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墩，三星堆，金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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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是一幕消逝的场景，一场孤独的旅程，沿着变形的地理棱线，进入全然的遗忘。”
——保罗.索鲁
小念头
农历新年后大致每日都在“赶路”，在一个时空错乱的花园里急躁地小跑，我知道这样的节奏并无益处，却又乐于其中。短时间内可能会制造出大量“成果”，但它们只是虚有其表的例行公事而已，犹如困在阳台上的狗。于是乎想起旅游散心来解闷，至于有没有效却是难说，但对于未知还怀有一小许兴奋感。从上海往北边走是中原的河南（按照时间顺序理应到那边了），而我向往忧郁的南方，去看看一些古代的聚落遗址，“考察”只是个借口，因为我知道其实也看不到什么大家伙，但凡走过可能会沾染一些出土的片羽吉光，尽可能为“招魂”添油加醋。
中国古代内陆文明沿着长江流域从西向东大致上分为成都平原，三峡与长江中游的湖北地区，成都平原在国内考古界里长期被忽视，可能传统上一直被视为边缘地带，而长江中游则被视为与中原有着紧密联系的地区而被广泛研究。直到1986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的两个埋藏坑里出土大量巨型青铜雕像后，这个地区的考古工作开始被重视，之前人们并不相信在商王朝时期四川是重要的，而当时距三星堆的第一次发掘工作已经过了半个世纪。近年来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向我们展现开来：在公元前最后的两千年里，在成都平原这个边陲上形成了一个政治中心，它与中原地区和其他长江中游的几个政治实体产生互动和联系。
三星堆文化承接宝墩文化，后有十二桥文化，而这三个遗址都在成都市区或周边，走完应该会有一段愉快旅程，借口也变得无可厚非（其实我更想顺路回乡下老家骑摩托车）。

市区
落机后乘地铁前往成都市区，一迈出地铁口便被拿着张纸的几人围住，四川话不约而同地问道：“帅哥，要住宿吗？”这情景如今很少撞到，原来隔壁是个汽车客运站，初到此地的打工人可能需要一个地方落脚，而我又背着行李，似外来务工人员所以被盯上。
市区闹市里的空气被餐厅饭馆的油烟味侵蚀，餐桌蔓延出人行道。穿梭时不自觉打量食客享用的“佳肴”，大器皿里被红油浸的物体模糊了食材颜色与轮廓：噢，这是牛蛙，那是回锅肉，这又是什么？好吧，总之把它们泡在辣油里处理就好了。食客们在闷热的傍晚吃得大汗淋漓，一些中年男人露出满意的白肚皮。这几天在成都只敢吃一些油米粉，大菜并不在独行旅人的餐单里。

再走多几步便误入春熙路商圈，没关系来都来了。太古里喷射的香氛弥漫到室外，女孩们大多挂着差不多千篇一律的妆容，建筑也好氛围也罢，无心逗留太久，连描述的文字也开始变得和和保罗.索鲁一样刻薄。十字路口的驻足的人群为了拍到裸眼3D的巨幅广告牌久久不愿离去，走过马路又见一些雌雄莫辨的非主流群体在聚集。并不排斥现代化，但对一些流于表面的浮夸只怀猎奇心态，别这样，我只是个游客。

远离商业街后一个外围被三角梅遮掩的住宅小区吸引了我，于是扮作若无其事地闯入，这招从前现在屡试不爽，但这怪人有时也会被机灵警惕的门卫挡下，“又莫得证件～”（声调是上扬的）——大多数本地人会用四川话来招呼你的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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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酒店喝酒作罢，相对于一线城市的罗森和全家，布满成都的“红旗”连锁店令人印象深刻，其装修和布局风格颇有九十年代糖烟店的怀旧感。四川人对辣味的喜爱程度近乎痴迷，第一次见到便利店的小学生买烤香肠还要叫售货员抹上一层辣椒粉。
宝墩文化（约公元前2700——公元前1700年）
4500万年前印度-澳大利亚板块撞击欧亚板块后导致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形成，而四川盆地正是这些地壳折叠的附产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四川盆地逐渐被四周隆起的山脉包围起来。这一地区从远古以来就生长着丰富多样的动植物，包括长江在内的多条河流为其与周边或更远地区的交流提供航线。
1950年发现的宝墩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区西北的宝墩镇宝墩村，古城被内外双重围墙所包裹，其方形的内墙面积约0.66平方公里，新发现的外墙面积约2.2平方公里，迄今为止宝墩古城被认为是东亚大陆在新石器时期以来发现的首座面积最大的带城墙遗址。
1995年起通过对成都平原上的新津宝墩、温江凫城、郫都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等遗址的发掘调查工作表明：该地区在四五千年前有一支相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其中新津宝墩遗址面积最大，出土文物也最多最丰富，因此将其命名为“宝墩文化”。
和其他宝墩文化遗址的土堆围墙一样，这些城墙坡度较缓而缺乏防御保护功能，很可能只是用于抵挡洪水。但无论如何城墙的建造和维护需要集体性动员人力物力，是耗费数月或数年的成果（取决于动员的劳动人口数量）。这无疑体现了社区内的自我认同感，墙这个“标志”区分了城内人和城外人的身份，城内人无疑具备更强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宝墩遗址极有可能是当时成都平原的中心地带。
根据已知的观察表明每隔1500年左右全球气候会发生急速转变，对于东亚大陆来说北方会变得干旱寒冷，而南方则潮湿且洪水泛滥：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2200—公元前1800年处于气候紧张期。东亚的一些文化消亡现象可能与这些事件有关，包括南方的良渚文化（密集的水网和防洪堤坝）、北方的龙山文化（城池林立大打出手）。宝墩遗址兴建的城墙可能是为了阻挡恶劣气候期南方泛滥的洪水，宝墩文化消亡后的1千年里（公元前1800-公元前1000年）全球气候温和，在宝墩之后兴起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700-公元前1150年）成为商王朝版图以外的文化政治中心。

下地铁后还要打车才能到宝墩遗址工作站和展馆，这地方过于偏僻以至于司机导航都有偏差，在乡间小路上转转还是到达目的地了。

好啦，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稻米重要了，米饭比这两种好吃得多也更有营养。假设南北在差不多同一的时段驯化了当地禾本科植物作为农作物（事实好像也差不多），双方人口在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北方要比南方面对更大的粮食压力（野生动物也比南方少），这可能也是北方在龙山时代区域性紧张的原因之一。

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展馆里逛完出来，门口的工作人员等我走后才能放饭，12点后是午休时间，他在问过我里面是否还有人后把门一锁就走了。其实普通游客带讲解的话10分钟已经足够，相比大众对三星堆和金沙的关注度，宝墩古城像是“无人知晓”。

临走时在门口叫不到车，门卫出来说走到路口那边才好打车。稻田上静得出奇，只有沙沙的雨声，不久便听到引擎的轰鸣声从远处的乡间小路传来，接我的车来了。
散步

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700——公元前1150年）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鸭子河与马牧河附近，在1929年已被发现，但最早的发掘工作始于5年后的1934年。在三星堆文化层之下（原三星堆一期）的是宝墩文化层，这意味着三星堆人有可能继承于宝墩人生活在此地，至于是从成都迁移过来还是一直本地发展的仍存疑。
1986年从三星堆两个埋藏坑（K1和K2）里出土的遗物受到国内外关注，其中包含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青铜雕塑、玉器、金器、陶器、象牙和贝壳。目前我们尚未得知埋藏坑是否与祭祀有关，因为大多数器物经过破坏焚烧后埋藏于此，但大多数出版的著作称其为祭祀坑，假如是用于祭祀的话那么体现出的是一种三星堆人群破坏型的祭祀文化。
埋藏坑出土的等人大小或大于常人的青铜人像具有超自然元素符号特征，不似具象的族群首领，而像某种拟人化的神灵，而巨大的青铜面具更是如此，黄金面罩在外形尺寸上也不是戴在人面上的。三星堆出土的玉制兵器与长江中上游的器物外形相似，同样不具备攻击性，而是权利象征物或祭祀用品。
三星堆围合的城墙面积约3.6平方公里，略小于商代前期中原以外的盘龙城。假如三星堆人群是继承本地宝墩文化的族群，那么三星堆城墙总长度远高于许多宝墩文化时期的围墙，这意味着三星堆人比宝墩人在城墙修建和维护上投入了更多的劳动力，亦证明在人口规模或行政能力上三星堆更胜一筹。延续宝墩文化的建墙传统，除外墙显示其地区中心地位外（可能也不具备防御功能），三星堆城内的隔墙将不同社区功能和人群区别安置，埋藏坑出土的文物水准价值也比宝墩文化更接近文明形态，这显示出两者之间生产力水平差别悬殊。
有意思的是三星堆尚未发现具有一定规模等级的墓葬，只发掘一些零星的的土坑墓，伴有少量陪葬品。
由于三星堆离成都市区有段距离所以参加了一日游的小旅行团，顺便早上去熊猫基地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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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人多，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是很推荐还是来这边参观一下，新馆的建筑和文物都值得一看。只有这里才能看到如此之多拟人造型的青铜器，与中原青铜容器的风格截然不同，我个人认为三星堆人的艺术想象力甚至超越我们很多当代人。

“遗憾的是，沉浸在一，二号器物坑被发现的巨大震撼和欢喜中，考古工作者或许忘记了应在两个坑的近旁展开细致的考古勘察工作，这才出现了‘灯下黑’的情况，使得其余6个坑在时隔30多年之后的今天才重建天日。”（许宏 2021）

三星堆遗址3号坑发掘负责人徐斐宏：“目前根据我们的观察，3号坑这个神树，跟2号坑的2号神树，不管是形制还是体量方面，都有很高的一个相似性，甚至不能排除这两根就是属于同一棵神树，2号坑、3号坑两个神树要是能拼在一起，就能说明很多学术问题，就是非常重要一个发现。” 好啦，之前的修复拼装可能有误，而学者专家对于神树的见解描述也得重写。
三星堆博物馆的很多文物在名称上都加上“商”字在前，但三星堆明确不在商朝势力范围内，在文化上也截然不同，两者间可能只有青铜技术上的某种联系（偷学的或缓慢传播过来的）。过于强调断代论可能会忽略中心之外的“中心”，我们印象中夏，商，周是三个接续的朝代，但事实上它们是三个不同地域的族群，在时段上也有很多重合（商周最为明确）。
而另一方面三星堆话事人和相关机构人员仍坚持三星堆文化近两千年的连续性，我们在博物馆陈列的展品介绍中不免看到如下的描述：三星堆一期（宝墩文化），三星堆四期（十二桥文化）。这似乎违背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定义，宝墩也好，十二桥也罢，与三星堆出土的遗物文化面貌相差巨大。

 “由于那些最熟悉考古材料、常年在三星堆遗址工作的一线考古学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忙于整理先前的大量考古资料，堆该遗址空间维度关注还不够；那些不是很熟悉考古材料的非考古学者，就会代替考古学家来做这项复原工作，就会出现基于联想和推测的三星堆城形态布局的复原.”（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 2017）
此话不假，总有一些门外汉试图为“古国”招魂，但除了他们外又有谁来做呢？自1963年来发掘月亮湾的几道土埂以来（后来被确认为城墙）三星堆考古队对于聚落形态的研究进度迟缓，也许正如孙华所说。但苦心整理的考古资料却不对外公开，难免不让外界非专业人士浮想联翩。

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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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桥文化（公元前1200——公元前800年）
成都平原承接三星堆之后的考古学文化为十二桥文化，最初在成都附近的一个遗址被发现，它与三星堆文化有时间上的重合。在近几十年成都市区的发展建设中该文化的其他遗址不断涌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2001年在成都市中心西部5公里道路建设中发现的金沙遗址，该遗址范围超过5平方公里，20多个遗址点散落在市区内。
十二桥文化与之前的三星堆文化相比最显著的特征是出土青铜人像大幅减少（只发现了几个石制奴隶雕塑），而青铜兵器却显著增加。显而易见的是十二桥人群忘却了神灵，参与到更加务实的区域战争当中，这一时期从广汉地区转移到成都地区的人群承受较大的武装冲突压力。有趣的是十二桥文化中尚未发现防御性的城墙，有待未来进一步的发掘。
金沙遗址已经不在我的范围内了，所以只是顺便看看。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象牙，其中在三星堆就出土了800副象牙，这意味它们大约来自于400头亚洲公象。我们知道成年亚洲象倾向独居，假如它们当时都生活在四川盆地的话需要长时间大面积捕杀，而如果来自更远的东南亚的话意味着三星堆人群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贸易或朝贡网络。如上文所述三星堆至今还没有一份完整的考古发掘报告面世，最新从象牙提取DNA送检的新闻停留在2021年（离K1和K2出土的象牙已过近40年）。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得知象牙来自本地或外地，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还拿《华阳国志蜀志》提到的“犀、象”做本地象解释。有趣的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没有任何报告显示出有象颅骨之外的身体部位出土，即使大象是本地的，到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我们尚未见任何动物考古学和图像学的参与。出土的大量贝壳同样来历不明，是来自南海还是印度洋，抑或是本地（上新世中期四川盆地是被陆地包围的古特提斯海）？

其他

一些感想
参观成都的各大博物馆发现四川人对自我历史的介绍有点意思，对“古蜀国”这个概念的执着从公元前316年秦国征服四川开始一直往上追溯到公元前2700年的宝墩文化。“蜀”这个政治实体的文字最早出现在商代末期安阳殷都的甲骨文上，但无法与四川盆地对号入座。先秦的中原王朝都以自我为中心，对于周边其他的政体或族群统称四夷。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族群都是自我中心化的，他们看待其他族群通常缺乏了解认识，一般取藐视态度（近代的清王朝对外似乎是个例子）；自认为是中心的政治体通常用简单的词语（例如蜀）统称“他者们”，其他族群间的差异性也被消解。记得从前中小学课本中用“高山族”统称岛上的南岛语系原住民，但其实各族群有自己的族名，也并不是都在山区里，也有在平原和海边生活的（他们更接受“原住民”这个称谓）。
后世一千多年以后的《华阳国志》和《蜀王本纪》等揉拧了神话的历史典籍里为先秦以前的成都平原做解释，蜀国的第一位王叫蚕丛，还有后来继位有名有姓的诸位王。先秦时代的四川作为一个边陲的政治实体与中原联系无可厚非（事实如此），但为史前四川强加一个“古蜀国”明显证据不足，即便《竹书纪年》对蜀的零星记载也不能确切地将蜀和四川画上等号，我们不知道文中所指的蜀在哪里。这和二里头遗址的情况类似，利用碳14测年数据与历史文献中的夏纪年对应。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似乎在没有文字证据的情况下就自封为“夏”了，将来如果有新发现的成果那么有可能被打脸。因此在引用历史文献来对应某个族群这方面需要尤其谨慎，“夏人”未必自称自己为“夏”。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一百年前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初时之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傅斯年已提出此研究要领。近年来初涉考古知识不久后我大多看国外学者的著作，书写时也尽量谨慎，没有神话要素。国内一些学者一分材料结合历史文献的传说可以给你出十分货，看上去很美，但近乎于自嗨。张光直先生曾感慨假如安阳殷墟如果没这么早被发现的话中国考古学可能会走到另一条路上去，在那个接纳西方科学怀疑精神的年代，王国维破译出甲骨文中的商王谱系，这与商朝结束一千多年后司马迁《史记》中的《殷本纪》几乎吻合。从此国内的考古学者热衷于把史前的地下成果与后来史家的千年回溯相结合对应（既然《殷本纪》是真的，那么《夏本纪》应该不假），这样一来考古学失去了其独立性，似乎成为对证历史文献的妙方。有些考古学者史学功底拙略，挖出来的成果先捂着（考古简报先不表），翻下古史看能套在哪里（传说的尧舜禹甚至三皇五帝居多），以至于其他学者失去第一手材料的话语权。
贝内德托·克罗齐提出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意指我们不能把历史学等同于历史事实本身，因为所有的史料都是由当时的作者所在的时代局限性下(意识形态和个人经历)作出的选择性书写。同时“历史学家从来不会是史料的被动接受者和考订者，他终归是由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所触发，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原本一片暗寂的过去中的某个角落，而使其获得光明。”历史中的他们大概和我一样也是隔着时间这层窗户纸回望过去，企图撬开某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