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个日子啊,在那个北影节啊,又看了一遍那个《遗传厄运》啊
刚好和一个不怎么看片的朋友聊起北影节。说到A24,我就疯狂给她吹阿里·艾斯特,什么“新时代恐怖片之王”啊,“最好的恐怖片”啊。
她幡然醒悟:“好!我这就去看《遗传厄运》!”(她立即去看了,我还很担心她的观影体验被环境影响……)
之后和她交流时,我向她分享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后,被吓到偏执狂般疑神疑鬼的状态……
她发了个“哈哈哈”的表情,然后竟然冷不丁提到说:“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算特别恐怖”
我心底不满地想:这都不恐怖,那什么才叫恐怖。我开始试图探究究竟什么电影对她“特别恐怖”。我就像那个“网络天才”灯神一样,通过不断提出问,构建她的“喜好模型”,试图在脑海找出一部让她会觉得“特别恐怖”的电影。最后我想到上世纪末山姆·尼尔的几部科幻恐怖片(《战栗黑洞》啊,《黑洞表面》啊)。
在和她交流的过程中,我也在深刻反思我为什么觉得 《遗传厄运》 恐怖。通过仔细回想我第一次看时的观影经历,我对我为什么觉得这片子“恐怖”,乃至恐怖片要怎么才能“恐怖”有了新的理解。
影片中恐怖的关键不是神秘的邪教,可怕的尸体,糟糕的死亡等这些传统的恐怖符号,而是一种引起痛苦的社交场景、社交关系的复现。
我第一次看《遗传厄运》的时候,是进入了一种完全代入角色的高度专注的,快乐心流状态。
导演对畸形家庭亲密关系的精彩重现,牢牢抓住了我——影片几次关键的家庭戏码的电影视听语言所传达的感受(前期妹妹被逼迫去派对,中间餐桌对峙,最后爸爸的怀疑),都让我回想起非常相似的家庭生活经历。
我完全带入了Peter的视角,仔细严肃地思考“自己”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而Peter所处的这种特定社交场景的氛围,即濒临崩溃却又被不得解脱的,有毒家庭环境的凝滞又痛苦氛围,激发了我的神经觉。
微妙的张力如同病毒般弥漫在家庭里。在角色对话的逻辑对抗中,权力关系中;在角色的站位中。痛苦积蓄着力量,矛盾等待着爆发……
我的交感神经系统被激活,背侧交感神经蓄势待发。换句话说,我身体不自觉地进入高度紧张状态,甚至准备进入应激状态。我的理性知道这只是电影,是液晶屏幕上的成像,是人类的幻术。但理性在原始而强大的动物本能面前根本没有话语权。我们的神经系统坚信我们回到了那种可怕的环境中,生死难料。于是高度紧张。
正是在这种非理性的紧张状态下,那些传统恐怖元素才开始发挥作用。我带入主角Peter的角色,被他的家庭氛围折磨。于是那些象征着死亡与痛苦的符号——扭曲的尸体,捕食者的追逐,才真正具有了死亡和痛苦的效力。
阿里·艾斯特在电影中创造另一种新的恐怖:在这里,其他恐怖片惯用的恐怖元素只是佐料,单独拿出来毫无意义,让人感到窒息的濒死感的亲密关系才是主料!那种亲密关系蕴含的社交张力(对孩子来说甚至是生存压力),才是真正诱使观众进入观赏恐怖片的理想状态的幕后推手!
在这种观赏恐怖片理想状态下,观众会变得简单又单纯——就像小孩无法分辨鬼怪的真假而被吓哭;就像电影史早期的那个经典故事:观众看到银幕上的火车疾驰而来,纷纷逃离。
达到了这一状态,观众才会因因“惊悚”而“恐惧”的,惊悚片才能被建构为变成恐怖片!
而这种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人类的感受到生命危险时的应激状态!
观众不能进入这种状态,或者说影片没有让观众进入状态,那么恐怖影片的血浆与尸体就只是虚幻的道具或图像,可以被轻松地剥离出电影供人把玩,制成恐怖电影搞笑解说。恰如我们看见100年前的人在电影院被火车影像吓跑,忍不住嘴角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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