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新自由主义”如何用经济改变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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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李约瑟之问”。
问题很简单，也很尖锐：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管是研究中国多深入的学者，都无法给出一个服众的回答。
确实，近代西方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科技方面自不用提，但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却是另外一个同样重要，但我们却鲜少了解的方向。
经济。
可以说现在的世界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始于 50 年前的“新自由主义”居功甚伟。
但是这场 50 年前开始的经济变革，却要从更早，早到将近 300 年前的亚当·斯密开始说起。
本文略长，现附上目录，以供各位读者搜索翻看。
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
第一次浪潮：里根的牛仔靴与撒切尔的铁腕
第二次浪潮：全球主义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改革开放 40 年
何去何从？
从亚当·斯密到哈耶克
18 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绘的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时，这场横跨百年的经济变革，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

   
    
  
   
    
  
   
    
  

1974 年，当哈耶克登上诺贝尔奖台时，这位白发学者总结道：“政府干预就像在自由市场的心脏植入定时炸弹”。
台下，刚经历石油危机冲击的西方政要们眼中闪着光，这正是他们苦寻一个世纪的救世良方。
古典自由主义，是时候被扫入垃圾堆了，新自由主义万岁！
自 18 世纪晚期以来，古典自由主义所倡导的 “自我调节市场” 作为个人理性追求财富的主要动力，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的核心信条。
当时，君主们实行重商主义，几乎完全控制经济以积累大量黄金用于战争目的。
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 “古典自由主义者” 则极力宣扬 “自由市场” 和 “自由放任” 经济学的优点。
亚当·斯密塑造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中 “经济人” 的形象，认为人是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主要反映物质自我利益。
在他看来，经济和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可分离的，经济在自然法则的和谐体系下，无需政府干预就能达到最佳运行状态。
 
因此，国家应避免 “干涉” 自利公民的经济活动，而是利用权力保障开放的经济交换。
大卫·李嘉图的 “比较优势” 理论成为现代自由贸易者的福音。
他指出，自由贸易对所有参与贸易的伙伴都是双赢局面，因为每个国家都能专注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比如意大利生产葡萄酒成本低于英国，英国生产布料成本低于意大利，两国通过专业化生产和贸易都能获益。
即便一个国家在所有贸易产品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专业化和贸易仍能带来益处。
从政治角度看，李嘉图的理论成为反对政府干预贸易的有力论据，19 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如理查德·科布登就用它作为废除英国保护主义《谷物法》的强大思想武器。
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生产者是消费者的仆人，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求自由追求物质利益。
他们致力于保护私有财产和依法执行合同，相信市场的 “看不见的手” 能确保资源最有效配置，同时促进国家间的和平商业往来。
18 世纪的伟大革命推翻了王朝统治，实现了政教分离，打破了重商主义的教条，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古典自由主义的继承者们试图让人们相信，经济困境总是源于某种形式的 “政府失败”，通常是过多的国家干预导致价格信号扭曲。
然而，动荡的 20 世纪给古典自由主义的 “真理” 蒙上了阴影。
大萧条的猛烈与持久，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卡尔·波兰尼等主要经济思想家认识到，政府的角色远不止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赋予的 “守夜人”。

   
    
  
   
    
  
   
    
  

凯恩斯和他的 “平等主义自由主义” 新流派，既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将经济危机视为资本主义即将崩溃、“革命无产阶级” 胜利的观点，也批评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强大的世俗国家进行一定的监管和控制。
凯恩斯尤其主张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应进行大规模支出以创造新就业机会并提升消费者支出。
他挑战了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在经济危机时会自然自我纠正并恢复充分就业均衡的观点，将失业与经济中私人资本投资和支出不足联系起来，并指责目光短浅和贪婪的投资者，其投机性投资扰乱了市场稳定。
凯恩斯虽致力于市场原则，但反对 “自由市场”，甚至呼吁国家对铁路、能源公司等关键国有企业拥有一定所有权。
1944 年，凯恩斯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美国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该会议确立了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及其国际经济机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负责管理国际货币体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最初旨在为欧洲战后重建提供贷款，20 世纪 50 年代其目的扩展到为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各种工业项目提供资金。
1947 年成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作为全球贸易组织，负责制定和执行多边贸易协定，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 GATT，因其新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协定设计而引发广泛的公众争议。
凯恩斯思想的政治应用催生了一些经济学家所称的 “受控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大致从 1945 年持续到 1975 年。
美国的 “新政” 和 “伟大社会” 计划、备受赞誉的瑞典社会民主模式以及 1945 年英国推出的 “福利主义”，都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广泛政治共识，甚至有专家宣称这是 “意识形态的终结”。
各国政府控制资金流入流出，对富人和盈利企业征收高额税收，推动了福利国家的扩张。全球北方富裕国家的工资上涨和社会服务增加，使工人有机会进入中产阶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里，现代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增长率、高工资、低通货膨胀以及前所未有的物质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
但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让这个受控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戛然而止。
面对诸如 “石油冲击”（一夜之间使汽油价格翻两番）、失控的通货膨胀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同时出现（“滞胀”）以及企业利润下降等前所未有的灾难，全新的自由主义者试图通过在全球化的新条件下，复兴古典自由主义学说来找到前进的道路。
这些 “新自由主义者” 认同一套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则，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经济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初，新自由主义者成功地为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世纪设定了世界经济和政治议程。
他们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工业国家出现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是政府监管过度、公共支出过高以及国际贸易的高关税壁垒。
就此，“新自由主义”开始走上历史的舞台。
第一次浪潮：里根的牛仔靴与撒切尔的铁腕
里根经济学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世界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时期被称为“滞胀”（stagflation），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
传统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张通过政府干预和财政刺激来调节经济周期，但在面对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双重困境时，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工具显得力不从心。
政府的过度干预被指责为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市场活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在这种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强调市场自由化、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思想，逐渐崭露头角，成为解决经济困境的新选择。
为了解决“滞胀”问题，时任美国第 40 任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出了一套以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收、放松管制和增加国防开支为核心的经济计划。

   
    
  
   
    
  
   
    
  

后来，这一系列经济政策，被统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
里根经济学的核心是供给侧经济学，这一理论强调通过降低企业和高收入者的税率，减少对企业的管制，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最终实现经济增长。
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他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认为高税率会抑制经济增长，而降低税率则可以增加经济活力。
里根上台后，推动了 1981 年的《经济复苏税法》（ERTA），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减税法案之一。
该法案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 70%降至 50%，并普遍降低了税率，同时对企业和高收入者提供了税收优惠。
1986 年，里根又推动了《税收改革法案》（TRA），进一步简化税法，将最高个人所得税率降至 28%，企业所得税率降至 35%。
里根政府大幅减少了对企业的管制，撤销了多个行业的价格和分配管制。
比如，他取消了石油和天然气的价格管制，减少了对环境保护署（EPA）的执法力度，并放宽了银行业、航空业和运输业的监管。
这些措施旨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释放市场活力。
里根政府还削减了多项社会福利项目，包括食品券、学生贷款和公共交通补贴等。这些削减旨在减少政府开支，平衡预算。
里根大幅增加了国防预算，以支持冷战中的“和平通过力量”战略。
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对抗苏联，也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里根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
1983 年，美国经济开始复苏，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显著下降，里根的减税和自由市场政策推动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然而，里根经济学也不是毫无代价。
首先，减税和国防开支的增加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预算赤字，使国家债务在里根任期内增加了三倍。
其次，减税并未如预期那样“涓滴”到低收入阶层，反而加剧了贫富差距。
撒切尔夫人
而就在里根的笔尖划过《经济复苏税法》时，伦敦唐宁街 10 号，撒切尔夫人正用红笔划掉国有企业名单。

   
    
  
   
    
  
   
    
  

“英国电信、英国航空、劳斯莱斯... 全给我拆了卖掉！”
当抗议矿工举着“玛吉下台”的标语冲击议会时，她对着镜框后的媒体冷笑：“你们想要阶级斗争？先问问我的货币主义政策答不答应。”
撒切尔政府的核心经济策略是货币主义，即通过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
撒切尔认为，货币供应量的过度增长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她放弃了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转而采用灵活的货币政策。
这一政策分为两个阶段：试验阶段（1979-1982）和紧中有松阶段（1983-1987）。通过控制货币供应，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在 1983 年后逐渐回落并保持在较低水平。
撒切尔政府将国有企业逐步出售给私人部门，涉及电信、航空、钢铁、电力等多个领域。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企业效率，还减少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撒切尔也和里根的思路一样，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率，个人所得税基础税率从 33%降至 27%，企业税率从 52%降至 35%。这些措施旨在刺激投资和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撒切尔政府取消了石油、通信等领域的垄断，废除了 180 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废除了实施 40 年的外汇管制，允许英镑汇率自由浮动。
撒切尔政府对英国的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深刻改革，试图减少政府的财政负担并激发个人的自立精神。
其具体措施包括：
住房私有化：鼓励民众购买住房，减少政府对住房的补贴。
社会保障改革：推行“选择性”社会保险制度，减少对非贫困人群的福利支出。
医疗和教育改革：削减公共医疗和教育支出，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效率。
撒切尔政府对工会采取强硬态度，限制工会权利，改革工资制度，以利润共享工资制取代固定工资制。
这一举措引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但也削弱了工会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为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
撒切尔主义在短期内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推动了经济增长，但也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
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虽然提高了效率，但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
第二次浪潮：全球主义与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
全球主义
随着时代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一个已经走向巅峰的国家，如何持续增长，成为了继任总统的难题。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坚信美国的经济与全球经济紧密相连，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在他看来，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依赖，更是一种基于市场力量的全球整合过程。
他认为全球化的核心是市场的自由化和一体化，通过打破国界的限制，实现资源、资本、技术和信息的全球自由流动，从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克林顿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有效方式，政府的干预应该尽可能减少。
他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自动调节经济活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因此，他支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保护主义政策。
克林顿将自由贸易视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克林顿政府积极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
NAFTA 的签署加强了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乌拉圭回合贸易谈判则进一步降低了全球贸易壁垒，推动了全球贸易的自由化进程。
克林顿政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平衡预算，克林顿实施了一系列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
他削减政府开支，尤其是对一些非必要的公共项目进行削减，同时削减长期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这种政策调整使得美国经济逐渐走向繁荣，预算赤字得到有效控制。
克林顿推动了对经济的放松管制，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
在电信、金融等领域，放松管制推动了行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崛起。
克林顿政府通过改善投资环境、提供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大量外资进入美国。同时，他积极推动美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促进出口增长。
他认为出口是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通过扩大出口可以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克林顿的市场全球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和繁荣。
通过放松管制、促进市场竞争和推动全球化，美国经济在 90 年代实现了持续的增长，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同时，美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和升级，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然而，市场全球主义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在全球化和自由市场的推动下，美国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一方面，跨国公司和金融精英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一些传统产业的工人和低收入人群面临着失业和贫困的风险。
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享受着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利益；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边缘化和贫困化的风险，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难以获得公平的发展机会。
他将全球化主要等同于全球市场的整合，认为市场力量的自由发挥能够带来物质进步和个人自由。
在他看来，全球化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进步的关键力量，美国应积极参与并主导这一进程。
第三条道路
与要当世界领导者的美国不同，此时的英国已经不复日不落帝国的辉煌，英国工党面临着长期在野的困境，传统的左派政治路线强调国家干预和社会福利，但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如经济效率低下、财政负担过重等。
与此同时，右派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至上、减少政府干预，在经济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平等加剧等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首相布莱尔提出了“第三条道路”，试图在自由市场与社会公平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并非简单地否定传统左派或右派的理念，而是融合了多种价值观念。
它既承认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强调通过自由竞争和市场机制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效率提升；又重视社会公平和正义，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主张通过政府的适度干预和社会政策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福利。
这种理念强调在个人自由、社会责任和国家调控之间寻求平衡，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布莱尔政府致力于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
一方面，他们延续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经济政策，如放松对部分行业的管制，鼓励企业创新和竞争，以激发市场活力；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在财政政策方面，布莱尔注重控制政府开支，避免过度的财政赤字，同时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税收政策。
布莱尔政府认识到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对于适应市场变化和促进就业的重要性。
比如设立各种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和奖学金，鼓励人们参加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课程。
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和适应能力，布莱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劳动市场的管制，增加了劳动市场的灵活性。
这包括放宽对工作时间和雇佣形式的限制，鼓励企业采用灵活的用工方式；同时，也加强了对劳动者的权益保护，确保他们在灵活就业的同时能够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布莱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英国面临着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
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忽视了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英国的一些传统产业受到严重挑战，失业率上升，社会矛盾加剧。
华盛顿共识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重要理论支撑，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推动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制度化。
1989 年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重要标志，其核心政策包括私有化、市场自由化和自由贸易等。
这一共识不仅推动了拉美、东欧等地区的经济改革，还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推行的主导政策。
“华盛顿共识” 常被视为与 “新自由主义” 同义，由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在 20 世纪 80 年代提出，指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机构及智囊团针对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 “最低限度的政策建议”。
20 世纪 90 年代，它成为全球 “正确” 经济发展的框架。
新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地区和政权中有着不同的具体意识形态和政策表现，其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试图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推向全球，建立以西方价值观为核心的全球秩序。
这一过程不仅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还加剧了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控制。
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面临资源被过度剥削、利润被压缩的困境。
比如东欧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改革后，虽然融入了欧盟，但经济地位依然从属于西方霸权国家。
经济危机这一“老难题”并没有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避免，反而通过金融自由化和市场一体化，将危机传导至全球。
跨国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金融市场的过度自由化，导致了多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许多国家在引入外资和加速私有化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对本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此外，新自由主义还通过思想文化渗透，试图动摇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构建了一套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鸿沟。
这种失衡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国际金融机构和贸易规则的制定上。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推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
这些国家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面临着与西方霸权国家的竞争关系。
新兴国家的崛起改变了传统国际秩序，促使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
我们中国，就是在这样“全球化”的浪潮中，迎来了自己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 40 年
中国在经历了 30 年的经济计划和高度政治集权后，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启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严峻局面。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设立经济特区到吸引外资，中国逐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新自由主义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西方主流经济思潮，该思想体系在撒切尔和里根时期被政策化，形成“休克疗法”等实践模式，导致拉美陷入“失去的十年”、俄罗斯经济崩溃等系统性危机。
全球化浪潮中，新自由主义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形成三重扩张机制：
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打破国家经济主权。
公共领域私有化削弱政府调控能力。
贸易自由化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不平等的国际分工。
美国更通过政治干预（如智利政变）和学术渗透（资助智库与期刊），将新自由主义包装为"普世价值"。
改革开放初期，新自由主义借市场化改革契机，渗入中国学术界和政策领域，表现为：
否定公有制经济效率，鼓吹国企全面退出竞争领域。
主张市场万能论，要求弱化政府宏观调控。
将贫富差距归因于“市场化不彻底”。
这是一种思想的冲击，尤其是外国发达的金融社会，对当时刚刚打开国门的国人造成的冲击难以想象。
这种思潮导致了三大矛盾：
经济结构失衡：金融自由化催生虚拟经济泡沫，2012 年私人投资骤降暴露实体经济空心化风险；
社会分化加剧：基尼系数突破 0.47，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引发阶层固化；
意识形态冲突：部分学者将改革成就归因于西方经济学，试图解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典型案例也很多，包括但不限于：国企 MBO 改制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房地产市场过度资本化导致的民生问题，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延迟经济刺激政策的决策争议。
但是在国外思想的接纳与融合中，我们还是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特色新自由主义。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的重要体现之一。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逐渐引入市场机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通过推行股份制改革，许多国有企业实现了产权多元化，吸引了社会资本的参与，增强了企业的活力。
国有企业也在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转型。
对外开放的政策一直不变，始终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一系列举措，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发展外向型经济。
中国的制造业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之一。
同时，中国也加强了与其他国家在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至上、政府最小化干预不同，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等方式，为经济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尤其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及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加大了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刺激了内需，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
同时，政府还注重社会公平和民生改善，加大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等问题逐渐凸显。
为此，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扶持力度、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加强科技创新等。
同时，企业也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着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衰退等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何去何从？
四十年风云变幻，新自由主义既创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也埋下了文明裂变的种子。
当社会风气已经习惯“躺平”，奋斗已经变成了无意义的“内卷”，这场始于哈耶克的全球经济实验，仍在继续。
或许正如凯恩斯所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但人类总要为更长的未来，寻找新的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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