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生学：我们究竟要创造怎样的“完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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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生学如何成为“科学救世主”
19 世纪末的欧洲，蒸汽机的轰鸣声中夹杂着人类对进步的狂热信仰。
弗朗西斯·高尔顿站在伦敦皇家学会的讲台上，身后悬挂着巨幅统计图表，上面用红蓝墨水标注着“天才家族谱系”。
他正试图用数学公式证明：人类的优劣如同赛马的血统，可以被精确计算和改良。
1883 年，英国学者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时，或许未曾想到，这个以“优化人类基因”为名的科学理想，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纳粹屠杀的遮羞布，更在 21 世纪因基因编辑技术而深陷伦理漩涡。  

   
    
  
   
    
  
   
    
  

高尔顿书桌上的计算尺与奥斯维辛焚尸炉间的距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近。
那时的欧洲正处于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社会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繁荣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
人口快速增长、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阶层固化以及各类犯罪和道德问题频发，这些问题让人们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充满了忧虑和不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优生学作为一种看似能够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科学理论”，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科学救世主”。
优生学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
高尔顿出身贵族世家，是达尔文的表弟，就是那个发布《物种起源》，提出“自然起源进化论”的达尔文。
我之前分享过一篇有关达尔文的文章，大家感兴趣可以点击查看。
他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认为，人类的优劣如同动物的品种优劣一样，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并且可以通过人为的干预和选择来实现人类的“优化”。
高尔顿在其著作《人类才能及其发展》中，详细阐述了他的优生学构想。
他主张通过对人类遗传特征的研究，筛选出具有优秀基因的人群，鼓励他们多生育，而对那些被认为具有“不良基因”的人群，则采取限制生育甚至强制绝育等措施，以此来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
为了支持他的理论，高尔顿运用统计学方法对大量家族谱系进行研究，试图证明智力、性格等特质在家族中具有遗传性。
在高尔顿的倡导下，“人体测量学”成为优生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一时期，科学家们热衷于通过测量人体的各种生理指标，如头围、身高、体重、视力、听力等，来分析和判断个体的优劣。
在印第安纳州的一次“人体测量”活动中，科学家们设立了一个“人体测量站”，以 1 便士的价格为参观者进行身体测量，并出具《遗传素质报告》。
一位工人拿到报告显示自己“反应速度低于平均值”时，不禁担忧地感叹：“难道我儿子注定只能做苦力？”
这种简单粗暴的评判方式，虽然在科学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美国家的城市中贫困和犯罪问题日益严重。
优生学家们认为，贫困和犯罪是低能、堕落基因在人群中传播的结果。
他们主张通过对贫困家庭和罪犯进行强制绝育，来切断“不良基因”的传播链条。
在美国的一些州，政府通过了《强制绝育法》，将大量被认为是“智力低下”“道德败坏”的人强制送进收容所并进行绝育手术。
据统计，到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已有 30 个州实施了类似的法律，好几万人被强制绝育。
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担心移民会带来“劣等基因”，影响本国民族的素质。
因此，在移民政策中引入了优生学的理念。
美国的移民局在审核移民申请时，会对申请人进行各种测试，包括智力测验、体能测试等。
那些被认为“智力不足”或“身体有缺陷”的移民，往往会被拒绝入境。1924 年，美国通过的《移民法》明确规定，对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进行严格限制，理由是这些地区的移民具有“劣等基因”。
20 世纪初，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为优生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遗传学家们开始深入研究基因的遗传规律，并试图将其应用于优生学的实践。
美国冷泉港实验室的查尔斯·达文波特在研究豌豆杂交实验后，坚信人类也存在类似的遗传规律。

   
    
  
   
    
  
   
    
  

他认为，通过控制人类的婚姻和生育，就能够实现人类基因的优化。在他的推动下，优生学在美国的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优生学不仅在学术领域受到重视，还逐渐走进了学校教育。许多大学开设了优生学课程，向学生传授优生学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剑桥大学将“优生遗传学”设为必修课，教室墙上挂着牛顿家族智商曲线图，以此来证明优生学的科学性和重要性。
一些中学也开始在生物课上讲授优生学的知识，培养学生对优生学的兴趣和认识。
为了推动优生学的发展，各国纷纷成立了优生学组织。这些组织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发表研究报告、开展宣传活动等方式，积极宣传优生学的理念和实践成果。
英国的优生学会在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向政府和社会各界呼吁重视优生学的研究和应用。他们还与政府合作，制定了一系列优生学政策，如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强制绝育等。
优生学在欧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英国、丹麦、德国、瑞典等国家纷纷推行优生学政策。
德国在 1933 年通过了《防止遗传病后代法》，开始大规模地实施强制绝育计划。
瑞典则建立了专门的机构，对被认为是“不适合生育”的人群进行强制绝育。
优生学的影响不仅局限于欧美国家，还传播到了其他地区。
在日本，优生学被用来为侵略战争服务，日本军方试图通过优生学来培育出“优秀”的士兵和后代。
在澳大利亚和南非等地，优生学也被用来为种族主义政策辩护，对当地的原住民和其他少数族裔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1883 年，当英国贵族弗朗西斯·高尔顿在伦敦皇家学会宣读论文时，或许还沉浸在对人类未来的浪漫幻想中。
他在自己的《人类才能及其发展》一书中表达出一个思想：“若能像培育赛马般筛选人类，文明将跨越千年。”  
然而，历史给这个乌托邦梦想泼了一盆冰水。
40 年后，德国图林根州，医生们正用高尔顿的理论为“劣等基因清除计划”辩护。
他们手持注射器，将吗啡注入数百名精神病患者的静脉，尸体随后被送往柏林大学解剖室——这是纳粹“T 4 安乐死计划”的序幕。  
随着纳粹德国对优生学的极端应用，优生学的黑暗面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也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门曾经备受推崇的“科学”。
优生学如同一把手术刀，它本身并无对错，但是当它从医生手中滑落到政客腰间时，救人的工具就变成了杀人的凶器。
科学屠杀
1946 年 12 月 9 日，纽伦堡审判庭上，一系列纳粹战犯被送上审判台。

   
    
  
   
    
  
   
    
  

公诉人利奥·亚历山大质问党卫军医生维克托·布拉克：“你在 T 4 计划中杀死 7 万同胞时，可曾想起希波克拉底誓言？”
布拉克却冷漠地回答：“我效忠的是更高层次的生物法则。”
这一扎根在布拉克脑海中的种族思想，其实从 12 年前的深秋，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1934 年深秋，柏林夏里特医院的地下室里，精神病学家恩斯特·鲁丁手持显微镜，仔细比对两片大脑切片。
一片来自诺贝尔奖得主爱因斯坦的犹太裔表亲，另一片取自柏林街头的精神病患者。
他在实验报告中写道：“犹太脑回结构的异常，证明其基因污染已深入神经中枢。”
这份报告被呈交希特勒，成为《纽伦堡种族法》的“科学依据”。
随着优生学运动的不断发展，权力开始介入其中，并逐渐扭曲了优生学的初衷。
优生学，这个曾被视为文明灯塔的学科，此刻彻底沦为种族清洗的屠刀。
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德国，纳粹党上台后，将优生学作为其种族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纳粹分子打着“优生学”的旗号，宣扬雅利安人是“高等种族”，其他种族是“劣等种族”，并对所谓的“劣等种族”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和迫害。
他们建立了集中营、毒气室等屠杀设施，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等群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在他们的屠刀下消逝。

   
    
  
   
    
  
   
    
  

在纳粹德国，优生学不再是科学研究，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迫害手段。
纳粹的优生学理论受到了当时一些科学观念的影响，但更多的是被极端民族主义和政治目的所扭曲。
1933 年 7 月 14 日，希特勒上台仅四个月后，便签署了《防止遗传病后代法》。这部法律表面上是为了“防止遗传疾病传播，提高国民素质”，但实际上成为了纳粹实施种族灭绝的工具。
该法律规定了九类人群必须接受强制绝育手术，包括先天性低能者（智商低于 70）、精神分裂症患者、酒精中毒者（每周饮酒超 3 升）、身体畸形者（包括色盲和左撇子）、“种族混血者”（吉普赛人与犹太人居首）等。
这一法律赋予了纳粹医生和遗传学家极大的权力，他们可以随意判定一个人是否属于需要绝育的“劣等基因携带者”。
为了配合《防止遗传病后代法》的实施，纳粹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
例如，在学校和军队中广泛开展种族筛选，对所谓的“劣等种族”进行标记和隔离；在就业、婚姻等方面设置严格的种族限制，禁止雅利安人与其他种族通婚或就业；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种族登记”系统，对全国人口进行详细的种族分类和基因记录，为后续的屠杀行动提供了数据支持。
在《防止遗传病后代法》的推动下，纳粹德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强制绝育行动。
全国各地设立了众多的“遗传健康法院”，这些法院由医生、遗传学家和纳粹官员组成，负责判定哪些人需要进行强制绝育。
据统计，从 1934 年到 1945 年，约有 40 万德国人被强制绝育，其中许多人并非真正的“遗传病患者”，而是因为种族、政治或其他原因被纳粹视为“劣等基因携带者”。
这些强制绝育手术往往是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进行的，许多人在没有充分麻醉和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被强行送上手术台。
手术过程中，医疗人员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将受害者视为实验品或“垃圾”，导致大量无辜生命在痛苦中死去。
1939 年 8 月 18 日，勃兰登堡疗养院的毒气室进行了首次“医学试验”，标志着纳粹 T 4 安乐死计划的正式启动。
这个计划旨在通过“安乐死”的方式，有计划地消灭那些被纳粹视为“无用生命”或“劣等种族”的人群，包括精神病患者、残疾人、老年人以及犹太人等。
T 4 计划建立了一套高度组织化、工业化的屠杀体系。
在德国各地设立了 6 处集中杀戮中心，配备了标准化的毒气设备和焚尸炉。工作人员按照严格的流程和分工，将受害者从各个收容所和医院运送到杀戮中心，然后通过毒气室进行大规模屠杀。
为了掩盖罪行，纳粹还编造了各种谎言，如“送去做特殊治疗”“转移到其他地方”等，欺骗受害者及其家属。
在 T 4 计划中，一切都按照“科学管理”的原则进行。
工作人员用彩色标签对受害者进行分类，例如粉红标签代表同性恋者、黑色标签代表反社会者、黄色标签代表犹太人等。
这种分类方式使得屠杀行动更加“有序”和“高效”。同时，为了提高屠杀效率，纳粹还不断改进毒气设备和技术，使屠杀过程更加“流畅”。
据估计，在 T 4 计划实施期间，约有 7 万德国残疾人被系统清除。
然而，这仅仅是纳粹屠杀行动的开始，随着战争的扩大，T 4 计划的规模和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约瑟夫·门格勒被称为“死亡天使”，他是纳粹优生学实验的代表人物之一。

   
    
  
   
    
  
   
    
  

门格勒痴迷于对双胞胎的研究，他认为通过对双胞胎的实验可以揭示人类基因的奥秘，为纳粹的优生学理论提供“科学依据”。
在奥斯维辛的 19 号营房，门格勒建立了自己的“基因比较实验室”。
他挑选了 1500 对双胞胎进行各种残忍的实验，包括向儿童眼球注射染料试图改变虹膜颜色、将双胞胎缝合成连体人观察共生反应、注射伤寒病毒对比不同种族免疫力差异等。
门格勒的实验不仅仅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知识”，更是为了证明纳粹的种族主义理论。
他认为斯拉夫人的脊髓神经传导速度比雅利安人慢 0.3 毫秒，这就证明了斯拉夫人在进化上的滞后性。
他通过对双胞胎的研究，试图找出不同种族在基因上的差异，为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提供“科学支持”。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纳粹优生学的疯狂实践中，德国乃至欧洲的科学界出现了集体堕落的现象。
许多科学家、医学专家和学者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和科学良知，积极参与到纳粹的种族灭绝计划中。
1942 年，德国遗传学会年会上，85%的与会学者签署了《海德堡宣言》，宣称“清除基因杂质是生物学家的神圣使命”。
这种对种族灭绝的公开支持，使得科学界成为了纳粹屠杀机器的一部分。
在纳粹的影响下，许多原本正常的学术研究也被扭曲为服务于种族灭绝的工具。
人类学家沃尔特·格赖特设计“颅骨测量仪”，用于为党卫军筛选“纯种婴儿”；妇科医生卡尔·克劳贝格发明“大规模绝育注射法”，效率是手术的 20 倍；柏林大学设立“种族交叉研究系”，用数学公式计算“混血儿污染指数”。
这些所谓的“学术研究”，完全背离了科学的本质和目的，成为了纳粹罪行的帮凶。
为了更加高效地进行屠杀，纳粹德国还建立了一套庞大而复杂的统计系统，用于管理和筛选“劣等种族”。
他们利用穿孔卡片和制表机等信息技术手段，对全欧犹太人等目标人群的基因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和分类。
据统计，纳粹统计办公室拥有 700 万张穿孔卡片，每张卡片记录着一个人的基因信息。
IBM 公司为纳粹提供了霍尔瑞斯制表机，这种机器每小时可处理 2.4 万份“种族档案”。

   
    
  
   
    
  
   
    
  

通过这些技术手段，纳粹能够高效地对人群进行分类和筛选，确定哪些人需要被屠杀。
随着二战结束，纳粹德国的覆灭，这套在“优生学”外衣下的政治屠杀终于落下了帷幕。
但是这代表优生学消失了吗？
并不。优生学从未消失，只是换上了‘基因健康’的新装。
 
基因剪刀
2018 年 11 月，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实验室里，贺建奎按下显微镜的调焦旋钮，胚胎细胞中闪过的蓝色荧光标记，宣告了人类历史上首例基因编辑婴儿的诞生。

   
    
  
   
    
  
   
    
  

这对双胞胎的 CCR 5 基因被精准剪切，理论上对艾滋病病毒免疫。
消息一出，全球哗然——CRISPR 这把“基因剪刀”，终于剪开了伦理的最后一道防线。
CRISPR 技术本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一项伟大革命。
它源于微生物的免疫系统，科学家们巧妙地利用其中的 Cas 9 蛋白和向导 RNA（gRNA），开发出了一种极为精准的基因编辑工具。
Cas 9 蛋白就像一把极其锋利且精准的“分子剪刀”，它能够在向导 RNA 的引导下，准确无误地定位到目标 DNA 序列上。
向导 RNA 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导航系统，能够根据目标基因的特定碱基序列，将 Cas 9 蛋白带到需要编辑的位置，其定位的准确性可达到令人惊叹的程度，误差率极低，仅为万亿分之一。
而修复模板则像是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基因补丁”，当 Cas 9 蛋白在目标位置切割 DNA 后，细胞自身的修复机制会利用这个模板来修复 DNA，从而实现特定基因的编辑。
在医学研究和治疗方面，CRISPR 技术已经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
以镰刀型贫血症为例，通过 CRISPR 技术对患者造血干细胞中的致病基因进行编辑，然后将编辑后的干细胞回输到患者体内，有望从根本上治愈这种疾病。在实验室研究中，其治疗成功率已经超过了 90%。
此外，对于一些免疫缺陷疾病，如β地中海贫血，2023 年已经出现了全球首例利用 CRISPR 疗法成功治疗的病例，患者的输血依赖从每月 1 次降为零。
还有在癌症治疗方面，CRISPR 技术被用于编辑免疫细胞，增强免疫细胞对癌细胞的识别和杀伤能力，为癌症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
然而，随着 CRISPR 技术的发展，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逐渐浮现，那就是优生学幽灵似乎在新时代借尸还魂。
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基因编辑开始走向一条危险的道路。
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将基因编辑与商业生育服务相结合的不良现象。
在加州门洛帕克的精子银行 VIP 室里，出现了所谓“诺贝尔精子库”的价目表。
这里的精子被按照捐赠者的身份和所谓“基因优势”进行分类定价，像常春藤校友的精子为 1200 美元/毫升，菲尔兹奖得主 + 奥运选手的精子则高达 8000 美元/毫升，甚至还有针对 CRISPR 编辑抗衰老基因的定制套餐，价格起价 50000 美元。
在中国，也有富豪的生育合同曝光，其中要求胚胎必须携带 APOE 4 基因编辑版本（可降低阿尔茨海默病风险），如果自然受孕失败，就需要使用代孕母体直至获得 3 个达标胚胎。
这种现象表明，基因编辑正在成为一种可以被用来制造“基因特权阶层”的工具，富人和特权阶层有可能通过基因编辑技术为自己或后代获取所谓的“优质基因”，从而在社会阶层分化上形成一种基于基因的新鸿沟。
贺建奎事件让我们看到了在这个领域中可能存在的科学狂人以及监管的缺失。
贺建奎不顾国际科学界的伦理共识，擅自进行人类胚胎基因编辑并用于生育，这种行为是对人类尊严和基本伦理原则的公然践踏。
而在整个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全球范围内在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生殖领域的监管空白和滞后。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基因编辑技术的监管政策差异很大，有的国家监管较为宽松，有的国家虽然有相关规定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漏洞，这就为一些不良企图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CRISPR 技术在带来巨大科学潜力和医学希望的同时，也伴随着优生学幽灵的再现。
我们究竟要创造怎样的 “完美人类”？
从纳粹的毒气室到实验室的基因编辑仪器，我们始终在重复同一个错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生物缺陷。
真正的优生，不是创造完美人类，而是创造尊重每个生命的完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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