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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38-1943年5年间日军对重庆实施218次战略轰炸，投放包括细菌弹在内的各类炸弹2.16万枚（约4000吨)，炸死1.13万人，炸伤1.41万人，炸毁房屋1.74万栋 ，平民死亡率超过了1.5%。[1] 作为对比，在纳粹德国对英国伦敦及周边地区八个月的闪电战中，德国空军71次大规模空袭投下了18291吨炸弹.[2] 伦敦城区因空袭死亡人数为 29,890 人，占首都人口的 0.3%。死亡率最高的是工业重镇普利茅斯和考文垂，平民因空袭死亡率为 0.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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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2500kg航弹管够的纳粹德国，日本作为穷鬼帝国主义能拿得出手的最大当量炸弹不过250kg。 这不禁让人疑惑，为什么日军使用更差的武器装备，更低的轰炸频率，却给重庆带来如此惨重的损失。带着这个问题，本文将从主动防空和被动防空两个大方向展开，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尝试还原80多年前中国天空的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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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后，吃过亏的国民政府加快了空军的建设脚步。中外合资开办航空工厂，建立中央航校都提上日程。早在31年 ，日本便开始对中国实施了 “无差别轰炸 ”，这也催生出“航空救国运动”，一时间捐机热潮席卷大江南北。给人一种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感觉。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中日之间工业发展差距仍在拉大。如1934年从国外进口的飞机及其附件比例为：美国占 68.9%、英国占 8.1%、德国占 1.4%、法国占 16.3%、意大利占 5.2%[4] ，万国牌装备给维护保养带来很大不便，武器弹药也无法通用。另外捐款和资金使用上透明度较低。在局势已经十分紧张的36年5月 时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夫人居然当起了“等等党”决定“把空军军费储蓄起来，暂时停止购买飞机”其理由竟然是“防止新买的飞机很快就被淘汰，用现有旧飞机维持训练水平就够了。”[5]
有这样的领导，下面的准备自然更敷衍。直到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才把重心转移到抗日上来，时间有限情况下准备也很不充分。抗战开始前储备“汽油298万加仑，滑油18万加仑。”根据“如嗣后第一线能保持200架飞机作战，则每月最少需耗汽油八十万加仑，滑油三万加仑之谱[6] ”计算。抗战前汽油只够三个月的，滑油则维持不到半年。
后勤装备是没啥指望头了，一线飞行员的技术水平如何呢？时任国民空军首席顾问的美国人裴伟德这样评价道“奇怪得很，在这个很少有机会骑自行车和修理及驾驶汽车的国家中，他们的飞行成绩和我们的陆军飞行学员的成绩不相上下”这要得益于南京中央航校充分的训练。记载的战果也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开战初期日军盲目自大，竟敢采用轰炸机单独行动空袭南京上海杭州等地，1937年8月14日，淞沪会战爆发第二天，隶属于台北鹿屋航空队的九架96陆攻前往杭州轰炸笕桥机场。却撞上了换防杭州的第四大队27架霍克3战斗机。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发起猛攻，日机不仅没炸到高价值目标，还被打了个3-0。
日方文献中支支吾吾“由于天气恶劣，在攻击前有离队而下落不明者两架。由于中弹燃料不足，在基隆港内被迫坠入水中者一架。同时由于中弹损失起落轮，着陆时中度损坏者一架。” [7]
除了较好的技战术水平，中国飞行员还拥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如第五大队轰炸机飞行员阎海文跳伞后落入敌阵，宁死不屈，用手枪击毙五名日寇后开枪自杀，身体力行了“用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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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线战士浴血奋战获得的成绩并不能掩盖空军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从1931年航校建立开始领导班子就互相不对付。光是中央军内部就分为“黄埔派”“CC派”（陈氏兄弟），等到1936年广东陈济棠的空军北飞投蒋后，又加重了嫡系和粤系之间的倾轧。具体到飞行员身上，“地域黑”层出不穷，就连空军四大天王之首的高志航，也会因为“东北人”的身份而饱受排挤，更不用说一般飞行员的处境。
这种情况甚至出现人传人现象，就连蒋介石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和宋子文聘的美国顾问团，为了给己方争取更多利益，都出现了两国顾问团互相排挤的情况。
没有独立自主的航空工业则是最致命的问题，淞沪会战刚开始中方投入的空军兵力为“190 架，后增加到 222 架”。[8] 到 8 月31日，中方空军可用飞机为 112 架，而至 10 月 25 日，战斗飞机为 71 架，到淞沪会战结束，作战飞机还剩 31 架，中方的飞机几乎消耗殆尽，2大队还剩 1 架，3大队还剩 2 架，驻汉口的四个大队共有飞机不过 9 架，伴随飞机损失的还有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仅仅开战半年，中国空军四大天王全部殉国，海上航空装备补给线被切断。而日本海军航空兵的力量却在不断增强，此消彼长。中国的天空渐渐没有了中国战机的身影。零星的反击也主要依靠苏联援华支援航空队。日军后期先进战机的投入使得中国空军更加难以抵御，如1940 年 9 月 13 日，零式战机首次投入空战，中国空军损失惨重。日本海军对阵三倍于己兵力。竟然打出了24-0的战绩(日方数据为27-0)，仅有一架飞机在返回降落时受损。面对如此惨状，委座直接选择了躺平。
我机损失十六架，此为空战以来最大之损失，以后补充为难，恐敌气焰复张，然以此心安静如常，毫不警惧，此修道知天之工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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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至此中国空军战术以避战保机为主，日机一旦出动就起飞躲避。在整个大轰炸期间，重庆的主动防空只能说聊胜于无。此后两年间零战击落中国战机百余架，除2架因防空炮火被击落，其余竟无一损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中国空军战术和训练也都出了问题。
1938年12月2日，大本营发布“大陆命第241号”下达了对重庆进行战略轰炸的计划。其中第一条和第五条明确其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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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本营的计划是确保占领区的稳定性，促进建立牢固的长期围攻态势，确保有效镇压和削弱残余抗日力量。2（航空进攻作战）特别要压制和扰乱敌方战略政治中枢，并须与海军紧密合作，努力歼灭敌方航空作战力量。
圣旨算是发出来了，具体怎么执行还没提。“大陆令第345号“则进行补充说明。第一条就直接摆明“攻击敌战略政治中枢须抓准时机，集中战斗力，特别要捕捉敌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一举歼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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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令人胆寒的却是第六条“中国境内所有军队可以使用特殊烟雾（红色筒 红色弹 绿色筒），但尽量避开闹市区，尤其是第三国人员居住地，对烟雾的使用必须严格保密，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特殊烟雾”是指有毒气体，“红色筒”和“红色弹”是砷基氰化物成分化学武器，“绿色筒”则是催泪毒气弹代号。
战争时期，裕仁天皇以大日本帝国皇军大元帅身份，坐镇大本营，听取战报，批准军部或指示军部行动，由军部立案，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向天皇上奏。经过“御说明”“御下问”“奉答”流程，最后由天皇裁可，发布大陆命、大海令、大陆指、大海指等军令指示皇军作战方向，这证明天皇在名义上拥有统帅权。大陆命从1937年11月22日第1期到二战结束后的第1392期为止。
被动防空
被动防空
在中国空军制空权丧失的情况下，被动防空工作重点自然落到了“躲”和“藏”上面，和同样遭受轴心国轰炸的伦敦一样，无非是组织人口疏散和构建防空避难设施。坦白来说，重庆地方政府是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收效甚微。一方面是因为这方面的政策依据和机构都不够完善，一方面是日机还未造成大量伤亡，民众防空意识较为淡薄。“整个1938年内，“重庆市有组织的人口疏散共有3次，仅疏散市民12211人。”[10]
直到1939年4月10日，重庆市疏建委员会才正式成立。结果不到一个月时间，五三五四大轰炸发生。“两天之内共炸死市民 3991人、炸伤市民 2287人，毁灭房屋4871间”[11] 情况变得无比混乱，“5月5—7日短短的3天，重庆市内疏散的市民，统计可查的就多达25万人，其他乘免费车船自动陆续疏散者尚未统计在内。”[12] 5月6日的纽约时报这样记载道“通往西部的公路挤满了难民。乘坐舢舨的费用由1.5美分增加至了6美元。几乎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了，食物短缺相当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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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即使是在41年11月上呈的《访劝户数及人数表》和《访劝各户疏散困难情形统计表》，我们也能得知。在劝访的这4381户人家中，其中愿意疏散者只有571户，只占劝访总户数的13%，理由也很简单。大多都是因为生计问题不愿意疏散。新华日报也指出了这点：“ 一是被疏散者离渝后的生活问题没能解决；二是疏散的方式不善。同时，人民愿意疏散，但根本的生计不能解决，这是重庆行政的弱点；疏散不与人民配合，防空与人民之间隔上了一堵墙。”[13] “躲”是一塌糊涂了，来看看“藏”干的怎么样。
提到藏，重庆最大的特色就是依山而建的各式防空洞。1941年伴随抗战人口迁入，重庆市区居民达到了72万人，防空洞可容纳45万人。[14] 看起来好像并没有特别糟糕，但这45万的容纳量并非敞开大门欢迎所有民众，而是被分成了公共防空洞和私人防空洞。[15] 私洞分为两类，一种是工厂企业政府机关的自用避难设施。另一种是民营对外收费开放，次票2元一次，月票20一张，倘若财力雄厚还可以购买年票，如此高的投资回报率，几乎一年就可收回建造成本，使得私洞数量激增，接近四分之三的容纳量都属于私洞。付不起钱怎么办？还有能够容纳11万人的公共防空洞可以去。[16]
1941年6月5日，在看守玩忽职守，通风设施缺失，严重超员接近10倍的情况下。大隧道窒息惨剧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较于重庆政府最初公布的700名死难者，6月20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刊登《因海军飞机夜袭，死者 12000 人—重庆的防空壕惨剧（详报）》。因为种种原因，至今也没用一个确切的伤亡数字，结合多份文献，笔者个人判断真实死难人应介于5000至6000人之间。
都说统计学是一门艺术，轰炸后难民生活艰辛和瘟疫流行而造成的死亡也不会计入伤亡。据较场口大隧道惨案亲历者田泽周回忆：在“六五”隧道惨案中，他的二哥窒息而死；而他的父亲尽管逃过一劫，但一见他二哥的尸体就气疯了，不久也死了；他二嫂不堪打击，也留下１岁多的女儿去世了；几年后，他的母亲生活无着，带着侄女给人帮工，遇风暴房屋倒塌，双双压死。这样，田泽周一家人虽然只有１人在大轰炸中丧生，却有４人因此而间接死亡。[17]
善后和经济问题
善后和经济问题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战争时期生活也要继续下去，轰炸结束的善后工作更要开展。俗话说 死者为大，掩埋死难者遗体自然排在首位。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委座都看不下去了，亲自下达手令。指出“都邮街、棉花街火烧处尚有尸体埋没在内，未经掘出埋葬，故臭气难闻；又南岸真武山兴聚奇门埋尸不深，故臭气冲天应速令改正重葬，必须埋尸在四尺深土之下，并多用石灰在旁杀虫为要。”[18]
显而易见，掩埋工作开展并不顺利。1939年6月29日，在市郊寸滩场下面三里程处的黄阁滩出现了约 70 具无人掩葬之尸身。其“日晒夜露，猪犬相食，情不认睹，尤臭气毒人，碍于卫生，传染危疾，实非浅鲜”，调查后，得知其原因系“掩葬人员未曾负责，私吞恤款，借故谋利”所致。[19] 在多方努力下情况才有所好转，1939年5月，日机轰炸死亡人数为5569人，战时重庆空袭救济救救护机构掩埋尸体为4755 具，获得掩埋的概率为85.4%。[20]
抚恤工作也是善后的重点，毕竟这笔钱关系到幸存灾民的生计问题。伴随1937 年《空袭紧急救济办法》的颁布，空袭救济恤金的发放开始拥有明确标准。[21]
1. 因空袭轰炸而死亡者，得按名发给抚恤费国币 30 元，交其亲属具领；其受重伤医疗无效而死亡者，亦与死亡例办理。
2. 凡受重伤者，得按名发给赈济费国币 20 元；其因伤而致神志昏迷者，得发交其亲属具领，如无亲属，须待本人清醒后，始得发给。
3. 其受轻伤者，得按名发给 10 元，由本人具领。
和上文的民办防空洞收费一对比就能发现蹊跷，到底是防空洞收费太贵还是抚恤金太少？你没有猜错！其实两者兼有之。
拿粮食的价格进行对比，直到1940年的7月，重庆米价都处于正常波动范围，这个时候9.73元还可以买到一市石米（约150公斤）[22] ，可见30元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然而等到轰炸最激烈的41年夏天，永川县（重庆周边地区）的抚恤标准还继续按照1937年执行。而此时的米价已经足足翻了6倍有余。以重伤为例，抚恤金甚至不足以购买100斤大米，即使是因公重伤也不足以购买200斤大米。
屁股插火箭的通货膨胀速度不仅折磨着挨了炸的人，同样拷问着炸弹下救死扶伤的人。据费正清统计，1940 年和 1941 年，重庆的食品价格暴涨了将近 1400%。1941年成立的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雇用人员的薪俸却和1939年相差无几。医护人员好歹还有工资。战时重庆空袭救济救护机构兼职人员的比例占据职工总数的 81.8%[23] 。据国民政府的规定，调动人员属于兼职，因此，需遵守“全国公务人员兼职不得兼薪”[24] 的规定。他们的工作尤为繁杂，从轰炸前线的急救到尸体的掩埋，从收容难民到发放救济。大部分人依然无怨无悔任劳任怨地参与到战时重庆地区的空袭救济救护工作中来，也基本能服从国民政府的调令安排。
尽管委座多次反省“物价暴涨，民粮与军粮无一日之存余，此乃最危之时机”[25] “气候干燥异常，敌机日益轰炸，粮价日涨，社会随时可生变乱”。[26] 但这只是大后方人民噩梦的开始，直到1945 年 7 月，零售物价指数较37年开战已上涨 2619 倍。[27]
抗争
抗争
内外交困之下，重庆人民并没有退却。特别是广大工人同胞，为了生产抗战急需的军需民用物资，一般每日工作都在十小时以上。有时在飞机临空下仍照常生产，厂房被炸了就在山洞隧道里建立临时厂房。没有发电设备，点油灯照样工作。1939年，1330名川江工人在寄给国民参政会的信中表示“如果说我们是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28] 在轰炸最猛烈的1940年，四川及重庆参军人数为26.6万，1941年则达34.5万人之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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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方民谣中也可见陪都人民抗战到底的精神。
“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有很好的防空洞，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广大的农村，不怕！让你龟儿子轰！让你龟儿子炸！老子们总要大反攻，怕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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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作者的斯诺是这样描述重庆大轰炸的
一切被炸城市里的几百万劫后余生却因此激起了深深的狂怒和厌恶，他们对于侵略者有一种特别切身的憎恨。你如果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上躲过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看见过母亲找寻儿子的尸体的破碎头颅的光荣，没有闻过被烧死的学童的气味，你绝不能了解这种憎恨。这恐怕是日本对于中国的统一的最大贡献。” “轰炸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唤醒一种重建中国的决心，比敌人能够毁灭的还要快。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1944年6月15日夜，第五十八轰炸联队68架满载炸药的B－29轰炸机在成都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机场补给完成，从长达2600米跑道上起飞，向日本海径直奔去。国民政府召集四川36万民工，[30]为这种世界上最大且最先进的轰炸机量身定制的亚洲最大轰炸机场投入使用。这是从1942年杜立特轰炸东京后，美国轰炸机第二次出现在日本上空，不同的是，这次复仇的火焰将燃尽一切。同一天，尼米兹率领舰队在马里亚纳群岛北部对塞班岛发起全面进攻，故事终于来到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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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在《恭喜恭喜》略带悲凉的歌声中，重庆人民走向街头庆祝胜利，天空早已归于平静，尽管许多人已没有机会见到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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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color of the sky mean anything special to you? It dose to me. A hell of a lot. When I close my eyes,the sky in my dreams...is a deep,dark blue.
天空是什么颜色 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对我而言 可是无比重要
我内心唯一所期冀的天空是蔚蓝色的
后记
在26日参加成都核聚变的头天，我一个人跑到了西边的温江机场（黄田坝机场）。想着兴许能看见新型战机起降，在日月大道快速路北侧（合法合规区域）拿着相机吹了2小时冷风才意识到，这样灰蒙蒙的雾霾天气是不太可能有试飞任务的。正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突然想起温江机场在二战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心里升腾起一个疑问，八十年前西南天空又是什么样的颜色呢？便有了这篇文章，在此也感谢一路看到这里的朋友。
部分文献参考
[1]《重庆市防空志》p113-135
[2]Ray, John. The Night Blitz: 1940–1941. Cassell Military, London. 1996. ISBN 978-0-304-35676-8
[3]Anon. (1948). Chronicle of main air attacks on Great Britain… and of their effects on the vital national war effort. (TNA, HO201/42).
[4]《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空军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5 年，第 1931-1932 页。
[5]《旧中国空军20年见闻回忆录》杨延年 存疑
[6]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空军报告书
[7]《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8]《中国航空史》姚峻
[9]《蒋介石日记》，1940 年 9 月 13 日。
[10]《警局两重要工作应疏散者决强制执行》，重庆：《国民公报》，1939 年 3 月 16 日
[11]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档案馆合编：《重庆大轰炸》（1938——1943 年），重庆出版社 1992 年 7 月，第 184 页
[12]周庆开：《四川与对日抗战》，（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年，第 75 页。
[13]1944 年 5 月 18 日，《新华日报》。
[14]《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关于日机空袭被灾及工作情形给重庆临时参议会 的通报（１９４１年）》，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0054－1－413
[15]《民国29年重庆市各区人口与防空洞容量对照表》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P224
[16]《民国29年重庆市避难容量统计表》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编 《重庆市防空志》P227
[17]《五月三、四、十二、二十五日被炸伤亡人数统计表》，重庆市档案馆：案卷号0053-12-9-2
[18]《关于改善空袭死尸掩埋办法的公函、训令。附委员长手令》，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53-0029-00267-0000-022-000
[19]《石仁昭为请派员掩埋江北黄阁滩露天尸体给市长贺国光的函（1939 年 6 月 29 日）》，《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 反轰炸（下）》，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1385 页。
[20]潘洵：《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人口伤亡数量再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5 年第 42 卷第 5 期，第 5-21 页；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 第 100 辑》（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 5），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第 132 页。
[21]《空袭紧急救济办法》，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 第 100 辑》（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 5），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 年，第 150 页
[22]《重庆之米价》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
[23]《陪都空袭救护委员会与重庆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编并办法》，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790001000590000008000；《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调查组职员名册》（1940 年 1 月），重庆市档案馆，档号：00610003011570000001000。
[24]《全国公务人员兼职不兼薪》，《西南日报》，1938 年 7月28日 第二版
[25]《蒋介石日记》，1941 年“反省录”。
[26]《蒋介石日记》，1940 年 6 月“反省录”。
[27]秦孝仪．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 ( 第 2 册) ［M］．台北: 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
[28]《一千三百三十二个水手的呼声》新华日报1939年9月5日
[29]张弓、牟之先主编 《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P285
[30]四川省档案馆民国116全宗《四川省特种工程征工处》第128卷“各县征送民工人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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