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的耳朵》|拿历史去附会传奇故事，要比揭露历史真相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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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是一次有私心的安利？是因为重度机核用户的我本人就是今天向大家种草的这本《梵高的耳朵》的编辑之一。

之前在机核都在把自己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融合在文章中分享给大家，像是之前的《权利的游戏》《质量效应》《维京传奇》亦是如此。从最初拿到这本书稿子的时候，我也同样萌发了这样的想法。在文森特·威廉·梵高短短37年的生命里，创造出超越时代的诸多传世之作，关于他的八卦和民间传闻更是数不胜数，似乎他那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疯狂”刚好成就了他，但是真相是这样吗？那些关于他的传闻是真的吗？

2017年底上映的《至爱梵高：星空之谜》带给了无数梵高迷视觉上美轮美奂的感受，尽管很多人事后吐槽电影其实并没有解决“梵高之死”的谜团。回顾人类历史上，29部电影，79部纪录片，无数人在只言片语中捕捉属于梵高的真相。

我相信点进来这篇文章的朋友，或许都是对梵高的事迹有所好奇的人。本书的作者贝尔纳黛特·墨菲最初也是带着对梵高生平的好奇心，逐步开始深入调查，建立起梵高生活当时的阿尔勒逾15000人的居民档案，根据历史资料中的蛛丝马迹逐渐拼凑出事件真相，还原出一个被造神运动遮蔽的、真实的梵高。
罗生门：我们可能并不知道真实的梵高是怎样的
对于很多人来说，文森特·梵高的一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是“疯狂”的艺术家。他的故事因精神失常、憎恶世俗、割掉自己的耳朵等等而富有传奇色彩。也因其作品的超前性被称为是继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和高更、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的先驱，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艺术家的创作，后世一些野兽派和表现主义的艺术作品中都能看出有模仿梵高的痕迹。

梵高去世44年后，31岁的青年作家欧文·斯通出版了以梵高生平改编的小说《渴望生活》，两年后被改编称同名电影为更多人人所知，成为很多人了解梵高第一步接触的作品。随着梵高和家人朋友的信件公开，这本创作时间仅一年且融入了作者个人过多的主观意识而显得过于理想化的书充满了诟病。在后续出版的包括《梵高传》、《梵高书信集》等其他书则大量揭示了更真实的梵高，疯狂、自私、坑弟、情绪多变、患得患失这类的评价便成了把梵高拉下神坛的理由。2015年随着一张尘封百年的信件被发现，19世纪艺术史上最著名的梵高割耳之迷浮现出新的罗生门。

在我们熟知的梵高家族里有三个人都取名为文森特，后世为了区分他们分别将年长的文森特称为森特伯伯，世人熟知的大艺术家则是文森特先生，提奥的儿子被叫做小文森特。富豪画商森特伯伯由于膝下没有子女，他曾经想让与他同名的侄子继承自己的事业，无奈他实在没有经商的天赋，这也导致了二人关系的破裂，乃至于森特伯伯的遗产分配直接跳过了文森特。其他拿到遗产的5位梵高兄弟姐妹中，只有和文森特关系最好的二弟提奥资助了梵高，也正是因为这份资助，才促成文森特成功的拥有了举世闻名的黄房子，以及他的南方画室计划。

1887年，由于对巴黎社交生活的厌倦，以及与弟弟提奥因为同住而逐渐紧张的关系，第二年的春天，文森特·梵高搬到法国普罗旺斯的阿尔勒市，随即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迎来灵感的高潮期，一改之前创作《吃土豆的人》等画作时沉重灰暗的基调，选用粗旷刺目的靓丽色彩相互碰撞，弃繁就简且大量吸取日本浮世绘的风格，创作出包括《向日葵》、《星夜》等静物题材作品，以及众多个人风格明显的人物画像。在1888年的5月—9月期间，黄房子还只是梵高的工作室，他和提奥所畅想的南方画室计划最早想吸纳的人才是年轻的画家埃米尔·伯纳德，在伯纳德因家庭原因无发共襄盛举之后，此时因恶疾缠身，财务状况时常捉襟见肘的保罗·高更成为了与梵高做伴、搬到阿尔勒的头号候选人。

“大喇叭”高更的记录有多少是真实的？
2009年，两名德国学者汉斯·考夫曼与丽塔·维尔德甘斯对梵高割耳事件提出了一种新的猜想。他们认为是保罗·高更用剑割下了梵高的耳朵，然后就割耳事件的两人达成协议今后闭口不谈。此番设想并非毫无根据，高更确实是一名业余的击剑爱好者，还把他的击剑装备带去了阿尔勒。高更也并非像众多关于描写梵高生平的书中记载的那样：“高更是梵高的师傅”，真实的情况是，他们二人是尽管因艺术鉴赏存在分歧，仍然还是好朋友，也从未分出高下。单就指梵高割耳事件来讲，高更陈述的说辞和他之后的举动，足以推翻一切。

2016年随着出《梵高的耳朵》一书在加拿大的出版，几乎已经被盖棺定论的有关梵高在阿尔勒一年的生活经历，有了新的反转，作者贝尔纳黛特·墨菲历经7年的深度田野调查，建立起梵高生活当时的阿尔勒逾15000人的居民档案，大量筛检了梵高在阿尔勒期间与之有过接触的所有人，尤其是和梵高共同生活9个月的高更，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了更细致的解读。

书中提到1885年在文森特·梵高还探索自己的作画风格的时候，孑然一身的高更通过对颜色的大胆使用和对不同艺术创作介质的探索，已经在巴黎的艺术圈里有了一席之地。梵高兄弟对高更的才华惺惺相惜，一度忘记了他们和高更并不熟悉，由此就诞生了之后一系列的事件。

当巴黎绅士和红发画家成为阿尔勒的一道风景线的时候，众人眼中的他们是那么和谐。梵高对高更的称呼从来不是用朋友的“你”，而是敬称为“您”。梵高过世十年后，高更曾在自己的自传中暗示，他将毕生随学都教给了梵高，而这位荷兰人视他为“师傅”。这个说法遭到了梵高的弟媳乔·梵高的谴责和反对，乔拿出由她在梵高兄弟死后保存的信件指出高更的说辞是杜撰的，表示尽管他们在画技上相互欣赏，但绝对没有妄断高下之分。这点我们可以从他们以同一题材所做的画中窥探一番。

高更杜撰的事情也并非只有这一件，1888年12月23日也就是梵高割耳的当天，高更在事件发生15年后的自传中写道：

“到了晚上， 我迅速吃完晚饭，觉得我得有点儿自己的时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闻闻开花的月桂树散发出的香味。就在我差不多快要穿过维克多·雨果广场时， 我听到在我身后响起一阵熟悉的急促碎步。 我转身，看到文森特举着一把打开的剃刀冲向我。 我当时的表情一定十分可怖， 以至于他停下脚步， 低下头，转身往黄房子的方向跑开了。”

这段话中存在两个疑点，首先是“开花的月桂树”，12月底怎么可能还有开花的植物呢？另外一点就是，当年的阿尔勒没有一座叫维克多·雨果的广场。高更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写信给伯纳德，也就是和梵高关系不错的那位年轻的画家，那封信中也完全没有提及到“文森特举着剃刀”的事情。而伯纳德也是个悲催的小伙子，多年后他原创的分离主义画风被高更剽窃，就只能从印象派转为学院派，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其实在很多梵高研究者的眼中，那天的细节仍然是晦暗不明的。高更在事件里扮演的角色总是含糊不清。他几乎在事件发生后立刻离开了阿尔勒，逃回了巴黎，从此以后再也没见过梵高。之后的高更做起了“大喇叭”，开始口无遮拦地同当时不明就里的吃瓜群众们八卦起那个“疯掉了”的画家的故事。
梵高的耳朵与他的精神问题
尽管高更再怎么Diss梵高，他有一点没有说错，当时的梵高的确有一些精神问题。割耳事件之前，梵高的精神问题成因大体有两个原因，一是家族遗传，二是感情不顺，割耳事件之后生活环境的改变成了压垮梵高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也就这三点逐一分析一下。

首先是家族遗传，文森特·梵高一家八口，母亲安娜.柯妮丽娅.卡本克斯由于长子夭折对文森特一直有所偏见，后因丈夫死于与文森特冷战期间一直对他道德绑架。三妹威廉明娜.雅库布.梵高是除了提奥之外在家族中和文森特关系还不错的家人，但是后来患上失语症，死在精神病院。最小的弟弟柯尼利斯·梵高据说是开枪自杀的，这一点上和文森特死因一致。

第二感情不顺，这件事似乎更是有迹可循，梵高的性格一直在极度悲观和极度烦躁之间不断的切换，当上述因为家庭的原因被怀疑患有精神病的梵高，无法胜任画商、牧师、甚至教师之后，他把重心都放在了好接触的穷人和妓女的身上，这点可以从梵高26岁之后的绘画作品中看出，写生的对象大多是社会底层的人。梵高流传的三段恋情都没有好的结果，对初恋尤金尼亚的幻想恋爱无果后， 1881年，梵高回家探亲，见到了在他家里做客的刚成为寡妇的表姐凯，并对他萌生爱意。在19世纪的荷兰，和表亲结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禁忌，在表姐给予明确拒绝之后，梵高竟然把自己的手放在煤油灯上炙烤，企图证明自己的真心。和妓女克里斯蒂娜的感情尽管让梵高找到了归属感，而对绘画近乎痴迷的梵高，因无法支付克里斯蒂娜调养身体的费用，最终两人还是分手了。

19世纪，未婚男人进妓院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阿尔勒地区由市议会“以卫生目的为由”管理的妓院直到1946年都是合法的。梵高居住黄房子附近有八家官方许可的妓院。1888年12月23日，梵高割耳后正是去的一号妓院，他把耳朵包好放在报纸里送给了一名交“蕾切尔”的妓女，并嘱咐她“请务必保管好这个，留下这个我的纪念品，当作对我的回忆。”这件事数年间已经演化成了当地的都市传说，口述的版本之多难以统计，但是落实到文字记载的寥寥无几，甚至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更让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越发扑朔迷离起来。有的报纸上写道梵高当天去的不是妓院，而是一间咖啡馆；有的报纸写梵高去找的妓女不叫“蕾切尔”，而是“加比”，就连梵高割下耳朵的形状也说法不一，不过也不能怪报纸记录不实，因为关于耳朵的事情，当年医院也没有留下任何与之相关的记录，一时之间难以理解。随着一号妓院和黄房子在同一场轰炸中消失了，再想取证更是难上加难。

1914 年，提奥的遗孀乔在《梵高书信集》的序言中写道：“割下了耳朵的一部分。”以及梵高的医生加歇在1890年7月画下的梵高临终前的样子，那幅画中就显示梵高的左脸上还有左耳的一大部分。这也是继《耳朵上扎着绷带的自画像》和《耳朵上扎绷带叼烟斗的自画像》

这两幅画之后，最直观的可以看到梵高耳朵的记录。为后续写下梵高传记的人为此盖棺定论提供了佐证。

失去了耳朵的梵高陷入了第三个让他精神崩溃的理由，生存环境。在梵高住院修养的期间，正赶上提奥将与乔订婚的时候，提奥在阿尔勒停留了很短的时间，之后照顾梵高的事情就被嘱咐给23岁医术精湛的菲利克斯·雷伊和那位看过《至爱梵高》都知道的邮局长约瑟夫·鲁兰身上。顺便在此提一句，《至爱梵高》里约瑟夫·鲁兰的儿子阿尔芒·鲁兰送信的故事是虚构的。这两个人对于梵高的意义非同一般，主要体现在梵高最为著名的人像画上，通过和其他人像画的比对，只有四个人的画像背景被梵高用特殊花纹装饰，其中就有上述我们提到的两位，以及约瑟夫·鲁兰的妻子奥古斯丁·鲁兰。

1890年1月20日之前，约瑟夫·鲁兰一直和提奥通信报告文森特的康复情况，之后他就被调去其他地方做邮局局长了，此后雷伊医生开始和提奥继续通信。在梵高入院的两个星期内，黄房子的房东和一个烟草商签订了新的租约，这意味着梵高的南方画室计划将全部流产，这也导致了这期间梵高的精神状况起伏不定，从而引发了后续的小镇大多数人联名送梵高进精神病院的事情。梵高被冠上“疯狂”艺术家的头衔也有一大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多年后，无数人对梵高的病情真的到了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地步一事提出质疑，纷纷与阿尔勒档案馆联系，打探请愿书的下落。他们得到的答复总是一样的：请愿书遗失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阿尔勒市以梵高所居住过而闻名，世界各地的梵高爱好者都到此进行“朝圣”。2003年“遗失的梵高档案”第一次得以完整地公开，小镇的大多数人联名被确认为30人联名。1888 年黄房子附近的拉马丁广场附近的人口是747人，那么这“很大一部分”的说辞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艺术评论家马丁·盖弗在2006年在出版关于梵高和高更在阿尔勒时期故事的《黄房子》时，仍然延续了“很大一部分人”的说法。《梵高的耳朵》作者贝尔纳黛特·墨菲则用她的调查结果狠狠打了这位前辈的脸。她受到同样出自马丁·盖弗之手的《被背叛的 梵高》的启发，通过一个个调查那30个人的签名，继而发现这个依靠梵高声明而热闹的小镇，那些被梵高信任的邻居，竟然让悲惨加剧的始作俑者。

请愿书上的第一个签名是住在梵高隔壁的杂货店店主达马兹·克里弗林，考虑到他们与梵高的住所距离较近，以及他们是目睹梵高行为且受影响最多的人，一般猜测他们应是请愿书的发起人。然而，还有一个人能从梵高迁出拉马丁广场中获益良多，他的重要性一直以来都被忽视了，他就是克里弗林的密友房屋中介伯纳德·苏雷。

黄房子是栋很不错的房产，非常合适做店铺，它位于拐角处，面朝公共花园，又处在一个繁荣的地段。不久前，在梵高的坚持下，刚斥资修缮了房屋，并安装了煤气灯。当他得知梵高有可能被送入精神病收容所时，苏雷就在开始寻找新的租客。这30个联名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和伯纳德·苏雷是朋友或工作伙伴关系。由此我们可以大胆的猜想潜藏在请愿书背后的是恐惧：一个小型封闭的社区对外来者的恐惧；对无限的创造力以及如影随形的疯癫和古怪行为的恐惧。

精神病院的经历加重了梵高的精神问题，黄房子和医院他都回不去了，那些拉马丁广场周围他认作朋友的人对他的背叛仍让梵高感到心有余悸。四月中旬梵高租住在雷伊医生的公寓里。凑巧的是后来将梵高推向神坛的欧文·斯通1930年也就是在这间房子里拜见的雷伊医生进行取材的。
拿历史去附会传奇，还是揭露历史的真相？
《渴望生活》在塑造里梵高的同时也毁了梵高，它将梵高的生平浪漫化 小说化，已经深入人心，被大众当作事实来接受了。好莱坞也同样塑造了一个粗鄙的、精力充沛的酒鬼，一个在女人、酒精和精神病刺激下迸发出创造力的人。梵高在阿尔勒不到两年的事件里就被卷入了一场无妄之灾，我们为梵高自杀而惋惜的同时，不免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憎恨，夺取天才生命的绝不只是那一声枪响。

被误解几乎是每一位超前于时代的天才的宿命。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如何与他所处的社会碰撞和连结，又如何为身边人所看待？《梵高的耳朵》挖掘了历经几代的造神运动之后，已成定论的历史背后的真相。就像作者贝尔纳黛特·墨菲在结尾处所说的一样：“拿历史去附会传奇故事，要比揭露历史真相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