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9月2日,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向普鲁士军投降。两天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
在随后漫长的70年里,这个政权将作为法国的唯一合法政权伴随着一代法国人,法国人则将普法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871——1914)的这段时间称作“La Belle Époque”——美好时代。用中国的说法来说,大概是盛世这个词比较合适。
这一时代贯穿了整个第三共和国的前期阶段,这很容易产生一种假象,让人认为第三共和国的前期与后期有着天壤之别,而美好时代的结束就是法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事实上,作为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政权,第三共和国从诞生伊始便几乎让人难以置信的一成不变。作为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权,它的一生贯穿了众多的矛盾,从而使自身构成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它被人们视为最不稳定的政权,却奇迹般地成为大革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政权;它在诞生之初便被很大一部分法国人竭尽全力地破坏,最终却毁灭于苦心经营者们的手中;它时运不济、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局势的内忧外患,却仍然顽强地在一战结束后使法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并带给后世称作“美好时代”的岁月。
1871年的法国人做梦也不会想到即将成立的是一个共和国。首届国民议会中保王党人占三分之二,而大革命之后被换来换去的皇帝和国王轮流统治惯了的法国民众们也都认为新的法国将会是一个君主国。虽然保王党中一部分人支持波旁王朝的尚博尔伯爵,一部分人支持奥尔良王朝的巴黎伯爵,另一部分人甚至支持波拿巴家族,但他们都共同反对建立共和国。
然而刚刚从奥尔良派跳槽到共和派的临时总统路易-阿道夫·梯也尔却不这么认为。让所有人意外的是,保王党人最后妥协推举出的代表尚博尔伯爵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古董,而他将未来的君主国葬送的理由很简单——拒绝使用法国三色旗,尽管这面旗帜在第一帝国、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中都被轻松使用了。梯也尔因此嘲讽称尚博尔伯爵“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华盛顿!”
1874年,在决定新政权政体的会议上,共和制以353票对君主制352票的一票优势取得了胜利,而且当天有个君主派迟到了。投完票后,大家都懵圈了,有的人前一天信誓旦旦地说支持君主制,投票时却投给了共和制;大部分保王党人认为投票稳了,结果出来后却无法挽回。在142年后的海峡对岸,相似的场景再次出现,这次懵圈的是广大英国群众。
和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不同,此时的保王党人还有第二次机会——宪法公投,而他们决定全力反对共和国宪法。此时,梯也尔的总统职位已经让位于右翼保王党军人麦克马洪元帅,而通过一年内共和派的不断妥协让步,1875年宪法终于通过一票优势通过。拥有7年任期的总统权力被放大,参议院更是为保守派人量身定做,保王党人心满意足。(不过很快总统的权力就被架空了)
在今后的65年里,一共有108届内阁在这部宪法下宣誓就职。也就是说平均一年垮掉两个内阁。大部分内阁的产生和垮台不是在国民议会上进行的,而是在会议中间休息时的席位中、小过道里、或者厕所里产生的。
共和国的议员们似乎十分热衷于玩弄政治权术。很难说这些内阁的上任和垮台最终会对哪些派别有利,但民众一致认为“法国或成最大输家”。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泽瓦埃将其总结为:徒劳无益的政治争吵,反复出现的内阁危机,一无所获的议会辩论,对于经常向人民许诺的包括修改宪法在内的基础改革的一拖再拖。从共和国正式诞生到它的灭亡,这些情况将成为法国的常态,从内部慢慢腐蚀着第三共和国的生命。
事实上,内阁问题只是第三共和国众多问题中的一个,风云诡谲的19世纪末给法国带来了无数挑战和危机。其中最为主要的政治危机是1894年到1906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事件的起因是法国军方发现军中有人通敌,炮兵上尉德雷福斯被认定有罪,理由是他是一名犹太人。保守的军方不惜伪造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是罪犯,证明犹太人是罪犯。而在当时,被保守派控制的法国各大报刊都在审判之前对德雷福斯进行舆论审判,社会舆论与军队沆瀣一气,军队提供虚假证据并接受采访,舆论则充当军队的扩音器,不负责任地猜测案件细节。
在德雷福斯案最终平反后,伪造证据的军官接受审问时称,他这么做是为了共和国的荣誉和稳定。可怕的是,在经历了整个事件之后,仍有很多法国人认为他所作的是正确的,是为了国家大局的。有些人是被多年的社会环境所影响,有些人是相信到骨子里的,这样的人在法国有很多。
在第三共和国为了德雷福斯案争吵地焦头烂额之时,它还要面对宗教问题——天主教会和世俗化的矛盾;出生率下降——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下降是它的双重原因,只不过对应的阶级不同;阶级问题——相对于将工人玩弄于股掌的俾斯麦,法国对无产阶级的骚乱力不从心;以及最严重的周边安全问题——东边的那个宿敌正在生机勃勃地发展并在经济上超越了法国。
这些问题似乎显示着一场全面的转型,而身处其中法国更多地是自发而不是自觉的进行。相比于广大的法国社会,政府的应对始终显得迟钝而犹豫不决。在政府为了自身稳定而牺牲了变革的时机后,法国的未来也就可以预料到了。
然而,在上述一副“法国药丸”的景象中,第三共和国还有一副截然不同的光景。
“自大革命以来的动乱时代已经真正结束了,接下来的法国将迎来一段漫长的稳定与和平。”这句话对当时的一部分法国人来说是天方夜谭——自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从上层到民间的各派系斗争几乎从未停歇,共和派用尽了权力、智略和阴谋艰难地将共和国从保守派的手中夺来,长期的政治斗争使得这个国家在社会层面上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从这一点来看,此时的法国无疑是混乱的。
然而,对另一大部分法国人来说,共和国让他们体会到了长久无法触碰的稳定。他们不用担心言论管制,不用担心自己某一天会被秘密警察捉拿或是被征入军队前往异国他乡。国内无数的派别发出不同的声音,他们不必单方面接收政府的官话而拥有更多的判断和选择。这种稳定最大的体现,便是个人自由的迅速扩大。无论保守派和共和派、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愿不愿意,一个疲于应对政治危机和热衷权力斗争的软弱政府、一个既定了的共和制政体和大革命以来的新思潮都成为了个人主义强有力的温床。
个人主义毫无疑问成为了第三共和国前期的最主要表现,这一思想在40年里毫无阻拦地发展和持续,成为第三共和国前期人民生活的最主要基调。直到1914年大战开始之际法国人才突然表现出高昂的民族主义热情投身到那场给祖国带来沉重苦难的战争之中。
从1871年开始,法国便在艺术文化领域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是法国人自由表现情感和思想的时代。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惨败似乎没有影响到印象派画家们的创作,在第三共和国的初创时期印象派绘画便达到了顶峰,随后的法国绘画界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掀起了一场革新运动,在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等人的引领下,立体主义和野兽主义等的出现,象征着现代主义绘画的诞生。这一切,是由法国人完成的。
在文学领域,自君主时期以来的法国文坛便大师频出,由维克多·雨果引领的浪漫主义和巴尔扎克与司汤达统治下的现实主义奠定了法国现代文学的地位。然而,第三共和国时期的众多法国作家们依然不满足于原地踏步,自福楼拜对现实主义的创新起始,到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最后至马赛尔·普鲁斯特的意识流文学,美好时代的法兰西在文学方面依然在不停地创造与超越。
由于文学艺术的极端繁荣,法国——尤其是其首都巴黎——成为了无数外国人梦寐以求的天堂。第三共和国政府自然也十分乐意推进法国的国际形象发展。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城市大改为这座“光明之城”成为世界都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共和国前期频繁的世界博览会让巴黎成为向全世界展示法国美好的最佳名片。为了配合1889年的巴黎世博会,共和国政府建立了举世无双的埃菲尔铁塔。与此同时,为了展现法美的传统革命友谊,向美国赠送的自由女神像也竣工。这些精妙绝伦的艺术品向全世界展示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繁荣与稳定。
正如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所说:“决定其他一切事物的是其国民的思想和情感。”美好时代的法国人们陶醉于他们的文学艺术以及其他民间的创新和繁荣之中。他们充分利用了政府无意间带给他们的个人自由让法国在各个领取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另一些领域,法国人却没有意识到——或者即使意识到也不会在意——他们的水平已经落后于其他国家。19世纪下半叶是一个充满革新的年代,无论是在文艺领域还是工业经济方面都是如此。正当法国人沉醉于个人主义之时,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他国家正在工业领域取得一项又一项的突破。而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一变革的领头羊是东边某邻国。
要问法国在19世纪末经济竞争失利的原因,或许能找到很多。法国长期稳定的人口结构,尤其是广大不变的农业人口始终无法提供变革所需的劳动力;疲惫的政府难以招架无产阶级的斗争;长久形成的个人主义国民精神,对工业化一体化社会结构的天然排斥等等。不管法国人如何自诩为文明之都,他们东边的邻国却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工业革命。德意志民族传统的国家主义和组织化精神使得统一后的德国在工业化上一帆风顺。垄断企业和技术部门的建立与融合也顺水推舟地进行着。而面对无产阶级,俾斯麦更是经验老道:工业化的过程中配套当时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在维持住德国无产阶级安逸现状的同时予以镇压。一时间法国便再度面临一个迅速强大而充满侵略性的德国。所幸的是,共和国前期奇迹般的外交为法国争取到了强大的英国以及东方的俄国作为盟友,共和国外交人员的不懈努力将在不久到来的大战中为共和国续命。
总而言之,第三共和国初期的种种政策已经决定了其未来不明朗的发展道路。毕竟“美好时代”或盛世也大多都是经历过时代终结后的衰败后有感而发,从而怀念前时代所产生的定义罢了,从这一点上看,“美好时代”或许可以称为“过了之后就要很悲惨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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