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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很爱在自己的作品里姓马：马小军、马大三、马走日。甚至《让子弹飞》里跟葛优换了身份后，也成了马邦德。除了一次：《太阳照常升起》的老唐。这回的《邪不压正》，他第二次弃用马字当头。
但《邪》却比《太阳》差的实在太远太远了。这次，改叫蓝青峰的姜文，依旧任性，依旧爱耍，却不再具备往昔的精巧与深度。
或者说，那个深度本来就可以一眼见底，但是姜文善于赋予一番狂欢式的包装，我们也甘愿被迷惑。于是，直白的比喻也就有了耐人寻味的可能，肤浅的影像反而成全了饱满的文本。《邪》的主题依旧很有重量，却被蹩脚的结构与天花乱坠的私货打散在地，给人极其憋闷的感觉。
乍看之下，《邪》热闹、带劲。镜头间的快速组接，人物永远处于各个方向的运动中。这种激烈的运动，带给影像一种非凡的生命力，这一点，姜文打《阳光灿烂的日子》开始，就没变过。吉尔·德勒兹管这种东西叫“生命影像”。
马小军在胡同和大院里奔跑，挎包飞来飞去，饱和的阳光从未缺席。于是一段宏大而特殊的历史，便压缩在了狭促、疯狂、梦幻又茫然的个人空间中，定格成个体记忆，模糊了影片的虚实界限。
马大三也在奔跑，却压抑在黑白画面内。为了两个日本子，为了全村人的希望，步伐沉重。他跑的越快，就越像逃命。这正是一种国民性的胆小、懦弱、充满奴性。更令人叫绝的是，在荒谬的时代语境与不可抗力之下，个体意识的觉醒，恰恰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因此在我眼中，《鬼子来了》永远是姜文最好的作品）。
时光飞逝，姜文又老又壮，看似不大适合跑了。于是他就让房祖名跑，让张麻子的弟兄们跑。我们看姜文的片觉得爽，觉得充满了动感与余绪，觉得信息量巨大，就是因为镜头与对象，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我们轻易感受到了呼之欲出的磅礴生命力。
到了今天的《邪》，他让自己的“儿子”彭于晏跑，不光跑，还要飞檐走壁，要上房揭瓦。可惜的是，这回却显得不那么有“生命”了。彭于晏跑得越久，反而越显单调空洞，力道一步步瓦解，最后竟不如周韵原地蹬车。
我挺喜欢彭于晏，但港台演员真得很难承担一个如此姜氏风格的北平故事。哪怕电影跟原著不一样，不关心不怀念那大都会一样的魔幻北平，然而当彭于晏的腔调和眼神往那儿一放，但凡不是睁眼瞎，一定会觉得别扭，何况土生土长的老北京了。
李天然，本质上也是个强设定的人物。上来不怎么交代，已经是老师父的得意门生，功夫了得，可以近距离躲子弹。被朱潜光开了两枪，熊熊烈火烧后背都没死。四个字：天选英雄。这个人物至此破壳而出，以奇情和仇恨为驱动力。那么整部电影的调性也就有了：都市传奇。
姜文不是没拍过都市传奇。《阳光灿烂的日子》完全可以看做文革都市传奇，《一步之遥》完全是民国都市传奇。只不过马小军的性启蒙故事被裹挟在一个鲜明的时代范围下，这个时代一度是我们在内心里反复回味，却不大敢喊出声来的“地下”谈资。马走日则是在一个光怪陆离的幻浪之中，用将荒腔走板进行到底的方式，演绎一种至今未愈的时代症候。《一步之遥》显然比《邪不压正》更辛辣地揭露了民国/国民的阶级本性，却因浓烈的色彩教人甜得发腻。
以前姜文的都市传奇，都有着好几层里子，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小聪明或者恶趣味。但不可否认，那些谜语、暗示、私货共冶一炉，并没有冲垮严谨而逻辑清晰的表意结构，反而在为主干添砖加瓦。他再怎么胡闹，表达上终归是紧凑的，是中国式的，人们喜闻乐见。普罗大众可以从他的片子里得到快乐，同时又能感受到隐隐的残忍。资深人士也能从现象背后看到本质。说白了，就像侯孝贤讲的那样，好电影看深看浅，都有东西。
结果，《邪不压正》好像真的就只是一部都市传奇了。以前的姜文，善于从历史倒影中捕捉到最具代表性的图征，然后编译进自己的一符码系统中，再将之辅以最大化的架空感，悬置于真实历史之上，又让它如探照灯般映射历史本身。在大男子主义的嬉笑怒骂之间，边讽刺边歌颂了自己的时代情怀。
《邪》还是有情怀，却少了探照灯的光芒，沦为混杂奇情与寓言气质的架空野史。戏说时代的方法仍然有效，却无法蔓延到影像之外。明显的不同是，姜文以往的文本是开放的，或者至少是半开放的，这回则是封闭的。李天然的复仇故事没有丰满的层次和意指。
本片尤其在开头奇妙地显现出昆汀作品的气质。过往的姜文式对白，建立在常规交谈中的语汇语言不断否定、反转、驳斥与暗示。这些是通过表情、音量与语气达成的，很少有影像上的设计。但是这次，从雪地交谈，到师父拜寿，再到旧金山和初回北平。转场及剪辑方式，复读式强调，甚至牢骚与玩笑，反而让我看出《落水狗》和《无耻混蛋》的影子。要说开头血腥的弑师戏码，大概也有些昆汀之味。
另一方面，这次的语言和行为的作料，除了提供给观众一种思维的快感以外，无法与核心叙事形成互补。甚至叙事主体到后半段几近崩塌，散乱的节奏与无秩序的场景衔接过于天马行空，极大破坏了本应建构完善的表意。在影片进行到中段时，我还饶有兴味地期待回转，但是当彭于晏光着屁股披着披风再次飞奔于瓦片之上时，我知道这个片子救不回来了。
当然，解读已经发酵。伴随着铺天盖地的文字，是关于“三个爸爸”的影射，是关于原著与电影的对立，是关于荷尔蒙与情欲的痴迷。包括所谓的彩蛋剖析，潜文本挖掘，这些都让《邪不压正》看起来仍然很有嚼头。但还是那一点，光是客体叙事与个人表达的割裂，就无法让影片体现出应有的审美价值。
影像的再现-语意-艺术三层表意功能，一定是单向的。因摄影的形似性而产生的真实效果是最显眼的表层；影像在叙境中通过蕴含逻辑，即影像间的联想关系而形成的语意是第二层。《邪》的问题就出在语意上。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整部电影，一定会找到叙事上明显的分水岭。有人认为是敲钟，有人觉得是酒局。在我看来，则是李天然莫名其妙被扎了一针开始。
这是自乱阵脚的戏。首先这个段落已经脱离了荒诞式表达，剧作逻辑是乱套的。从猪尿泡到抽大烟，自然是民国北平的魔幻符号。然而如此编排，却只能呈现出架空于架空之上冗余，否则就只能说堆砌景观了。其次，这个凭空而来的针，前无铺垫后无收尾。它对人物塑造有帮助吗（打针前后的李天然状态基本一致）？对主题有帮助吗？产生了新的动机和分支情节吗？我想是否定的。当表意结构因此溃散之后，语焉不详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至于史航那个“华北第一影评人”，玻璃心的真影评人们气的跳脚，吃瓜观众不明所以。调侃影评人当然没问题，又不是只有姜文在片子里这么干，我当然也不会觉得恶心。但是放到整个叙境之中，这个私货插得纯粹多余，已经尴尬到无法直视的地步。
女性与姜文以前的作品一样，仍是作为一种陌生化的奇观展示。要么妩媚动人，要么性感至极，成为男性消费的欲望对象。另一方面，女性往往在姜文的作品中以代号而称：鱼儿、花姐、县长夫人、疯妈、唐婶等等。当然，对于姜文作品中这些女性形象而言，已经有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论断：从一个角度来说，放弃自己的名字也意味着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主体”的权力，自觉地把自己安放在了一个被别人随意询唤的“他者”的位置上。
客观来说，哪怕片中男性对她们报以尊重和崇拜的态度，这仍然是典型男性视角对女性的偏见化塑造。之所以没太令人反感，一个是处理得符合时代语境与文化氛围，另一个就是姜文本身众所周知的性格。这次，唐凤仪和关巧红没有变成“他者”，但也没有摆脱之前的创作规律。无论如何，如果纵观姜文的作品列表，我们会发现他刻画女性的角度还是太狭窄了（《鬼子来了》大致算个例外，里面没什么女性）。
除了显见的情欲符号，我们几乎在他的片子里看不到其他模样的女人。虽然身体的地位是一种文化现实，欲望也是荒诞中合适的催化剂，但是手法的单一掩盖不了某种惰性。不过，我们也可将其归结为姜文的私货，他用了五部电影，反复向我们强调“禁欲时代”下肉体的魅惑性与神圣性，以及自己对女人的设想和态度。
有趣的是，在《邪》中，风流性感的唐凤仪从城楼一跃而下，成了抗日烈士。总还是比完颜英和县长夫人多走了一步，只不过这步是往下迈的。
另外，《邪不压正》还进一步夸张人物动作的间离化，比如开头的弑师和烧鸦片等等，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屋顶奔跑。但是因为影像上并未有长足进步，反而直接给整个人物核心也带飘忽了。人物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并未得到有效建构，因此例如“瓦片漫步”等表现主义情境不仅无法带入到其精神世界中，也失去了文本上的根基。
说了这么多不好，也是因为《邪不压正》令我比较失望。从《阳光》到《邪》，二十多年来姜文拍了六部长片，相当低产了。以前无论是看似晦涩的《太阳》、《一步》，还是酣畅淋漓的《鬼子》、《子弹》，姜文从没有在戏谑与怪诞之余丢失他的厚重感。但是《邪》却分明让我感受不到这种美的分量了。
它仍然有浪漫的表达，仍然有提炼时空后所产生的迷人冲力，仍以大量的“写日记的人”、“张将军”、向右肾宣誓等历史/政治哏挑逗观众，仍有强硬的脏话情结和情绪化的灌输敲打。只是这次，那些隐蔽的线索没有形成宏观能指，想象性创造的缺失比比皆是，掌控力似乎有了退步，风格上也显得有些单调而疲惫。它有着很多带劲儿的元素，却最终没有爆发成高潮。正因为这是姜文，我才想要看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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