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住在我隔壁的红先生自杀了,他做了一把粗糙的手枪,朝着自己的脑门开了一个大洞,枪声惊醒了整个工程院,也惊醒了林子里的鸟群,霎时间天上鸟雀盘旋,像一团翻涌的乌云,盖住了清晨的日光。
我和紫先生为他收尸的时候,紫先生说,这家伙死得真不像样。我用手语问紫先生什么意思,紫先生指着红先生手上那把炸膛的手枪说,作为一个工程师,连一把手枪都做不好,一把只能开一次火的枪,打死了做这把枪的工匠,这种事说出来都丢人。
我不这么觉得,我们两年前刚来到这里的时候,红先生是第一个和我聊天的人。一开始大家都因为我是一个哑巴,不乐意和我共事,只有红先生愿意成为我的朋友,慢慢学习手语与我交谈。现在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死了,他最喜欢的小说《我是猫》放在桌上,书页被血液浸透。我悲伤得喘不过气,但没有人在乎。
我拿着小说去找化学研究室的白先生,我想要一种能够溶解血液,但是对墨水和纸张不会起反应的化学药剂,从而洗干净红先生的小说。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请求递给白先生,他那双细长的眼睛透过高度数镜片扫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只是摆摆手叫我不要烦他。我把那页纸撕下来轻轻放在他桌上,随即离开了研究室。白先生的脾气出了名的一点就着,我不敢招惹他。
早饭过后,我到后院去把板车拉到了宿舍楼的前门,然后将红先生的尸体搬到了板车上。紫先生今早拿走了他的研究笔记,其余东西我用他从家里带来的包裹布包了起来背在背上。尸体上车后,我试图徒手推动板车,却寸步难行。我的手臂没多大力气,院里的其他人都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没有人愿意帮我。于是我去到院子的门口,把我们唯一一头驴子拉了过来,将板车的绳子套在了它的身上。它老实地拉起板车,跟随着我朝西边的林子里走去。
这头驴子的身体和我一样干瘦,但是它的耳朵出奇的大,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大耳朵。昨天傍晚下了场小雨,林子里的路面泥泞,大耳朵走得有些吃力。我看向板车上的红先生,他头上只有一个创口,说明子弹仍留在他的脑袋里。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源源不断流出的鲜血,只好手忙脚乱地在他的太阳穴里塞了一只手帕。现在手帕已经被浸透了,尖端落下一滴滴的浓血,顺着板车的缝隙流到了大耳朵的后腿上。红先生死前和我一样很喜欢大耳朵,这也许是他最后的挂念。
走了约有五六分钟,我们到了林间的墓地,这里埋着我们的另一位同事。我为红先生在光影稀疏的树下选了一块地方,他的眼睛害怕强光,平日里不爱晒太阳。我掏出铲子,一下下地挖起来,时不时有几只蚯蚓被我拦腰铲断,头和尾又慌忙地重新钻进土里。
我的力气不够,最后挖出来的坑太浅,红先生躺在里面必须手脚蜷缩,半个身体还会露出地面。我把泥土铺在红先生身上,却发现泥土太少,盖不住红先生的小腿和肩膀。于是我又费尽全力从旁边挖出一小堆土,用手捧起来洒在露出来的部分,花了好大一番功夫才勉强将红先生埋了起来。
我看向手表,此时已经是上午十点四十二,紫先生给我开的请假时间还剩十八分钟。我只能在林子里匆匆找了两根还算直的树枝,用藤条捆成一个十字架,插在红先生的坟头充当墓碑。我在心里向红先生许下承诺,后面有时间我一定会做一个更好的墓碑送过来。
回到院里,我洗干净双手,走进办公室,开始了今天的制图工作。我是这个工程院的制图员,我不像其他的研究员一样懂机械、电子和化学,我只懂得制图和整理资料。学工科的人总有股傲气,像我这样的人他们是看不起的。平日里只有红先生愿意和我交心,现在红先生死了,我就像个身处异国他乡的外来人,没有人愿意搭理我。
在制图时,一份又一份的工程资料送到了我的台前,我麻木地打开资料,确认数据和草图,用墨水笔和尺规在图纸上画下一笔又一笔。我不敢低下头,因为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一旦滴到纸上,整张图纸就报废了。午休时,我想了个办法,找来一条棉布条绑在我的眼眶下面,这样布条就可以吸干净我的泪水。到了晚上下班,我将布条取下,发现自己的脸被勒出来了一条红印。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在指着我大声嘲笑,我低着头匆匆扒完饭,快步回到了寝室。
来到这里工作不是我自愿的,两年前,我还在一家汽车工厂上班,那天上午突然来了两个戴钢盔的士兵,二话不说就将我架到了吉普车上。我被蒙着眼睛带到了这里,他们把我推到一张制图台前,在我手里塞了一支笔,说,老实画图,为国效力,这是你的荣誉。说完这些人就走了,只留下我和其他的工程师们大眼瞪小眼。
大家在第一天晚上都很不安,晚饭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差点要打起来。红先生和我趁乱回到了寝室。他找来一个小土炉,煮了一壶茶。在茶香缭绕间,他的眼镜糊上了一层水雾,他笑着摘眼镜擦拭,告诉我他是北海道的乡下人,他有一个瘸腿的老婆和一个闹腾的儿子。他们住在一个漏雨的旧屋里,榻榻米上的霉菌怎么都擦不干净,每逢下雨屋里就要摆满锅碗瓢盆,用来接雨水,这时候屋里四处滴答作响,儿子睡不着觉,他就和老婆轮流给儿子讲故事,一遍又一遍,把新故事讲成了旧故事,儿子也从小娃娃长成了英俊的高个子少年。
“我叫小林洋介,你要记住我的名字,我要是死了,就拜托你给我家里写信了。你记住,不要告诉我老婆我死了,你要跟她说,我被派去打仗了,具体去哪你也不知道。明白了吗?你就这么写信,给她留个念想,别让她太难过。”
我从床上爬起来,用圆规在窗台上刻下“小林洋介”四个字,木屑随着晚风飘了出去。这时,门口传来了短促的敲门声,我走过去打开门,发现门外空无一人,只有一瓶没有标签的化学药剂放在地上。
自从红先生自杀后,紫先生的夜间查房变得愈发频繁。每当我想点亮夜灯,写些什么时,就能听见他那双牛皮鞋的踩踏声从走廊传来。我们所有人的门上都被掏空了一个窗户,就是为了方便紫先生能时刻监视我们。他像是有无限的精力,白天作为院长统筹着各个工程师的开发进展,晚上又像个鬼魅一样来回游荡,我有好几次半夜醒来,看见他的脸出现在门上的小窗里,吓得我魂飞魄散。
紫先生是国家指派的管理人,他规定我们不能透露真名,只能用颜色作为自己的代号,工作中除了蓝图、技术文档和样机以外,一切文件必须销毁,不能留下任何的记录,写日记自然也是绝对禁止的。我此前那本日记藏在了抽屉和桌板的夹层里,被他在大扫除中亲手翻了出来。我记得他当时把我拉到会议室的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拿枪顶着我的头,告诉所有人,开枪分为两步,瞄准和射击,我的脑袋已经被瞄准了,要是敢再犯,下一步就是射击。
但我不会说话,现在红先生死了,也没有人能看懂我的手语。我的心事无处可去,日积月累,我怕自己会憋疯,所以即使冒着生命危险,我依然要在夜晚趁着紫先生睡着的空挡,写下一篇篇日记。再说了,别人都怕紫先生,但我不怕他,我知道他有早期的帕金森病,手有时会握不紧东西,要是他打算枪毙我,我就把枪抢过来打死他。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一直抱着这样的决心。
红先生去世那天的晚上,我把泡着小说的瓶子埋在了我房间窗外的一棵树下。红先生的血把瓶子里的药剂染成了淡红色,纸张上的血污依然没有消除,也许还得再等几天。我很怕泡得太久,会把书页泡烂,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偷偷钻出去把瓶子挖出来看两眼。昨天上午,紫先生来检查蓝图时,发现我的指甲缝里有泥土,他质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接着他可能是想起来我不会说话,就抬手狠狠打了我两巴掌。我的鼻子像拧开了水龙头一样流血不止,害得一张蓝图因此报废。
紫先生离开我的办公室后,隔壁负责机械动力设计的黄先生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黄先生是个体格魁梧的年轻人,但说话总是细声细语,不敢与别人起冲突,平日里经常被紫先生呼来喝去。见我坐倒在地,他连忙将我扶起来,问我有没有头晕或其他不适。我摆摆手,示意自己没问题。他掏出一块白手帕,想帮我擦拭鼻血,这时,紫先生忽然在外面喊他的名字,他顿时浑身一震,像只受惊的兔子,手帕也掉到了地上。他顾不及捡起来,就匆匆跑了出去。
下班前,我将手帕洗干净,放在了黄先生的桌上。他的房间里有一块黑板,上面画着项目的进展图,从各项工作的完成情况来看,我们的开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紫先生最近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每天腰间都会揣着他那把改造过的短管手枪,好像随时要枪毙我们。再这样下去,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到离开的那天。
我给红先生做了一块墓碑,用的是我在院里找到的一块废钢板。我试过木头和石板,但木头很容易腐烂,我也不懂怎么给木材做防腐,而石板又很难找到合适的尺寸,而且还需要熟练的雕刻工艺。最后是楼下车间的绿先生给我出了用钢板做墓碑的主意。
我印象中从没和绿先生说过话,他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四十岁出头的年纪却长满了白发。我当时在车间里四处找材料找工具,他一声喝令拦住我,问我鬼鬼祟祟地在做什么。我连忙找来纸笔,写道自己办公室的门牌旧了,想做一块新的。他看完嗤笑起来,问我为何不用钢板。我在纸上答道,不知怎么刻字。他不耐烦地说,用酸液做腐蚀处理不就行了?他还质问我为何如此缺乏工科的素养。我还没回答,他就把我赶了出去,狠狠关上了门。我们虽然年纪相近,但在他面前,我就像个挨训的学生。
红先生此前和绿先生一同在车间里工作,但自从红先生自杀后,绿先生不得不接手了他的所有工作,紫先生又下了必须赶上计划进度的死命令,这让绿先生十分苦恼,原本的悲伤之情也全部转变成了愤恨。我在中午吃饭时,听到旁边的同事聊天,说最近车间里经常传来绿先生烦躁的怒吼,和摔砸工具的声响。
我在后院的垃圾箱里找到了一块尺寸合适的钢板废料,还有几张旧砂纸。随后我找到白先生,谎称自己的房间角落有个蚂蚁洞,要借一瓶浓酸杀虫,白先生半信半疑地给了我小半瓶酸液。我花了两个晚上,在房间里用滴管在钢板上画出了“小林洋介”四个字,又趁着白天上厕所的间隙,避开紫先生的视线,花了三天将钢板上的批锋和坑洞打磨干净,才总算是完成了红先生的墓碑。
最后,我在昨晚跳出窗户,悄悄溜出去,将墓碑插在了红先生的坟头。由于我埋得太浅,红先生尸体腐烂的气味从土缝里飘了出来,我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抹眼泪,我觉得很对不起他。我下次过去一定要带铲子,给他的坟上多盖一些土。
我们院里有一台只能发信,不能接收的电报机,在紫先生的监督和全体工作人员的目睹之下,黄先生坐在电报机前,颤抖着向总部发送了“项目完成”的信息,连着发了十次,以确保信号能顺利发送。按照原计划,明天一早就会有人来接我们回家。
紫先生一反常态,喜笑颜开地与我们每个人握手拥抱。他筹划了一场庆功宴,打开了粮库的大门,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五瓶清酒和一罐上好的猪肉罐头。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宿舍楼旁早已废弃的游泳池,大家一齐将泳池里的树叶和垃圾清理干净,绿先生修好了大马力抽水机,花了两个小时,将池子里灌满了清凉的山泉水。
我们将饭堂的一体式桌椅抬到泳池旁,学西方人举办了一场泳池派对。紫先生将他房间里的唱片机搬出来,播放他收藏的肖邦夜曲和民谣合集。大家痛快地在池子里游泳,喝酒,合唱,此前两年多的压抑和艰辛在此刻终于释放了出来,有不少人痛哭流涕,或是歇斯底里地大笑,每个人都喝得满脸通红,有些酒力不佳的人跑到旁边的草地上,将宝贵的罐头肉吐得一干二净。
白先生与化学研究室的一位同事跳起了家乡的庆典舞,两个人跳得东倒西歪,像两只滑稽的猴子,惹得众人哈哈大笑,平日里严肃死板的白先生此时也笑得喘不上气,与那位同事一并倒在了地上,没一会就睡着了。周围的人们一起将他们抬起来,丢进了泳池里,两人被冰凉的池水惊醒,慌张地扑腾起来,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但我注意到,只有绿先生此时仍一脸惆怅,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杯又一杯地喝着酒,脸上看不见半点喜色。周围的人只顾着饮酒作乐,丝毫没注意到绿先生的异样。派对进行到一半,他就拎着自己的酒瓶,借口身体不适,回到了宿舍楼。
派对一直进行到了深夜,此时每个人的清酒已经喝得所剩无几,大家要么坐在泳池旁泡脚抽烟,要么趴在桌上呼呼大睡。这时,紫先生不知为何自顾自发起了脾气,嘴里咕哝着一些听不懂的话,将酒瓶狠狠摔在地上。一旁的黄先生过来劝他,想扶他回宿舍,他又换了副笑脸,呵呵笑着说自己没事。然而下一刻,他忽然掏出了自己的手枪,顶住了黄先生的下巴。
所有人都酒醒了,但没有人敢开口说话,原本轻松的派对瞬间紧绷成了一根细绳。黄先生大气都不敢喘,双手举高,冷汗一滴滴从额头流了下来。紫先生恶狠狠地盯着他,手里的扳机越扣越深。下一刻,枪管传出一声金属的脆响,紫先生随即哈哈大笑,说自己只是开个玩笑,枪里并没有子弹,但除了黄先生以外,在场所有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在紫先生的手枪上,有一颗黄铜子弹卡在了抛壳窗里。
按照紫先生的要求,我们每个人穿上了整齐的西装,提着行李箱,从早上五点就开始整齐地站在门口,等待来接我们的卡车。尽管狂风呼啸,硕大的雨点砸在脸上生疼,我们依然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不吃不喝,一直等到了傍晚六点半。
但直到写下这篇日记的晚上十一点十八分,卡车依然没有来。吃晚饭时,紫先生笑着安慰我们,说下大雨路滑,这时候走山路太危险,等到雨停后卡车肯定会来,让我们放宽心。
但这番话起的作用并不大,每个人都难以掩饰脸上的失望之情。昨天的喜悦和狂欢如同一场幻觉,我们又回到了令人不安的现实。在众人之间,绿先生的焦虑尤为明显,他不停地抽着烟,抽完了就向被人打欠条借烟继续抽。深夜时分,从他房间里传出的烟味弥漫在整栋宿舍楼里,让人难以入眠。
大雨在三天前就已经停了,依然没有卡车来接我们走。更要命的是,我们的干粮储备逐渐见底了。紫先生重新锁上了粮库,并且巡视全院的次数也愈发频繁,原本精力充沛的他在这种强度的工作下逐渐露出疲态,有时只能叫上黄先生替他巡逻。
就在前天,一个流言开始在院里传播,有人听到了饭桌上的窃窃私语,有人在走廊擦身而过时低语两句,有人在厕所和窗缝留下密信,有人在深夜里独自在房间徘徊。不到一天的时间,所有人都得知了这个流言。
日本投降了。国家的元首和将领们已经一夜之间变成了战犯,为了掩盖战争罪行,我们这所工程院的记录已经被彻底抹除,不会再有人来接我们了。
最后一个听到这个流言是紫先生,原本疲惫不堪的他顿时暴怒,拿着枪冲进了每个人的宿舍和办公室里排查审问,黄先生全程紧紧跟在他身后。最终,大家的说法指向了绿先生,有人说他自制了一台小型电报机,从而得知了这一消息。
紫先生带着黄先生踹开了绿先生的大门,我在楼下听着他们争吵,怒骂,伴随着翻找和打砸的声响。事后我去到绿先生的门口,发现他的床被掀翻,被褥被割得稀烂,桌椅和床头柜全都被砸碎,衣柜被拆得七零八落,甚至地板都被砸出了几个大坑。绿先生则靠在墙壁上,默默抽着烟,他的额头流下一道鲜血,染红了他的衣领。
我去医务室找了些止血药和绷带,白先生帮他包扎了伤口。他坐在椅子上,全程一语不发,看着窗外不知在想些什么。当天的深夜里,我听见他的房间里传来了压抑不住的呜咽和抽泣声。我不知道他是为白天的事情而哭,还是为我们已经成为了国家的弃子而哭。
今早,我们再次被一声枪响惊醒。当我跟随众人来到院门口时,发现绿先生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双眼暴睁,身下是一滩浓稠的鲜血。紫先生站在他的尸体旁,手里握着仍在冒烟的手枪,眼里满是凶色。
“敢逃跑的,就是叛国!你们都看好了!这就是叛国贼的下场!”
紫先生不允许我们替绿先生收尸,他要用绿先生做个典范来震慑我们。在紫先生的命令下,黄先生找来了一根绳子,将绿先生的尸体吊在了院门口。有心理承受能力差的同事看到这一幕,当场吐了出来,紫先生见状哈哈大笑。
他要求所有人在中午之前,从宿舍楼搬进各自的办公室,接着他和黄先生花了一整天时间,将办公楼的所有出口全部封死,只留下大门。最后,他将我们花了两年多研发的那台原型机推到了门口,亲自驻守最后一道防线。
吃晚饭时,绿先生死不瞑目的尸体透过一楼食堂的窗户注视着我们。黄先生拿着军刀,在饭堂门口四处观望,紫先生则坐在外面的大门前,细细擦拭自己的手枪。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吃得下饭,大家匆匆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最后只留下我一个人。
我坐在食堂的窗边,看向大门口那根黑黢黢的炮管,不禁想起了那把红先生打烂了自己脑袋的自制手枪,顿时感到无比悲凉。
今天上午,黄先生把二楼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打得半死,因为紫先生发现他在整理自己的办公室,认为他是在收拾行囊,准备逃跑。
事后,我听说黄先生在把这位同事打得遍体鳞伤之后,等到紫先生离开,他又边哭边向同事道歉,找来了医疗箱为他仔细包扎伤口。黄先生不停地说,自己是被逼无奈,希望对方能原谅自己。但同事早已昏迷,根本说不出话。
今晚,我去上厕所时,看见黄先生坐在楼梯上,左手拿着军刀,右手不停地抹眼泪。他壮硕的身躯不停颤抖着,泪水一滴滴落在楼梯上,嘴里不停念着一些经文,像是在请求宽恕。看见这一幕,我不知该作何感想。
今天下午三点多,黄先生和紫先生在三楼走廊里,一同砍死了一位化学研究室的同事。我不知道理由是什么,他们也没有说,只是在众人面前,一刀又一刀地砍下,直至鲜血飞溅蔓延,染红了整条走廊。
紫先生呼了口气,就像只是做了场运动般,活动了一下手臂,用手帕擦干净军刀,就慢悠悠地离开了走廊。随后,白先生气喘吁吁地飞奔上来,看见走廊里血肉模糊的尸体,尖叫着扑了上去,抱着尸体嚎啕大哭。
我听到有人在一旁谈论,才知道这位惨死的同事是白先生的爱人。我想起来,在庆功宴那天,白先生和这位同事牵着手,醉醺醺地跳着舞,脸上洋溢着笑容。而此时的白先生浑身沾满血迹,面色惨白,一遍又一遍呼唤着爱人的真名。黄先生在一旁跪倒在地,不停向二人磕头谢罪,额头磕得皮开肉绽,将地板砸得砰砰作响。
到了晚上,我想去帮白先生的爱人收尸。我来到三楼走廊时,只见白天的血已经凝固,染上了一层灰。白先生仍坐在地上,抱着爱人的尸体,嘴里轻轻唱着家乡的歌谣。月光照在他的脸上,照亮了无数道混杂血污的泪痕。
早饭时,白先生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走进了饭堂,他的领口整齐,金丝眼镜干净透亮,整个人如往常般一丝不苟,好像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紫先生同样坐在饭堂里,见到白先生走进来,他没有半点反应,自顾自地吃着早饭。
白先生端起饭盘,径直走到了紫先生对面的位置坐下。他没有动筷子,就那么直直地,一动不动地,死死盯着紫先生。
紫先生一开始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假装白先生不存在。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有些不耐烦,拍桌子让白先生滚蛋,但白先生依然纹丝不动,眼神像针一样扎在他脸上。于是他也开始盯着紫先生,眼神带着不屑和凶狠。
他们就这么盯着对方,白先生始终如同雕塑一般,好像要用眼神把紫先生杀死,而紫先生逐渐变得沉不住气,脸色开始涨红,脖子上的青筋也逐渐暴起。就当紫先生将手伸到腰间,准备掏出手枪时,他突然站直身子,捂住自己的胸口,口鼻开始涌出了大量的鲜血。
白先生脸上露出可怕的笑容,我们在一旁吓得全都站起身来,眼睁睁看着紫先生倒在地上,不停扭动挣扎,如同一条掉进滚水的蛇。紫先生看向桌上的早餐,意识到是白先生给自己下了毒,他双眼血红,颤抖着拔出了自己的手枪,却被白先生走上前一脚踩在手腕上,吃痛松开了手。
紧接着,白先生抓起紫先生餐盘里剩余的早饭,狠狠塞进了紫先生的嘴里。这时,紫先生使出了回光返照的力气,一脚将白先生踢翻在地,然后猛地扑到白先生身上,一拳一拳地砸下去。白先生终究只是个知识分子,力气完全比不过军队出身的紫先生,只能无力地招架砸下来的拳头,嘴巴和鼻子被打得鲜血淋漓。
我们一群人围在旁边,大呼小叫,却没有人敢上去帮忙,就像一群目睹同伴被野狼撕咬的绵羊。就当我们以为白先生要被活活打死时,他突然坐起身来,死死咬住了紫先生的鼻子。紫先生顿时喷出喉咙里堵塞的鲜血,发出了可怕的惨叫。这时,听到了声响的黄先生出现在了饭堂门口,冲上前去抱住了白先生的胸口,不停向后拉扯,直到白先生将紫先生的鼻子活活撕咬了下来,并与黄先生一并摔倒在地。
满脸血污的紫先生颤颤巍巍地爬起身,让黄先生将白先生架起来,然后他双手高举军刀,暴喝一声,用尽全力劈开了白先生的脑袋。鲜血夹杂着脑髓喷涌而出,洒在了紫先生的脸上,他盯着白先生失去光芒的双眼,似乎还想说些什么,却失去了全部力气,当即瘫倒在地。黄先生跪在呼吸越来越缓慢的紫先生身旁,慌张地向我们求救。
这时候,我回过头,看向窗外的大门口,绿先生那已经腐烂变形的尸体挂在空中,浑浊的双眼注视着我,似乎在催促着什么。于是我捡起地上的手枪,走上前去,对准紫先生的眉心扣下了扳机。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开枪,第一次杀人,枪火的颜色和子弹击碎头骨的声音在我脑中回荡。我呆滞地坐在一旁,看着人们朝着跪地求饶的黄先生围了上去,军刀来回挥舞,拳脚如同雨点般落下。等到我回过神时,饭堂的中央只剩下身体扭曲,奄奄一息的黄先生。
他剩余的一只眼睛看着我,不停流出血泪。我没有理会他,径直离开了饭堂,临走前我顺手关上了饭堂的灯,让他在黑暗中独自死去。
这几天里,我把所有死者都妥善下葬了,并为他们逐一制作了墓碑,包括紫先生和黄先生。前天早上,我发现红先生的小说已经洗干净了,于是我把小说捞出来,花了一整天放在太阳下一页页烘干。确认小说完好无损后,我将它供奉在了红先生的墓碑前。
院里的同事们基本都已经离开,有的人顺着门口的土路徒步前行,有的人认为新政府会来搜捕他们,于是躲进了山林里不知去向。他们带走了绝大部分干粮,所以我这几天都只能一天吃一顿饭。在墓地挖坑时,我经常头晕眼花,不停喘气。
大耳朵前天被带走了,有两个同乡的年轻人将行李全部堆在它身上,牵着它离开了工程院。他们带走的干粮是最多的,还说要是不够吃,就把大耳朵宰了烤熟,一天吃掉它一条腿。我听了这话很难受,想上前把大耳朵抢回来,可他们力气很大,一只手就将我推倒在地,然后就牵着大耳朵走了。大耳朵临走前一直回头看着我,嘴巴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和我一样也是哑巴。
剩下的人里,我唯一比较熟悉的是一位老先生,他是我们的饭堂厨师,我们都叫他老师傅。自打他在饭堂目睹了白先生、紫先生和黄先生的惨剧后,他就开始变得神志不清,每天晚上都会坐在院门口,等待那辆永远不会到来的巴士。
老师傅此前开了一家寿司店,他的弟弟是一位研究热动力学的工程师。当老师傅知道弟弟要被派到这所工程院进行秘密工作时,他坚持要跟过来,因为他们家族一直有遗传的痴呆病,而他弟弟当时已经有了早期的症状,所以他毅然关掉了自己的寿司店,过来当了饭堂厨师,好让弟弟有个照应。
但悲剧还是发生了,我们过来的第二年入夏时,老师傅的弟弟半夜睡不着,起床去上厕所,不知怎么地就走到楼顶掉了下去,落在游泳池里淹死了。下葬那天,懂医学的白先生安慰老师傅,说他弟弟在高空落水时已经昏迷了,所以在溺水的过程中并没有痛苦,走得很轻松。但老师傅依然哭晕了两次,那天是我把他背回宿舍楼的。
昨天,我一直睡到了晚上八点才醒来,发现宿舍楼不知什么时候断电了,但办公楼依然灯火通明。我走到宿舍楼门口,看见游泳池旁有人生了一堆篝火,背对着我坐在火堆旁一动不动,火光将他的背影拉出了很长的影子,一直蔓延到树林里。
我沿着石子路走到办公楼,推开后门穿过大厅一直走到了院门口。老师傅正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拐杖横放在大腿上,侧着头望向门口的土路蔓延的方向。他穿着弟弟留下的淡黄色衬衣,胸口的口袋里放着老花镜。我坐到他旁边,安静地陪他一起等待。
晚上的月色明亮,将远处的山林染上了一片淡淡的银色。微凉的夜风一阵阵拂过,穿梭在枝叶间发出悦耳的沙沙声。老师傅点了一支烟,但他并不抽烟,他只是在想念弟弟抽过的香烟气味。烟雾在院门口昏黄的灯光下缭绕,飞蛾们在雾气间来回飞舞,留下了一道道轨迹。
“我弟弟走的那个时候,谢谢你帮他选了那个好地方,他昨晚托梦跟我说,他很喜欢那里。”
“我想……去看看他,我好久没去看他了,我下午做了一个梅干饭团,他最喜欢吃梅干了,从小到大吃了这么多年都不腻。”
说着,老师傅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我连忙起身,想扶着他走过去,但他却拍拍我的手,摇了摇头。
“不用了,我想一个人去,我弟弟不喜欢人多,我自己去就好。”
今天清早,老师傅没有回来,我找遍了整个工程院,又在墓地附近四处搜寻,却依然没看见老师傅的身影。他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今早,我下了决心,收拾好包裹,徒步离开了工程院。不知是不是老天爷在阻拦我,清晨的林间出现了一大片浓雾,但我已决定要离开,毅然踏进了雾中。
行走在土路上时,空中传来了一种奇特的鸟鸣,听上去像是吹哨声,又像是三味线。我脚下的泥土湿润柔软,每一步踏下去,泥土都会爬到脚背的高度。路上还有其他人的脚印杂乱地交织在一起,仔细看还能发现大耳朵的脚印也夹在里面。晨间的雾气又湿又重,我的眼镜上凝结了一层又一层的水雾,而且我的肺也不太舒服,好像胸腔里兜着一包水。
走了大约有四五个小时,地上忽然出现了一条深深的沟槽,是从旁边的树林里蔓延出来的。我顺着沟槽继续前进,没走多久,我惊喜地发现大耳朵居然正站在前方。我连忙跑过去抱着他,抚摸他的耳朵,拍打他干瘦的脊背。至于那两个带走它的年轻人去了哪,我没有多想。
我牵起大耳朵的缰绳,要继续前行,可大耳朵却不停扯着我,不肯跟着我走。我与它拉扯了好一会儿,忽然意识到他可能是在害怕着什么。于是我把行囊放在他身上,在路边找了根木棍,朝着前方的迷雾缓缓摸索。
走了没几步,我就发现,前方竟然是一处断崖,土路在这里被突兀地斩断。我俯下身,发现断裂的岩壁上带着被火药熏黑的痕迹,显然这条路是被人故意炸断的。而关于那条出现在路上的沟槽,我在断崖的下方找到了答案。在雾气之下,能隐约看见一根断成两截的树干,散落一地的衣物、干粮、工具,还有躺在旁边的两具尸体。
我坐在崖边,不禁心生绝望。这时,大耳朵走过来,拱了拱我的肩膀,我摸着他的脑袋,慢慢地再次鼓起了信心。于是我牵着他的缰绳,走进了望不见边际的山林中。
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带上墨水瓶。笔里的墨已经不多了,我要省着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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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太郎,如果是你在读这本日记,不要往后读了。爸爸被人救出来了,现在要去很远的地方工作,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妈妈说,你现在把日记本给妈妈。听话,我的乖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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