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欧陆风云4》地图讲解传奇商人尼基京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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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出生在特维尔的商人阿法纳西·尼基京（Afanasi Nikitin, ?-1472~75）将他长达六年的旅行记录在了他的游记《三海纪行》(The VoyageBeyond Three Seas)中。

公元1466年，从离莫斯科并不远的特维尔出发，尼基京穿过大草原、里海、波斯和波斯湾，在1468年与1469年这个时期到达印度，并在1472年带着他的《三海纪行》经过黑海折返到俄罗斯，却在回到他的故乡特维尔之前就已在斯摩棱斯克离世，留下了载有第一次俄罗斯和印度互动的记录和一个永远没有正确答案的谜题：作为东正教徒的尼基京在印度以穆斯林的身份度过了三年的时间，在满是“异教徒”的国家，他是否真的放弃了东正教皈依伊斯兰？还是伪装成穆斯林，但一直在心中保持着东正教的信仰？或是在迷茫的途中找到了新的答案？

《三海纪行》有很多流传着的版本，本文将使用Troickij版本的《三海纪行》以及Gregory Belkov的译本和注释，介绍尼基京的传奇故事，分析他在印度的生活、他与本土印度人和中亚穆斯林的互动以及他对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态度的改变以及他对真正信仰的定义。
背景

公元1466年，在尼基京开始他的旅途时，俄罗斯的诸公国正在逐渐地摆脱束缚了他们数百年的鞑靼铁轭(Tartar Yoke)：自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至他的继承者们的伊斯兰教汗国们（大帐、金帐）对罗斯人（Rus）的征服、掠夺和附庸。也是这个时候，莫斯科公国成为了在俄罗斯最强大的势力，但这个时候的特维尔公国——也就是尼基京的家乡并没有成为莫斯科公国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个较为独立的势力存在。

作为一个虔诚的东正教徒，尼基京很难对伊斯兰教有好感，因为他的祖国被这些鞑靼人统治了将近两个世纪。尽管宗主汗国对罗斯人秉持着宗教宽容的政策，但鞑靼的霸权普遍被现在的俄罗斯历史学家们认为是一个灾难，因为它给俄罗斯人带来了太多的负担。并且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伊斯兰势力的奥斯曼帝国攻陷。象征着东正教中心的君堡一直在俄罗斯人心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我们不难相信这个时候的俄罗斯人对穆斯林以负面的影响为多。

虽然尼基京在波斯花了两年的时间，但他并没有在《三海纪行》中提及任何关于那里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在波斯净留下了不美好的回忆，还是他认为俄罗斯人对波斯以及他们的中亚文化已经有很深的认识让他对波斯闭嘴不谈。整个游记的内容只包括他去印度的理由以及过程，和他在印度度过的三四年时光。  
一个倒霉蛋商人和他戏剧性启程印度的原因

印度在一开始并不是尼基京的目的地。他离开特维尔公国（Tver）并在诺夫哥罗德（Novgorod）加入了来自位于里海西岸地区的希万尔国（什叶派）大使——哈桑·博格（Hasan-beg）的队伍。哈桑博格正好结束了对莫斯科公国领主伊凡三世的访问，打算和伊凡的大使瓦西里·帕潘（Vasilij Papin）一起回访希万尔国。不仅是尼基京，许多像他一样的俄罗斯商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以获得前往高加索地区交易时的部分保护。

如上图所示，从特维尔通过伏尔加河渡船到达里海，尼基京不仅需要经过莫斯科大公国，而且还要闯过三个鞑靼汗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地盘到处都是骑兵劫匪。

可就算是有莫斯科大公国和希万尔国大使的这两人身份护航，尼基京的这一行商人还是在到达伏尔加河口，进入里海的时候被阿斯特拉罕的可汗以及他的军队拦下，对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尼基京是这么描述的：
当我们要进入布赞河（伏尔加河的一部分，进入阿斯特拉罕汗国的一条河）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三个异教徒鞑靼人，他们告诉我们在布赞，阿斯特拉罕的卡西姆可汗正在和他的三千鞑靼人一起守候着沿途的商人并伺机打劫，但他们（这三个鞑靼人）可以为我们提供安全的路线。

希万尔国的大使哈桑博格给了他们一人一件大衣以及一份亚麻布作为他们带路的奖赏，但他们却在拿走了大衣后将我们将要穿过阿斯特拉罕的消息通知给了阿斯特拉罕的可汗。在午夜，我离开了我的船并和我的商人同伴们登上了大使的船，正当我们要穿过阿斯特拉罕时，卡西姆可汗看到了我们，他的鞑靼军队大喊着“Kac'ma（别跑）”。

可汗命令他的整个部落追捕我们，我们在浅滩被赶上了，他们用枪射中了我们的一个伙伴，而我们则打中了两个鞑靼人。我们的小船都搁浅了，他们直接抢走了这些船上的所有财物，包括我的所有货物。

—— 《三海纪行》

尼基京倒霉的命运还没有结束。在所有小船搁浅被抢之后，他们一行人靠着大船到了里海，可在这时大船又抛锚了，随之而到的是阿斯特拉罕可汗和他的军队。他们把搁浅了的大船洗劫，并抓走了四个俄罗斯商人，放走了剩下的人。

虽然尼基京的性命没有危险，但在经历了两次掠夺后的他以及随行的俄罗斯商人们已是身无分文了。卡西姆可汗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却只允许他们继续旅程，不得返回俄罗斯，这使得这些被抢走了货物的俄罗斯商人继续着他们的旅途。

现在这行人还剩下两艘船，一艘是载有含尼基京和莫斯科大公国大使在内的十个俄罗斯人，以及希万尔国大使和他的数个随从波斯人；另一艘则是载有六个莫斯科人和六个特维尔人（注意：这里尼基京特意将他们分辨开来，没有说十二个俄罗斯人）。

只要渡过里海的一半就可以到希万尔国了。可当尼基京一行人眼看着就要到达目的地——国王所在地杰尔宾特（Derbent）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迫使他们只能在附近紧急停靠。虽说他们停靠的地方是希万尔国的境内，一个叫塔库（Tarku）的要塞小镇，可这并不影响当地的人们把这些倒霉的俄罗斯人和他们自己国家的大使作为打劫的完美目标。

就这样，包括希万尔国大使在内的尼基京一行人又双叒叕被洗劫，并且一部分人还被掳走了。

在被洗劫了三次之后，尼基京终于到达了杰尔宾特。而他做的一件事就是请求莫斯科公国的大使瓦西里和希万尔国的大使哈桑向希万尔的沙赫（Shah, 波斯/伊朗文明对国王的称呼）亚鲁克·亚沙尔（Yarrukh Yassar）请愿：“请把在塔库从我们这抢走的货物和绑架了的人还回来。”

这可能是尼基京离开特维尔后发生过最好的事情了，因为希万尔的国王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管理塔库的领主是亚沙尔的小舅子卡里尔博格（Khalil-beg），他立即派信使将情况通告给了卡里尔，因为被抢劫的人里面还包括了亚沙尔自己的大使，所以卡里尔并不敢怠慢，马上就把从这些商人和大使身上抢走的货物连同掳走的人一起送了过去。

这个时候的尼基京以为自己碰上了公正贤明的君主，可在下一刻就被浇了一头的冷水：他在上文的请求之上又乞求亚沙尔能够将他们一行人护送回俄罗斯，却直接被亚沙尔以“你们人太多了”为由而轻易回绝了。

“就这样，我们满面泪水地分别了，在俄罗斯（Rus'）还有钱财的人就这样回去了，但是有负债的人，只能考虑目所能及的地方……”
而尼基京就属于后一类没有钱还欠了一屁股债的人（他买货物的钱应该有部分是借的），当一些人决定就地工作挣钱时，尼基京选择了一个崭新的目的地，继续他的旅途——印度。

尼基京在波斯的日子

遗憾的是，尼基京并没有描述他在波斯的生活。他只是很无聊地叙述了自己穿过波斯，到达波斯湾的路线和在每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从巴库（Baku）到克帕库尔（Cepakur），经过萨里（Sari），阿莫尔（Amol），德玛（Demavand），雷伊（Rey），卡尚（Kashan），纳因（Nain）,亚兹德（Yezd），锡尔詹（Sirjan），塔鲁姆（Tarum），拉尔（Lar），最后到达港口城市阿巴斯（Bandar Abbas），一共花了两年。

虽然尼基京并没有在他的游记里描述他在波斯度过的两年生活，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之后在印度写下的日记推测他在波斯到底经历了什么。比如他在后面就提到了他去印度是为了卖他的马，而由前文得出他的货物应该是在三次洗劫中被抢的精光了，那么他的这匹马极有可能是他在波斯购买、驯服的。其他的我们也会在之后的文章中详细地进行分析。

在抵达阿巴斯港后，尼基京登上了前往印度的船。尼基京虽然一直喊惨说自己被抢得多光多光的，但他依然有钱买马、坐船去印度。可见尼基京做生意的道行不浅。

尼基京在印度：一个俄罗斯人的有色眼镜
“这里的人几乎都不穿衣服，没有遮盖他们的头也不会掩盖他们的胸脯；他们将头发都扭成一束辫子；这的女人天天大着肚子并且几乎每年都生孩子，而且他们有很多孩子，这里的男人和女人们都长得很黑。不管我走在哪里我都会被很多人跟随着，他们对我作为一个白人这个事情很惊讶。”

这是尼基京对本土印度人的第一印象。随后，他又添加道：

“这里的人又黑又坏，他们的女人都是妓女。这里到处都是巫术、抢劫、谎言和这些卑贱的人谋杀他们主人的毒药。”

在尼基京的眼中，印度是个野蛮之地。在这里，没有法制、没有人性，到处都是淫乱和亵神的行为。

但如果我们研究同时期，也就是公元15世纪的游记，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偏见”在西欧旅行者对俄罗斯的评价中也能经常出现。之所以给“偏见”打上了双引号，是因为尼基京在印度的感觉是和那些同年代的西欧旅游者在俄罗斯的感觉一样的：一种让人难以接受的异国感。不仅仅是异国感，依附着带有贬低性的野蛮感。

俄罗斯之所以一直被西欧的人打上野蛮的标签，也是因为俄罗斯人的行为和习俗在这些“文明人”面前显得难以接受。俄罗斯人被那个时候自诩为“文明人”的“西方人”所批判，但作为俄罗斯人的尼基京却可以自己站在“西方人”的位置上，对自己认为是野蛮的印度人进行谴责。

在俄罗斯的历史上不乏与此相似的例子：俄罗斯帝国在十九世纪征服中亚大草原的游牧国家，以及二十世纪日俄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是以宣传敌人的野蛮和不文明，以来强调自己的优越性和正统性。

虽然尼基京是站在至高点上描述着印度人和他对这片土地的看法，但与西欧文明对俄罗斯或是其他他们瞧不起的文明的态度不同，尼基京对当地的宗教和文化十分感兴趣，并尝试亲身融入印度人的生活。

从刚到印度，尼基京的游记就开始一点点地透露出他在波斯到底经历了什么事情的线索。当他离开港口乔阿并进入印度内陆城市久纳尔（Junnar）时，他写道：

“在久纳尔，那里的可汗没收了我的种马（因为只有当地贵族才能有权利拥有马），并且发现了我不是个穆斯林而是个俄罗斯人（东正教徒）。他说：‘如果你皈依我们的宗教，伊斯兰，我不仅会把你的马还给你，还会赏你一千金币；但如果你不答应，我不仅要拿走你的马，还要罚你一千金币。’ ”

在这里尼基京第一次透露自己是带着一匹种马来印度的。

作为虔诚的东正教徒的尼基京并没有接受可汗近似威胁的提议，一副我就算在这饿死、穷死也不会改变信仰的样子。也许真是如他所说，上帝还不想让他死在这个满是异教徒的地方吧，在可汗给尼基京的四天限期快要到时，一个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叫马赫穆德的呼罗珊人（Mahmud ofKhorasan）找到了尼基京，并且为他在久纳尔可汗面前求情。结果尼基京不仅不需要交那一千金币的罚金，马赫穆德还帮他把马要了回来。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呼罗珊的马赫穆德是何方神圣？之前尼基京根本没有提及这个人的存在。从这他似乎又透露了自己在波斯的经历，因为在前往希万尔国时同行的穆斯林只有希万尔大使和其随从，尼基京在穿越波斯的时候也是他一个人出发，那么能够解释这个叫马赫穆德的呼罗珊人（穆斯林）的身份的只有一种情况：他是尼基京在波斯度过两年时间里交的朋友之一，而且他很有可能是和尼基京一起到印度进行贸易的穆斯林商人。

从整篇《三海纪行》里看，尼基京用了多种语言来祷告和解释说明，其中包括俄罗斯语、突厥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独自一人（但其实应该不止一个人，因为他在文中开始用我们而不是我来叙述）穿越波斯来到印度也正好可以证明尼基京和当地的人交流是没有障碍的。

如果我们分析尼基京的身份，那么得出他有说多门语言能力的这个答案并不困难。因为作为十五世纪在俄罗斯的商人，基本不能避开与在俄罗斯南方的可汗国或是高加索、波斯地区这些主要的贸易路线里的国家做生意的情况。所以尼基京会说这些外语是很正常的事情。没有人知道尼基京在启程印度时的年龄到底有多大，但他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四十岁或五十岁以上的“老头”。

在经历了这个有惊无险的事件后，尼基京变得有些不同了，他开始频繁地在游记中留下不同语言的祷告，并且警告自己的俄罗斯东正教弟兄们，印度对他们来说很危险：

“（我被救的这件事）真是上帝在救世主之日（儒略历八月1-14日）带来的奇迹！但俄罗斯的教友兄弟们，如果你们想来印度，请把你的东正教信仰留在俄罗斯，喊着穆罕穆德的名字前往印度吧。”
在波斯到底发生了什么？

之前我们略微谈了一些关于俄罗斯的历史，得出了尼基京对穆斯林不太可能有正面感情的结论。但是随着尼基京的穆斯林朋友，呼罗珊人马赫穆德的出现，我们不得不去怀疑他在波斯的这两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对穆斯林的看法有所改变。

但刚在拿回他的马之后，尼基京立即表示了他对欺骗他的穆斯林的不满。

“那群穆斯林把我给骗了。他们说我可以找到适合的货物，但这里没有一个东西是适合我的家乡的，所有的东西还都很贵。”

虽然尼基京已经有了穆斯林朋友，但他嘴上仍然对坑了他的穆斯林们毫不留情。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测出尼基京到印度的目的——把他在波斯得到的马卖了，之后在印度进货，再回到俄罗斯进行交易。可显然，尼基京认为那些穆斯林们（应该是在路途中，或者是在希万尔国遇到的）把他“骗”到了印度，一个他没法牟利的地方。

尼基京在久纳尔待了一会儿之后便立刻前往了巴赫曼尼苏丹国的首都，比达尔。

当时印度的中南部被两股强大的势力统治着，在北方的什叶派巴赫曼尼苏丹国，以及在南方的印度教毗奢耶耶加罗王朝。

而巴赫曼尼苏丹国与尼基京待了两年的波斯相比有两个共同点：一，这两个地方都是什叶派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方；二，这两个地方都有很多说波斯语的伊朗人。并且巴赫曼尼是由呼罗珊（伊朗人的一种）贵族统治着的苏丹国。

尼基京对巴赫曼尼苏丹国的军队的描述是这样的：

“在印度（在这里他应该是特指巴赫曼尼苏丹国），所有的贵族和领主们都是呼罗珊人。印度人只能作为步兵并且他们跑的很快。他们基本不穿衣服，光着个脚。他们一手拿着盾一手拿着剑，其他步兵则带着长弓和箭矢。在战斗中他们总是使用大象但是会把步兵放在头阵。所有呼罗珊人都是骑马的，他们的人和马都带有装甲。”

而对首都比达尔，他是这么说的：

“比达尔是穆斯林印度（再次，尼基京指的是巴赫曼尼苏丹国）的首都，这个城市巨大，其居民甚多。这里的苏丹很年轻，只有二十岁；呼罗珊的贵族们掌控着城市，并且拥有统治整个苏丹国和战争的权力。”

从尼基京种种对巴赫曼尼苏丹国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印度的了解并没有多少，他很有可能是听人说印度有个叫穆斯林印度的地方，也可能是他认为自己到达的巴赫曼尼苏丹国是印度聚集穆斯林的地方。

从尼基京对目的地的选择我们也能揣摩出一些东西。离开波斯的他选择了前往印度唯一一个和波斯地区有点相似的什叶派的穆斯林国家——巴赫曼尼苏丹国。

现在我们再来看尼基京的朋友——呼罗珊的马赫穆德这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出现并不显得那么唐突。因为在波斯的这两年尼基京很可能就受到了很多来自呼罗珊人的影响，与他们成为朋友，并且加入了这些人组织的、前往是同族人统治的什叶派苏丹国巴赫曼尼进行贸易。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曾提出过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sellschaft）这两种定义社会的理念，后被马克思·韦伯加重了这两个定义对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关键性。礼俗社会是指：传统的社会，它的规模虽小，但是却非常注重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其充满感情色彩并十分稳定；法理社会则是规模大，却忽略了个人关系的重要性，以业缘、法制关系为中心的社会。

当时俄罗斯的社会被历史学家们（如苏联历史学家DmitryShlapentokh）普遍认为是礼俗社会。也就是说非常看中以个人之间的感情为链接的礼俗社会的人会更容易和与自己文化、历史背景、宗教不同的人进行交流，从而产生感情并发展出新的关系链接；或者，融入新的社会。

尼基京也属于这礼俗社会中的一员。换句话来说，他的社会适应力很强。

从文中还可以看出尼基京是一个极其爱国的人，特维尔公国出生的他在《三海纪行》中通篇未提及“莫斯科”这三个字，因为特维尔和莫斯科大公国是世仇一般的存在（特维尔公国将在1485年被莫斯科大公国吞并）。能够让这个爱国主义者改变对穆斯林的印象一定是在波斯发生了某些事情。

尼基京在波斯的两年时间并不是全部都在赶路，而是在很多小镇或是城市逗留了很久。少则一个月多则半年，他在波斯一共生活了八个月。从他交到新的穆斯林朋友到他们一起前往印度来看，尼基京很有可能在这波斯生活的时间中融入了当地呼罗珊人的社会，或者他们的商团中，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

而这一切发生的地方，最有可能是尼基京在波斯的第一个落脚点，同时也是他生活的时间最长（半年）的地方——卡帕库尔（Cepakur）。

根据尼基京所述，他在到达波斯时在一个叫卡帕库尔的小镇生活了半年，然后在萨里一个月，在阿莫尔又待了一个月。这便是尼基京在波斯停留（不在赶路中）的所有时间。而当时的这三个地方都属于在一个叫马赞德兰的什叶派沙赫国的境内。并且值得一提的是，马赞德兰国的东边邻居曾是呼罗珊汗国。种种线索都将我们推向了一个结论：在卡帕库尔的尼基京加入了某个社会，而这极有可能是一群什叶派呼罗珊商人的社会。得出是商人这个结论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马赞德兰国所处的塔布里斯坦地区一直属于波斯地区的贸易中心。

在离开马赞德兰国后，尼基京一行人对路线的选择也很有意思。面对在南边的两股强大势力，帖木儿汗国和黑羊王朝，他们没有选择穿过以逊尼派伊斯兰为国教的帖木儿，而是稍微饶了一点路，在以什叶派伊斯兰为国教的黑羊王朝境内继续着旅途。

那么，是什么使尼基京改变了他对穆斯林的态度，让他从一个不能容忍伊斯兰异教的东正教徒变成了什叶派穆斯林商人们社会的一员呢？除了上文提到过的礼俗社会理论，在这里还有一点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距离感。

在一个人对文明以及文化分类时，他会有“自己人”和“别人”这两种大致的概念。当一个十五世纪在法兰西王国的巴黎人前去弗洛伦萨和莫斯科这两个地方旅游，他更倾向于将意大利的弗洛伦萨人分类为“自己人”而把莫斯科的俄罗斯人归类为“别人”。因为这个法兰西旅客可以从弗洛伦萨人中看到和自己相似的、文明人的特征，比如，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他们都很有可能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在古典文学上都有所造诣，更加增强了他们的优越性。反观俄罗斯人，他们既不是天主教徒，也没有受到文艺复兴的洗礼，习俗和礼仪和西欧国家比起来也更加“野蛮”，让这个法兰西游客感到了陌生。他们也就更容易被定义为不属于自己圈子内的“别人”。

这种距离感不但表现了平面上两个文明的差异，在比较中还会产文明等级制度以来强调他们之间的距离和不同。

来自礼俗社会的尼基京更容易适应并融入新的社会，但这个行为的前提是他必须认为这个新的社会是没有距离感、都是“自己人”的。也就是说，尼基京一定是认可了这些呼罗珊商人的文明等级才融入了新的社会。一方面，他愿意去适应呼罗珊人的社会；另一方面，他因为自己社会适应力极强而快速地成为了这个新社会的一员。

在印度的久纳尔，因为马赫穆德的帮助而拿回了马的尼基京意识到了自己作为东正教徒的身份会带来不少麻烦，便把真正的身份隐藏了起来，伪装成了一个穆斯林。

下部会讨论尼基京在印度作为穆斯林的生活：他所目睹的战争、他的宗教活动、他对回家的渴望。我们会分析尼基京的文化杂化性（hybridity）：他伪装成为穆斯林的理由，以及为什么本文认为他还保持有东正教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