灼见,谁知道呢——就是想剖开自己的表面,希望把我心中的世界图景,我的自由,我的锋刃,我的选择和目标,全部想方设法地展示出来,以期获得一种理解和交流。
在思考和交换中,期盼得到一种新的知识,它既克服恐怖,虚无的恐怖,又不会屈从于现实的理所应当。我的朋友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内在超越”,是一种无根之人们的共识,浪漫的超越,不断面向未来的、渐进的理解和认同。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这些。
尽管对于《巢》的意见还是挺多,但本文没提及多少。是,原本这确实是一篇吐槽,始于迷茫,因为某些缘故,我想不明白,这个世界会变好吗?
但写着写着,我似乎成功开导了自己。这个世界当然会好,不过,它不会因为虚无、相对主义或者犬儒而变好,更不会因为人们复读几句文青语录就变好。
那句我们都知道的话,有关英雄主义,我们当潜入其中,理解“认清”和“热爱”的背后都伴随创伤的风险,平凡不应是一种习以为常、默认选择的境遇,平凡本身没有什么可取。在这种意义上,平凡同样是一种敷料,用来掩盖伤口。平凡应当被转变成一种策略,可以接受,但不是选择。
而我可能一直是理想主义者,我挺喜欢这种思考,我是浪漫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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