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病人鲁迅——《上海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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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月亮》是日本作家井上厦于1991年创作的喜剧，其故事取材于1932年鲁迅为躲避国民党特务追捕而短时间藏身于内山书店这段历史。整个剧本可谓三分实、七分虚，尽管有悖于史实，但却真实传递了作为鲁迅迷弟的井上厦心中那位文豪的样子，也反映了战后日本左翼文学的共性。
2018年，日本演员野村万斋和广末凉子将这个故事搬上了日本世田谷剧场的舞台。

自嘲与自省
开场后第一幕，六位演员坐在圆桌边，每个人朗诵了一段鲁迅的信件。最后饰演内山完造的演员说道：
“严格来说，使用汉语的场景该用汉语来写剧本，汉语和日语都用的场景就应该用汉语和日语来写剧本。但普通日本人不懂汉语，写剧本的我也不懂汉语。如果写剧本的人是日本人，表演的人是日本人，观众也是日本人，那从头到尾就只能用日语了。”

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井上厦还是舞台剧的监督栗山民也，都没有把这出戏里的鲁迅当做真实的鲁迅来演绎，这只是一个日本作家心中想看到的鲁迅。整个剧本可谓三分真、七分假，是把鲁迅一生中较为日本化的几个节点抽离出来再放大至无数倍，最后塑造出一个能够得到日本观众喜爱并认同的中国文豪形象。尽管与实不符，却能以管窥豹，从中了解井上厦这样的日本左翼作家所追求的理念。
时年国民党政府大肆迫害左派人士，“白色恐怖”之下特务们闻风出动，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盟主的鲁迅自然成了国民党的眼中钉。当时鲁迅和许广平如若出门，一定是两人分走马路两边，以免特务下黑手时两人同时受害。

某一天，特务展开行动，鲁迅在许广平的劝说下来到内山书店避难。

内山书店位于日租界内的四川北路，在国民党政府实行“文化围剿”政策大规模查禁图书时期，是上海为数不多仍继续贩卖进步书刊的地方。同时它更是共产党等其他进步人士的重要联系地点。方志敏在南昌狱中的书信文稿，就是通过内山书店送到鲁迅手中再转达中共中央。
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和妻子内山美喜听闻鲁迅要来，大喜过望的同时又担忧鲁迅的身体状况。为了医治鲁迅先生罹患已久的胃病和牙病，他们决定请前军医须藤医生与上海日租界最好的牙医奥田医生同来书店。在内山书店避难的这段日子里，他们四人与许广平围绕在鲁迅身边，协力解开了鲁迅讳疾忌医的心理谜团，也纾解了鲁迅心中的苦痛。
剧中鲁迅饱受蛀牙和胃病的苦恼，但即便牙痛到无法进食、胃痛到彻夜不眠都拒绝就医。为此须藤与奥田决定先利用笑气麻醉鲁迅，再进行诊断治疗。没曾想笑气导致鲁迅产生了识别障碍幻觉，将在场的熟人误认成了藤野先生（鲁迅留学日本时的老师）、秋瑾女士（推翻满清的革命先驱）、朱安（鲁迅的原配妻子）以及青年作家洛文。
这四个幻象令鲁迅惊恐万状，而惊恐万状的鲁迅又令在场五人惊恐万状。为了让鲁迅的神智复原，他们必须得弄清楚鲁迅心中的愧疚从何而来。由此，一个跟我们印象中完全不同的鲁迅形象逐渐展开。

藤野先生
藤野先生和鲁迅的关系应该是这五人里最为中国人熟知了，毕竟《藤野先生》一文入选了人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藤野严九郎是鲁迅留学日本时的解剖学老师，他的为人可说深刻影响了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鲁迅写道：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剧中鲁迅对藤野先生说“我对您说谎了，请您原谅我”，而这份愧疚成为了鲁迅不愿就医的原因之一。这个情节并非是完全的无稽之谈，因为《藤野先生》的原文中有样两段话：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井上厦从这短短两段话中解读出鲁迅自认弃医从文是对藤野先生的背叛。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鲁迅本人的性格，因这恰恰是典型的日本社会性格。日本文学往往将角色心中最大最柔软的出发点处理成私人关系中人情义理的推动。这不像鲁迅，反倒像是被嫌弃的松子。

在《上海月亮》剧中，被误认为是藤野先生的须藤医生为了宽慰鲁迅，便将计就计对他说道：
“周君，你认为相比发现病人的疾病、给病人治病更重要的是去发现人们思想的病。这种想法很有道理。我决定给你及格了。”
这样的解脱在我看来是苍白的，恐怕真实的鲁迅大抵不需要这样的肯定吧。

不过《上海月亮》中的那个鲁迅如释重负，内山完造与奥田医生更劝说病情好转的鲁迅前往镰仓进行疗养，同时还能去福井看望已经从教师岗位退下来，成为乡村诊所医生的藤野先生，鲁迅听了以后十分欣喜。
历史上的鲁迅从未考虑过去镰仓疗养，更遗憾的是，他至死都未尝如愿打听到藤野先生的消息。至于藤野先生，则是在鲁迅病故前一年才从儿子的语文老师那里听说自己这位曾经的学生在海洋对面已成一代文豪。笠年便传来鲁迅病逝的消息，藤野先生遂既写了篇名为“谨忆周树人君”的悼文，发表于《文学案内》杂志。悼文中写道：
“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 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
在名为《上海月亮》的另一个时空里，尽管最终鲁迅的镰仓疗养未能成行，不过他解开了心结，得知了藤野先生近况。至少在井上厦的笔下，这对师生的缘分划上了较为圆满的句号。井上厦的这份人道主义体贴与《被嫌弃的松子》中松子给妹妹剪头发这场戏一对比，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秋瑾

剧中的鲁迅将内山美喜错认为反清斗士秋瑾女士，对她的愧疚之情更胜于藤野先生，甚至有些疑神疑鬼。秋瑾和鲁迅的矛盾真是这样尖锐吗？
秋瑾与鲁迅是同乡，她比鲁迅大六岁，和鲁迅一样曾留学日本。关于她和鲁迅的矛盾，以及鲁迅对她的愧疚早在民国就已在坊间传开了。他们的矛盾其实非常单纯。
1905年，日本在清政府要求下颁布了《关于准许清国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规程中更多约束的其实是日本人开设野鸡大学招揽中国人的行为。但其中确实加强了关于留学生转校、退学、租房上的限制。清政府这样要求的目的自然是抑制国人借留学为名到海外搞革命活动。（张篁溪《1905年留日学生罢课运动始末》）
在日留学生们对日本政府举此举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在抗议大会上，以秋瑾为代表的激进派留学生主张退学回国，用实际行动表达抗议。而鲁迅则属于较保守的维持派，主张继续求学，拒绝盲目回国。当时，革命领袖孙中山也认为留学生回国反而会成为清政府的打击目标。

果不其然，回国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的秋瑾成了清政府的眼中钉，短短两年后便壮烈牺牲在故乡绍兴，死后尸骨竟无人认领。
《上海月亮》中的鲁迅自认贪生怕死，先是拒绝组织派给他的刺杀任务，后又在罢学浪潮中选择明哲保身。对于秋瑾回国后被捕且被杀害，他一直心存愧疚，无法释怀，甚至恐惧着秋瑾那把随身携带的日本刀会砍向他。
在须藤医生的指示下，内山美喜扮演秋瑾，用温柔的语句宽慰鲁迅道：
“周树人君，我性子急，又比你们大好多，所以打了革命的头阵。那些真正能改变世道的仁人志士，恐怕要比我们晚好多辈才会出现。你现在正值壮年，又是个有不屈不挠精神的人，就由你来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并将它传承下去。这种承前启后的工作很重要，否则我们这些先驱所流的血就变成无谓的牺牲了。”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和《走向共和》中李鸿章那句“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不谋而合。每次社会剧变都会催生、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在革命里，有人牺牲、有人叛变、有人则需要等待，井上厦认为鲁迅应属于需要等待的人吗？
鲁迅对秋瑾一直怀着敬意，评价也是颇高的。他在《病后杂谈》中写道：
“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朱安
许广平是本剧中唯一一位实际认识鲁迅眼中幻想的人。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许广平和鲁迅并非夫妻，他们只是同居关系。当然，当时民国社会的风气，未婚同居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倒是一件风雅的事。但鲁迅的原配仍在世并和鲁迅家庭关系密切，这就使得许广平的位置有些暧昧了。
可偏偏她所爱的男人把她错认成了原配——朱安，这个和她有着巨大矛盾的女人。因此剧中广末凉子饰演的许广平对鲁迅产生幻觉这件事的反应是最激烈的，她甚至利用鲁迅产生幻觉的这段时间，旁敲侧击地确认自己在鲁迅心中的地位。这样的描写在我国众多描写鲁迅的文艺作品里非常罕见，很多作品把许广平更多地看成鲁迅的代言人，而没有将她视为一个独立的女性。

许广平和鲁迅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鲁迅的这段三角关系，在日本人来看或许再熟悉不过了吧。毕竟在日本社会，丈夫出轨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
“不倫は文化、愛人は文化人”（出轨是文化，情人就是知识分子）这句日本人调侃的话某种程度上放在鲁迅身上异样地贴切。
但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和一般意义上的出轨并不相同，因为鲁迅和朱安的婚姻并非现代意义的婚姻。
朱安和鲁迅的婚姻是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别说当时远在日本的鲁迅不认识朱安，在过门前就连鲁迅的母亲都不认识她。鲁迅听说这门亲事后，当即写信要求悔婚，却遭了母亲的反对。于是鲁迅便退而求其次，写信要求朱安放足读书，这又遭到朱家的反对（放足即不再缠足）。

这下鲁迅实在无法可想，只能借留学为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成亲时日。直到1906年，鲁迅接到母亲病重的电报后匆忙回国。可回家一瞧，非但老太太没事，连成亲新屋都置办好了。万事俱备，单欠骗鲁迅回来圆房。后来，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回忆道：
“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当，可以算是意外的事了。”
婚后鲁迅并未和朱安圆房，第三天便回日本去了，从此，朱安守了一辈子的活寡。根据郁达夫的叙述，鲁迅在冬天从不穿棉裤，便是为了压抑自己的性欲。

《上海月亮》中的鲁迅忏悔着自己对朱安精神及肉体上的虐待。与其说是鲁迅打从心底里看不起朱安，不如说是他憎恨着朱安所代表的那个旧世界，深深相信否定朱安就等同于否定这个封建时代。鲁迅是激进的先锋文豪，想凭一枝秃笔打碎那个吃人的旧世界旧秩序，却连选择身边最贴心的妻子的自由都没有，这难道不讽刺吗？
“可您为什么能接受旧时代的包办婚姻？”
剧中的许广平这样问鲁迅。鲁迅挣扎着，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
“为了钱。”
王小波说“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剧中鲁迅的不幸也在于此。彼时，无能的他无法拒绝朱安带来的那一笔嫁妆，是亦无法拒绝朱安把那个旧世界不可避免地带到他的身边。在这个层面上，鲁迅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豪，只是个无法从过去解脱的囚徒。
因此，许广平/朱安，是剧中唯一一位没有原谅鲁迅的人。

将朱安的影子投射在许广平上，在我看来不可谓不是一道妙笔。许广平一出生就被父母订了娃娃亲，但她一是拒绝缠足，二执意要读书，三解除了婚约，可谓现代女性的楷模。随后她又远赴天津办杂志，加入五四运动，考取师范大学，成了鲁迅的学生。
许广平身材高挑，有意识地革除自己身上所有的旧世界痕迹；而朱安形容瘦小，且拒绝放足、拒绝读书。朱安终其一生都在迎合鲁迅，为鲁迅操持家务，照料鲁迅的老母和孩子。可婚姻总归要有共同话题，通过无休止的讨好得来的喜爱终究不可持久，更何况鲁迅对朱安从未有过喜爱。
鲁迅说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告诉她（朱安），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这件事的画面感何其强烈，相信有不少人曾遇到过类似经历。朱安肤浅的迎合终究打动不了鲁迅，她越是笨拙地努力，离鲁迅的距离就越远。
但这不是她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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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许广平的家世吧。

许广平的祖父是浙江巡抚，父亲是广东省副省长，堂兄是中山大学校长。这样的背景、这样的环境远不是绍兴小商人家庭出身的朱安可比拟的。从一开始，许广平和朱安就不存在什么竞争关系，鲁迅、朱安、许广平的三角关系也并非日本人了然的一对相敬如宾的夫妇和一个情人，而是一对志同道合的爱侣和一个“蠢”女人。
在旧时代，朱安的努力兴许还能挣个好名声，可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南辕北辙的这两个女人在鲁迅产生的幻觉的那一晚产生了共鸣，这正代表了鲁迅本人身上的两面性。
他既是刺穿旧秩序的匕首，又是驮载旧时代的烈马，他想要抓住历史的进程，做一个承前启后的革命者。
洛文
洛文是鲁迅180个笔名其中之一，鲁迅曾以此笔名发表过《药用植物》和《被解放的堂吉诃德》两篇翻译文章。不知井上厦是弄错了人物还是有意为之，或许他是想借此笔名来代表当时受鲁迅影响的广大青年作家们吧？
鲁迅藏身内山书店的时间，正是国民党清除左翼文人风头最烈之时。以洛文为代表的许多青年作家被捕被害，作为左翼联盟领袖的鲁迅对此感到愧疚是合情合理的。
可令人不解的是，剧中生硬地让奥田医生扮演洛文，对鲁迅说了句不痛不痒的话就旋即退场。恕我愚钝，实在不解井上厦为何如此轻描淡写地淡化鲁迅对年轻人的影响和期望。或许是为避免剧作过长而有所取舍，或许是因为必须要凑够四个人物的戏份？

鲁迅在《热风·随感录》中写道：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这殷切到近乎有点绝望的话，把他视作鲁迅对未来的期许，应该比剧中奥田医生对鲁迅那句不痛不痒的宽恕要有力得多吧。
我想，井上厦如此轻忽洛文一节的原因在于他是日本人，难以体会鲁迅真正的痛苦和忏悔。深受太宰治影响的井上厦将鲁迅不喜看病、不穿棉裤等行为视作其在精神上有自我毁灭的自杀倾向，这是《上海月亮》这部作品的创作根源。井上厦隔着时空想要解答鲁迅自杀倾向的缘故。

他得出了结论，就是愧疚，囿于人情而发的愧疚。可我认为这是错的，鲁迅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日本左翼作家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他们认为毁灭与不圆满是暴虐者的错，是人类无法互相理解的错。是以在《上海月亮》中，井上厦的落脚点最终落于鲁迅《而已集》中的这样一段话：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墙上有两个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是觉得他们吵闹。”
是啊，若是人类的悲欢能够相通，所有人能够与所有人相互理解，自然便没有了矛盾，更没有了战争。但这可能吗？
宫崎骏也好，高畑勋也好，小林正树也好，日本的左翼巨擘们对战争深恶痛绝，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过错亦有反思，但终究停留在“我们错了，但这亦是人类的错”这一层面，没有真正触及战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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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厦笔下的鲁迅同样如此。尽管在细节上极尽浪漫细致，却在关键的思想一节上和真实的鲁迅大相径庭，这使得整部《上海月亮》成了貌合神离的空中楼阁。
鲁迅弃医从文的决定是发自屈辱的决定，是对中国被列强欺侮感到屈辱，更是对中国自身积弱积贫而感到屈辱。可井上厦在《上海月亮》中却借须藤医生之口，用“精神和肉体同样重要”这种常识来反驳鲁迅，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谈岂非梦呓？
因此在本文开头就说，这样的鲁迅是一个能够得到日本观众喜爱并认同的中国文豪形象，是日本人想要看到的中国人。井上厦在宽恕这位貌似而非的鲁迅，其中的涵义在于他希望二战中疯狂的日本也能得到我们类似的宽恕。

当然，不管我对《上海月亮》的臧否是否恰当，左翼作家的人道主义思想都是宝贵的，是人性光耀之所在。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想弄个大新闻，再把《上海月亮》批判一番。恰恰相反，我依然对2018年还在向日本观众兜售鲁迅思想的《上海月亮》表以深深的敬意，即便它兜售得有些歪。
如今，在大多数情况下，鲁迅只作为网络meme被提及，新版教科书更删去了鲁迅作品。这个歪了的时代还有他的位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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