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实验性质的故事。全文17158个字。对于它是否能令读者感到快乐,我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只能说在进行这项尝试的时候,已尽力去用我设想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
明出狱时我请假去接他。五年的时间让他变得比之前更加沉默。正值盛夏,热浪烧焦了监狱周围的草皮。远处的山峰像一具焦黑的尸体横卧在地面上,四处冒着上升的、扭曲的热气。明低着头慢慢从门里走出来,穿的还是五年前的那身衣服。他的身体在衣服中间以一种怪异的节奏轻轻摇晃,像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走过路的人突然获得了走路的能力一样。
我身上挂着刚刚置换的呼吸系统保护罩。自从上一次在潜入时呼吸骤停以来,我几乎有一半时间无法自主呼吸。微小的纳米电机分布在呼吸系统各处,发出正确的电流刺激大脑,告诉它这具身体仍活在物理世界中,还需要真实的空气。
“姐,”他开口。我看到他的眼窝比我记忆中还要深陷,几乎像是两道在面孔上刻出的两道口子。“你换了多少?”
我请他上车,把他带回我租的房间,然后回去上班。十个小时后我回到那间屋子,推开门时明正坐在地板上蜷起身子看一本书:手腕支在膝盖上,背靠着一叠摞起来的纸箱,头微微偏向左边。如同被透明的箱子包装完毕,明的身体没有超过一块一米乘一米瓷砖的边界。
正如他小时在矫正机构时躲在家具和家具的缝隙中间一样。
我带着明吃我买回来的盒饭,告诉他一体压缩成型的浴室如何使用,看着他睡下,然后回去工作。
工作——回出租屋照看弟弟——工作的循环持续了四次后,我有了20小时的休息。明还在看书。不知从何而来的书在地板上越堆越高——如果不是看过明走进厕所,听到冲水声,我会以为这些书是他的排泄物。
我们照例坐在一张桌子上,明吃饭,我看着他吃饭。偶尔他会停下来看我一眼,又很快地挪开眼神。
“我吃过了。”这是他出狱以来和我说的第二句话。我猜也是他这几天来说的第二句话。
他狐疑地盯着我。我很熟悉他这种眼神——在我和他都还在接受矫正的时,每次我说暂时从他身边走开,他都是这副表情。“真的,”我也像小时候回应明一样回答他,“真的吃过了,不骗你。”
他重新握起筷子,保持那个姿势僵住后呆了一会儿,又放下了,把饭盒推开。我把剩饭倒进沼气机,转身将饭盒塞进垃圾粉碎机。
在垃圾粉碎机吱嘎作响的间隙,明开始啜泣。我转身时他已经消失在两个叠放的纤维板箱和一个合成木衣柜中间,听上去像一台失灵的机器。我坐下来靠在板箱另一侧,听他断断续续的讲述。
我没有向明提到过那次粘连事故——但我猜他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在他从实验室出逃的最后一晚他曾经问我是否直到公司有能力“约束人类的思维活动”。我则告诉他“任何组织都能做到这一点”。他抿着嘴没出声,然后悄无声息地离开。
公司只追了他一小段时间。明离开时,颅骨里已经有了最新的修复程序。因此他的脑细胞可以在十年内保持二十多岁的活力,随后走向不可逆转的恶性增殖。一经购买,终身续订——这是公司做生意的逻辑。因此当追踪明的相关预算悄悄从财务系统中消失时,我知道他脑中的细胞团一定像他的思维一样,开始向无法预料的方向拓展。
明从社会上消失了。网络中没有他的记录,医疗系统和银行系统的流水显示明已经变成一个死人。更加隐晦的网络:出自小作坊的神经药品,标着假序列号的人造递质,微针多巴胺帖,来源可疑的干细胞定点移植纳米机器人,这些维持大脑活力的非正常手段组成一张奇特的网络,沿着城市的根茎向下流动,到达腐殖质和垃圾山的底部。
我在搜索明这件事上花费了不合比例的精力——我申请减少工作时间,甚至在工作负荷低的时段调用公司资源一点点勾勒这个地区的草图。那段时间,我对自己弟弟的兴趣第一次超过了对其他所有人兴趣的总和。明影子般的骤然出走证明了他仍是最出色的黑客——即使他的大脑像融化又重新凝固的冰激凌一样,所有结晶都换了个位置。
明的消失令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始料未及:公司本以为他会加入蓝色运动腐败后分化出的几个极端组织,再一次领导攻击。一个小组已经针对公司对他的修复记录准备了五种预案,并将其中的三种改头换面后卖给了其他笼罩在袭击阴影下的公司。我必须承认,网智从未如此大张旗鼓地对待一名非董事层员工。
而明的缄默则不符合我对他以往行为的任何认识。我像记忆审查员一样审查我的记忆,关于明的记忆因磨损和屏蔽只剩下不连贯的片段。我又提出申请查看19岁时备份的脑部数据,申请并未得到批准。于是我头一次怀疑起自己对自己脑中空洞位置的认识。
网智员工脑子里都有个洞——这算是一句笑话,也确实是一句真话。记忆审查,边界消融,海绵症,指状增生,扫描标度……大脑是脆弱而奇特的生物,我知道有人因海绵状萎缩只剩下三分之二的脑,却仍然是一名高效的潜水员,也有人从边界消融的边缘被拉回来后性情大变,工作却丝毫不受影响。脑是真菌,是脆弱的细胞集合。在网智的管理下,只属于自己的一块灰白质变成了开源项目。
我请了假。这是我进入公司以来第二次请假。我必须找到明——毫无理由。距离我自己推算出的他大脑化为老豆花或是激素肉的时间只剩三个月。明在世界上的痕迹完全消失已经过去近一年。沿着城市的根系我一路向下,直达湾区CBD外二十公里垃圾山边缘的一家诊所。在那里我做了一次全脑扫描,一次意识建模和一次反向溯源。
整整八小时,诊所里只有我的沉默,电器运作时均匀蔓延的嗡嗡声,和医生操作机器时不平稳的呼吸声。垃圾车经过时整个埋在地下的诊所轻轻颤动。
“结果呢?”我问医生。我有些不习惯以文字的形式接收大段信息。
他向我解释我的情况,有幻觉的可能性。他说,从回溯结果来看,这块脑记忆中的断层和矛盾,让回溯建模的结果有太大的不确定性。而这种在回溯中充满分歧的现在——医生咽了一口唾沫,谨慎地选择接下来要说的话——等同于你没有过去。
能推出一切结果的假设没有信息学上的意义。他慎重地补上一句。
我看着他,按住我一边的太阳穴,感到血管在皮肤下剧烈跳动。在血管下方是坚硬的壳状骨头,骨头下掩盖的那团细胞正飞快地为我播放我和明的记忆。他的1-28岁在我眼前一帧帧闪过,像剪辑得极差的电影。
“你是说,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人,”我越过记忆的障碍寻找医生的手,“是幻觉,对吗?”
那只手的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着,收起,拇指不安地按着食指的第二关节。“你的记忆像老电视上跳台的电视节目一样乱,一样充满空白雪花点的干扰,”医生用另一只手的拇指按摩这只手的指关节,“我能清晰看到的只有你的读数——从激素水平到活跃区域,你的‘脑’都超出阈值,怪异得非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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