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介丨如何阅读萨德：第一章虚实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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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的《如何阅读萨德》第一章 FACTS AND FICTIONS，介绍了萨德的一些生平事迹和性格特点。
原文脚注将以英文呈现，译者附注将以中文呈现，请读者注意区分。
本文为译者自行翻译、校对、注释。由于译者个人精力有限，可能出现理解上的错误或者细节上的疏漏。另：考虑到发布因素，译文可能会对原文有所调整或删节，故推荐读者自行阅读原文。
1781年2月，文森斯 

没错，我是个浪子（libertine）。我已想尽了浪子所能做的一切，但没有，也不会把它们一一施行。我是个浪子，但我不是罪犯，更不是杀人凶手。我本想为自己辩解，但人们却执意要我悔罪——这些指责者们尤为不公：众所周知，我施下过不少善行，它们完全能和我的过错相抵，可他们却没有东西能用来抵过。我是个浪子，但我曾资助了三个家庭五年之久。他们就住在你所在的城区，一度饱受贫困的折磨。我是个浪子，但我救下过一个逃兵。他被军队和长官抛弃，是我把他从死亡那里拉了回来。我是个浪子，但在埃夫里，我冒着生命危险跳到失控的马车下面，挽救了一个要被碾死的孩子——你的家人目睹了这一切。我是个浪子，但我从未损害过妻子的健康。至于那些有损孩童的享乐（libertinage），我更是不曾沉溺过[...]难道我不是一直爱着值得我爱的一切，珍视着我应当珍视的一切吗？难道我不爱我的父亲吗——唉，我每天都在为他哭泣！难道我曾对我的母亲不敬吗？难道不是我在她临终时陪在她身旁，好尽最后的孝心吗？但你的母亲却把我扔进这个可怕的监狱，让我在这里受了四年的折磨[...] 仅凭这些证据，还不足以判我杀人。既然我没有杀人，就不该对我施加这种严厉的惩罚——我完全有权利要求得到赔偿。

——萨德侯爵 狱中书信（Marquis de Sade: Letters from Prison）[1]
在作品中，萨德有着诸多假面（persona），我们很难辨认出他真正的声音。这是他作品的显著特点——即便在私人书信这样的非虚构文本中，他的思想和观点依然显得模糊不清。
萨德的书信和日记属于自传性质的作品。在阅读它们时，我们需要像对待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保持足够的谨慎。自传体裁的作品中往往含有虚构的成分，萨德的作品中更是如此：他当过演员和剧作家，热衷于扮演各式角色。从青年时起，萨德就热衷于参与戏剧的排演，并常在自己的作品中担任主要角色。本章中的两段引文展示了萨德两种截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面貌（persona）。这不仅提醒我们，萨德有着扮演各种角色的倾向。同时也表明，试图通过文字来揭示“真正的萨德”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或许只是辨别出他性格和气质上的某些特征。
对于这位被监禁的贵族而言，写信有着诸多作用——他凭此慰藉自己的心灵、消磨漫长的牢狱时光、与自己进行对话。当然，这也是他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作为记录了萨德在被监禁期间心理状态变化的文献证据，这些信件在萨德的作品中具有独特地位。
本章开头的引文来自侯爵在狱中寄给妻子勒内·佩拉吉（Renee-Pelagie）的众多信件之一。在一生中，萨德经历了两次长时间的监禁：第一次是1777年到1790年，第二次是1801年到1814年。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看来，萨德的行为确实应受惩罚：他的罪行包括对妓女实施鞭打（flagellation）与肛交（buggery），以及被指控对年轻妇女进行性败坏（sexual corruption）——但是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行为涉及强迫。1772年，32岁的萨德因与一名男仆进行肛交（sodomy）以及在马赛企图毒害年轻妓女而受到指控，并被判处死刑（在18世纪的法国，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被视为不可饶恕的死罪）。肛交这项指控很可能是真的，但是“毒杀妓女”的罪名并不成立——萨德只是给那些年轻女性提供了含有西班牙苍蝇（Spanish fly）的香锭——这是一种知名的春药，会引起腹部胀气——萨德认为这种效果能够激发性欲[2]。
萨德与当局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他曾与小姨子一起逃到意大利躲避追捕，也曾经历过短暂的囚禁。最终，萨德被捕。依据封印密札（lettre de cachetre, or royal warrant）[3] ，萨德被判处无限期监禁。封印密札予国王仅凭个人意愿，无需审判即可无限期地关押他人的权力。萨德的岳母——蒙特勒伊首席法官夫人（Présidente de Montreuil）[4] 通过私人关系促使了这一命令的下达，对萨德造成了深远且毁灭性的影响（蒙特勒伊夫人的丈夫是巴黎最高法院之一的首席法官，她因此而获得Présidente这一头衔）。她动用了自己的权力，将自己这位任性且给她丢脸的女婿关了起来。这次监禁从1770一直持续到1790年，直到大革命爆发，封印密札被废除，所有因此而被拘禁的人才得到了释放。
在1790年之前，《鞠斯汀娜》和《鞠丽埃特》还未出版。《索多玛120天》更是在萨德死前都没有公开出版。萨德真正因为出书被捕是在他60岁的时候：1801年，他在巴黎的一家出版社被捕，据称，当时他手中持有一份新印出来的《鞠丽埃特》。
萨德第一次被长期监禁的地点是文森斯城堡（Chateau de Vincennes）。1784年，他被转送到巴士底狱。在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信件，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寄给他的妻子勒内·佩拉吉（Renée Pélagie）的，那些寄送给其他人（比如他的公证人）的信件往往也要经她之手。
上面的选文来自被萨德称为“宏书（Grand Letter）”的一封信件。他在文森斯度过了第四年之际创作了它 。在这封信中，萨德再一次尝试在自己和自己笔下的浪子之间画出界限：“我已想尽了浪子所能做的一切”。萨德的这句话也许可以用来形容他第一部，也是最为可怕的一部放荡小说——《索多玛120天》。这部小说中陈列了600种“激情”或称倒错行为（perversions）。萨德本人称，他并没有把自己所构想的一切都付诸实践。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史实的证明：他未曾被人怀疑犯下过匿名小说中的这些罪行。
当萨德提到那些对他施以“不公的”判决的人时，他指的无疑是旧制度（aticieti regime）[5]下虚伪且腐败的法院官员。这些官员如同《鞠斯汀娜》中的法官一样，一方面宣判鞠斯汀娜死刑，另一方面却在法袍下对着她自慰[6]。此外，萨德此举无疑也意在指控极为不公的封印密札制度。
上文的摘录同样展现了萨德日益加深的偏执，这一点在他晚年于夏朗东（Charenton）与外界的通信中尤为明显。熟谙戏剧的萨德运用了一系列艺术化的策略来为自己辩护：乐善好施、英雄主义、忠于婚姻……与此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即使是对那些伤害过他的人，侯爵也能展现出他口中自夸的那种慷慨。大革命早期，萨德从公民升任法官。彼时，岳母的死刑令曾摆在他面前。他完全可以为自己所遭受的 13 年监禁复仇——这正是拜她所赐——但是萨德拒绝在这份死刑令上签字。
最为重要的是，萨德在“宏书”中流露出了对被爱与被理解的深切渴望，这或许能追溯到他因父母的缺席与忽视而受创的童年。在萨德的小说中，它们将以不同的面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我的母亲与王国中最为显赫的人物有着联系，我的父亲则出身于朗格多克省（Languedoc）最为显赫的家族。我生在巴黎，长于富裕与奢侈之中。从懂事起，我就明白：自然和命运将它们的恩赐都给予了我——是其他蠢人的告知让我明白了这件事。我对此深信不疑，而这种可笑的偏见让我变得傲慢、专横与暴躁。在我看来，世上的一切都必须臣服于我，整个宇宙都是为了逢迎我的奇想而存在——凡是我想要的，必会得到实现。借此，我想讲讲我童年时期的一件事，好让你们知道那些危险的偏见是如何不当地在我身上生根发芽的。我生长在一位尊贵亲王的宫殿里。我的母亲有幸与亲王的家族间有着联系，她鼓励我和那位年龄相仿的小亲王搞好关系，好在日后得到他的庇护。在童年时期，我还不懂得算计。在一次嬉戏中，我的虚荣心在一次争抢中受到了冒犯：他认为自己的地位更加高贵，因此有权得到那个东西（他确实有理由这样想），而我则用拳脚回应，完全不顾后果。最后，别人不得不用暴力的手段将我们分开。

——阿丽娜和瓦尔古. 英译：John Phillips
上面的这段选文出自萨德的长篇书信体小说《阿丽娜和瓦尔古》（Aline et Valcour）。这部作品写就于18世纪80年代，萨德当时正在巴士底狱服刑。到了90年代，这部书才署上了萨德的名字出版。
在创作《阿丽娜和瓦尔古》时，萨德已经年过四十，但书中描绘的场景依旧鲜活。这说明了两件事：第一，这段记忆对于萨德而言十分重要。第二，它表明萨德的生活和他的作品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当然知道，不应该把一个人的作品和他的个人生活混为一谈，但萨德的某些经历——比如他在巴士底狱被囚期间的无聊与性压抑——也许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刺激作用。
多拿尚·阿勒冯瑟·冯索瓦·德·萨德（Donatien Alphonse François de Sade）出生于1740年，早年在巴黎奢华的孔代宫（Condé palace）中生活。孔代家族（The Conde family）与当时的统治阶级波旁家族关系亲密，当时和萨德年纪相仿的孔代亲王有着皇室血统。小侯爵和小亲王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他的母亲建立起来的——多拿尚的母亲和亲王的父亲有着一层人际关系：她曾担任亲王的家教和侍女。
在《阿丽娜和瓦尔古》的开篇，年轻的瓦尔古描述了他童年时期和密友的争吵——这个和他争吵的孩子和年轻的孔代亲王十分相像，而这场争吵也与萨德早年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许多批评家都注意到了瓦尔古的性格与萨德本人性格上的相似之处，他们专横的情绪、幼年时的固执、不受约束的自我、难以控制的脾气——这些灾难的种子在萨德这里扎下根，一步步将他带向毁灭。和孔代亲王的争吵发生在多拿尚三岁时。多年以后，于巴士底狱服长刑时，他动笔将这段经历写了下来。这次争吵同样出现在《阿丽娜和瓦尔古》的开头，除了能表明萨德对于自我有着深刻的洞察以外，它无疑也暗示了这段记忆对于萨德的重要性。 从各个角度来看，这段文字都弥足珍贵，它记录了后来恶名昭著的萨德侯爵童年时期的性格。除此之外，它也带我们领略了以传记式方法解读萨德作品的魅力——正如我们在导言中所说，这种解读往往植根于弗洛伊德学派的精神分析理论。
瓦尔古的形象总会让人联想到萨德本人。和前者一样，萨德出身于朗多尔克的贵族家庭，其血脉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萨德同样出生于巴黎，“长于富裕与奢侈之中”。生活的富裕和血统的高贵让年轻的多拿尚有了一种近乎傲慢的骄傲感。这种骄傲感伴随他终生，并在他的作品中有所体现。瓦尔古和萨德都颇受自然与命运的垂青。年轻时的萨德有着如同天使般俊美的样貌：精致的五官、蓝色的眼睛、卷曲的金发。现存的唯一一幅萨德当代肖像画是由艺术家凡·卢（Van Loo）绘制的。画中的萨德侯爵嘴唇微翘，戴着一头时尚的假发，长相颇为阴柔。从大量萨德熟人的信件中来看，他颇具人格魅力：从十多岁到七十多岁，萨德宛如磁石一般，不断吸引着女人们奔赴他的身旁。就像小说中的瓦尔古一样，萨德身边也不乏向他灌输他身份之高贵的蠢人。尽管萨德的母亲似乎对他疏于关怀，但他的祖母和五位姨母却对他极尽宠爱。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收到了无数的礼物，满足了无数的愿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他迷人的魅力和敏感的性格还将俘获更多女人们的心。

   
    
  
   
    
  
   
    
  

瓦尔古这一形象的出现意味着侯爵已经有了自省之心。步入中年后，萨德承认了自己性格中的诸多缺点——正是它们将他带向了堕落。在小说中，被年轻的瓦尔古和他的玩伴争抢的不过是些无关紧要的玩具，但它们无疑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正如萨德本人一样，书中的瓦尔古坚信自己的地位要优于皇室的亲王，同时还相信他自己强大的力量能帮他得胜。瓦尔古专横地假定：“整个宇宙都是为了逢迎我的奇想而存在”。这种论调也总出现在萨德其他的放荡小说中。在《鞠丽埃特的故事》（The Story of Juliette）一书中，圣冯德（Saint-Fond）和诺尔修伊（Noirceuil）这两邪恶的个浪子常将一切事物都看成满足他们纯粹欲望的手段，并以自我利益为由为这种狂言辩护。他们认为，自我利益是支配整个自然界，包括人类在内的必然法则。在萨德笔下，几乎所有的浪子都将宗教视为迷信的胡话。然而，他们似乎又想取代上帝的位置，或者至少想与被他们视为准神力（quasi-divine force）的大自然相抗衡。这种对于绝对权力的渴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萨德本人在大革命中的经历。作为在大革命期间以共和主义者身份重生的人，萨德见证了专制主义的血腥后果（见第四章）。然而，他笔下的浪子却摆脱了作者的束缚，成为后世思想家心目中的偶像。尼采的“超人”和巴塔耶的“主权者”似乎都直接受到萨德式人物的启发。这二者都曾阅读过萨德的作品，并对其推崇备至。
瓦尔古对那些纵容他的蠢人报以鄙视（“是其他蠢人的告知让我明白了这件事”），他看不起那些在地位和智力上比他低下的人们。这种终其一生的精明与自利和萨德本人如出一辙。瓦尔古承认，“这些危险的偏见”在他身上“生根发芽”，这说明萨德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然而，瓦尔古用“不当（ineptly）”这个词来给自己辩护：他意指错不在他，而是在那些纵容他的蠢人——萨德在狱中的书信中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种对于他人缺点毫不掩饰的蔑视正是萨德哲学中自我主义（egoism）和孤立主义（isolisme）的体现：他认为每个人都是全然孤独的。正因如此，萨德笔下的浪子对基督教投以嘲笑，部分原因就在于基督教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压迫，而他们认为强者得生才是自然的法则。在自叙中，瓦尔古露骨地承认，他同“尊贵亲王”之间的友谊只是出于获得后者终生庇护的目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将此视为萨德对大革命之前的贵族阶级竭力维护其社会地位的一种讽刺。
瓦尔古对亲王“不顾后果”的激烈反抗正是萨德本人行事风格的体现。他常常为了一时的欲望不惜冒险行事、冲动而为。他总是将自己的快乐置于首位，而将他人的利益，有时甚至包括自己的安全抛在后面。我们可以推测，于18世纪90年代出版《新鞠斯汀娜》（The New Justine）和《鞠丽埃特的故事》（The Story of Juliette）于萨德而言是一场极大的冒险。当时施行专制的拿破仑政权雇佣秘密警察来铲除颠覆性作品和色情作品，而这两部作品正是萨德最为淫秽和暴力的作品。
选文中的最后一句话——“别人不得不用暴力的手段将我们分开”—— 揭示了萨德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他拥有一种坚定的意志，这种意志赋予了他坚定不移的自我信念和不屈不挠的决心 。
作为萨德侯爵重要的小说作品，《瓦尔古与阿丽娜》的开篇具有强烈的自传性色彩，满溢着作者自我讲述的渴望，同时也暗示：萨德在二三十岁就过上放荡生活的根源，或许就存在于他的童年经历之中。
NOTES
[1] 这封寄给妻子的信件被萨德本人称为“宏书（Grand Letter）”。信中，萨德为自己的诸多行为进行了辩护。此外，其篇幅之长令人印象深刻，英文翻译占据了16页之多。英译可见：De Sade, M. (1999). Letters from Prison. Arcade Publishing, pp.176-191.
[2] 可见《萨德大传》“马赛风波”一章。1772年6月，萨德抵达马赛。6月27日，萨德化名拉弗勒尔，招徕多位妓女进行享乐。在享乐中，萨德先后提供了一些含有西班牙苍蝇的香锭给她们食用。事后，妓女玛格丽特·科斯特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她卧床不起，并且多次呕吐。7月1日，内科医生隆热和法医罗克西对她进行了诊断，7月4日得出结论：玛格丽特所受的伤害是由一种强烈且腐蚀性的物质引起的。另一位妓女玛丽安娜·拉维耶在食用了糖果后也出现了严重的不适，腹部膨胀，甚至呕血。药剂师安德烈·兰博和让-普蒂斯特·约瑟夫·奥贝尔对玛格丽特·科斯特的呕吐物进行了化验，但未发现有毒物质。
然而，普罗旺斯的行政长官蒙蒂翁爵士在1772年7月22日给内务大臣圣弗洛朗坦的信中已经提到了“西班牙苍蝇”这一成分。萨德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否认了向妓女提供此类物质的行为，但在给妻子的信中却声称妓女出于职业需要应该对此有所了解。同时，萨德的岳母——蒙特勒伊首席法官夫人（Présidente de Montreuil）也为其辩护。有意思的是，在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位颇有权势的岳母一手促成了对萨德侯爵的长期监禁。
参考来源：Level, M. (2002). 萨德大传 (郑达华, 徐宁燕,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封印密札（Lettres de cachet，letters of the sign/signet）是由法国国王签署并由大臣副署的信件，信上封有王室印章。这些信件包含国王直接下达的命令，通常用于执行不可被上诉的行动或判决。
封印密札最为典型的应用是在刑事方面。通过这种命令，一个人可以在未经审判且无辩护机会的情况下被监禁或关押。在此之前，通常需要经过警察副总长（Lieutenant de police）的调查和审慎审查。被关押的地点可能是国家监狱、普通监狱、修道院或巴黎总医院，有时甚至可能被流放至殖民地或驱逐至国内外的其他地区。
封印密札主要用于处理酗酒者、滋事者、妓女、挥霍家产者或精神病患者。有时，富裕阶层也会请求通过这种手段来解决不便的人，尤其是为了阻止不合适的婚姻（如贵族和平民之间的联姻），或者是为了避免丑闻泄露（如可能使家族蒙羞的法庭案件）。
凭此而论，封印密札实是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君主制滥权的象征，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废除。
参考来源：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ttres_de_cachet（访问日期：2024年9月17日 ）
[4] 1740年，萨德的妻子——勒内·佩拉吉（Renée Pélagie）的父母结婚时，其祖父德·洛内在诺曼底购买了蒙特勒伊男爵的领地，他们家族也因此获得了蒙特勒伊（Montreuil）这个名号。佩拉吉的父亲——克劳德·勒·德·蒙特勒伊（Claude René de Montreui）曾任税务法院（Cour des aides）主席一职，负责审判和惩罚王国中的不良纳税人，后转为荣誉主席。他的妻子（Marie Madeleine ）玛丽·玛德琳以此为傲，故以“蒙特勒伊首席法官夫人（Présidente de Montreuil）”自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称号融合了蒙特勒伊的名号与“首席法官（Présidente）”这一称号的阴性形式。因此，玛丽·玛德琳使用这个自称可能意在突出自己在法国旧制度下的显赫地位。
需要特别注明的是，这部分注释的参考书目为Badou, G. (2008). Renée Pélagie, Marquise de Sade. PAYOT.一书的西语译本，原书为法语。译者本人暂未找到法语本，且不具有法语与西语能力，因此仅借助互联网上找到的西语译本残篇配合翻译器做简便理解。读者可点击 https://www.elboomeran.com/upload/ficheros/obras/rene769e_pe769lagie.pdf 这一链接自行查看西语译本残本。
参考来源：Pélagie, R. (2014). Renée Pélagie marquise de Sade (E. Calvo, Trans.). Ediciones del Subsuelo, pp.7-8.
[5] 旧制度（aticieti regime），即在法国大革命中被推翻的制度，史学界通常称之为“绝对君主制(lamonarchie absolue)”。在旧制度逐步崩溃的过程中，法国高等法院所发挥的作用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一书的绪论中，庞冠群对史学界的不同批评态度进行了梳理。简言之，19世纪的史学家普遍对高等法院持正面评价，而到了20世纪，史学家们则普遍认为高等法院阻碍了法国的改革，进而导致了大革命的爆发。无论史学家的立场如何，围绕高等法院与君主之间权力冲突的讨论始终是研究的核心议题。
参考来源：庞冠群. (2020). 司法与王权——法国绝对君主制下的高等法院. 人民出版社.
[6] 时代文艺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的《鞠斯汀娜》中译本以及牛津出版社在2012年出版的《鞠斯汀娜》英译本（译者为John Phillips，与此书为同一作者）中均未包含这一情节，这可能是作者的误用。考虑到《鞠斯汀娜》存在多个版本，也有可能作者使用了其他版本的文本。
在《鞠斯汀娜》一书中，判处鞠斯汀娜死刑的法官卡多韦勒在后者被执行死刑前将其秘密送入了自己家中，并和另外三人一起对前者施行了性侵。在这场侵犯中出现的还有一位和法官卡多韦勒保有亲密关系的男人——鞠利安，在萨德的描绘中，他有着女人似的容貌。
参考来源：
萨德. (2011). 贞洁的厄运 (胡随,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Marquis de Sade. (2012). Justine, or the Misfortunes of Virtue (J. Phillips,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