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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战甲军品资料网）
写在前面：“警察的传奇也是人类的传奇”，曾有人这么写道。的确，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人来说，警察是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词。1829年，在罗伯特·比尔的努力下，英国通过了《大伦敦警察法》，从而建立了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警察队伍——伦敦大都市警察。而15年之后，在当时的英占中国香港，一支小小的半军事化纪律部队也被建立起来，这就是本综述的主角——香港警队。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香港警察往往只出现在新闻里、出现在港片里，最近也出现（本综述写于2019年初）微博里，但总的来说，一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形象。它时而作为现代化警队的模范生被大加赞赏，时而作为政治新闻的配角被私下议论，偶尔还会因为英式风格的各类操典而被疑虑与不解。
本综述的目的，在于拨开这支纪律部队身上的迷雾，尽可能做到准确客观描述，从而增进了解互信，并尽可能为两地警政带来一点裨益。由于本文没有任何的官方背景（内容以大陆地区发行的书籍和香港警务处的官方介绍为主，辅以各类互联网信息），可能会存在各类差错与问题，还请各方多多包容、多多指正；同时，对历史上发生的部分重大事件，也将会尽可能准确、客观、谨慎的加以描述，还请各类读者以包容心看待，不要给辛苦整理、用爱发电的作者搞什么幺蛾子出来。需要注意，警察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在阅读中读者可以去了解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相信会有全新的思考。
一．最古老的现代警察之一——香港警队简史
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香港警队是历史上最古老的现代警察队伍之一，这支队伍经历了从英占殖民、日据侵略、战后转型、回归祖国到进入新世纪的漫长历史，由一只纯粹保护殖民者利益的半吊子警队，逐步成长为东亚乃至世界范围内最为专业与职业的警察力量之一。可以说，香港警队的历史，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警察的传奇也是人类的传奇”。
(一)风雨飘摇的第一个百年——从警队初建到二战结束（1844—1945）
1841年，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者从腐朽的满清帝国手中割走了香港岛，当时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士·义律授权第二十六步兵团的威廉·坚伟上尉作为首席裁判司，让其维护这个小岛的治安。这个前英国军队的军官招募了自愿离队的驻港英军与驻港印军，外加部分外籍水手与华裔人士，组成了一支32人的小小部队。然而这支杂牌部队在维护治安方面并没有什么建树，尽管对华人进行了非常严苛的管制（包括严厉的宵禁等等），但是香港岛的治安并没有什么变好的迹象。
1844年5月，香港的第一条警察条例通过生效，标志着警队的正式依法建立，一年后，查理士·梅理来港出任警察司，他以爱尔兰警队的制度作为蓝本，建立了一支171人的警队。然而，这支警队并不是以英国本土的先进警务体系为蓝本建立的，其参照的爱尔兰警队属于殖民地警务模式，某种意义上是一支纯粹只为殖民者利益服务的准军事部队，以欧洲人与印度人为主体，各方面专业素养较低，警队运作效率不高，对华人的管理政策依然野蛮。
由于受到大陆地区太平天国运动影响，香港地区的难民数量开始激增，加之本身港岛人口数量的增加，尽管查理士•梅理改善了警察服务条件，兴建警署并试图招募更多的人才，但这支171人的小警队依然不堪重负。第二任香港总督上马后，英国当局才派来一名总督察与两名督察到港，试图建立一支真正的现代化警队。
到19世纪70年代，在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研究下，港英当局对警队的待遇、服务条件等进行了进一步革新，招募了本地籍贯警员与英伦三岛本土的前警员前来任职；同时，1869年创立的香港警察语言学校也发挥了作用。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之下，港岛的治安状况开始趋于稳定。1893年，梅含理成为警队最高首长，在积极改革的同时，其指挥警队积极控制了当时爆发的大瘟疫，展现了领导才能与奉献精神；但另外一方面，他也亲自指挥镇压了对割让新界不满的中国民众，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时间进入20世纪初，中国国内局势风云变幻，满清覆灭，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方兴未艾。当时的香港警队在努力应对新移民涌入带来的一般治安问题同时，也在应对海盗活动与抢劫活动上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而随着一战的爆发，大量外籍警员应征回国，为了应对人员短缺，港英当局通过了《特别后备警察条例》，成立了特别后备警察队，并依其国籍，分别编成英印籍、华籍与葡籍三个大队，尽管成立后续的时间不长（一战结束后即告解散），但这支非正式警察队伍依然有效缓解了人手不足的问题。
一战结束后，受到大陆地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影响，香港地区在1922年与1925年分别爆发了“海员”与“省港”两次大型的罢工，为了应对这些突发事件以及复杂的政治局面，特别后备警察队宣告重建，专门成立了华籍及非华籍两支队伍，在两年以后，这支队伍改为固定性质，称为后备警察队，这也就是现在香港警队辅助警察队的前身。而到了1927年，为更好应对这些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第一支冲锋队在港岛成立，专门处置小型骚乱、严重刑事案件以及进行抢险救灾。
比较有意思的是，除了当地本身的华人之外，这个时期的香港警队还专门招募了山东籍贯警察，这批出身自孔孟之乡的鲁警给香港的外籍与华人警员都留下了非常良好的印象，第一支冲锋队中的40名队员就都由他们担任。除了吃苦耐劳、品格单纯之外，这批鲁警还十分好学，不少人在文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自学英语，勤奋进修，很多升迁到了警长一级（当时华人警察的玻璃天花板），甚至有人成为了警队内的在职律师。另外便是25名来自于俄罗斯的反海盗警员，这批警员原来是西伯利亚地区的白军成员，后由于作战经验等因素被港英当局雇佣，专门从事反海盗工作，在反海盗队解散后依然有人继续为香港警队服务。
1934年，经·亨利掌管警队担任警察总监，并在1938年成为警队第一位警务处处长。他曾致力推动成立刑事侦缉处，并担任刑事侦缉处首任处长。在成为警队第一位警务处处长之后，经•亨利开始对警队的职级结构进行改革，并直接招聘华人担任副督察。在此之前，香港警队一直使用英国殖民地警队常见的“上下分层模式”，各国籍、种族的警员单独编组，薪水也不同（华人最低），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华人警员才正式开始接受枪械使用训练。此外，港英当局当时还允许华民政务司管理、指导华人组成的“更练团”，以作为非正式治安力量使用。以上这些港英当局“少数管理多数”不安感下所造就的扭曲政策，在经•亨利推动松动后，要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基本消失，但离华裔警员真正打破玻璃天花板，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香港上空战争的阴云也开始密布，港英当局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以应对可能的战争情况，包括“紧急法令”、“强制服役条例”（针对非中国血统的英国人）等等。1941年12月8日，日军开始入侵香港，包括驻港英军、香港警察、香港义勇军以及港九大队等的武装力量对日军优势兵力进行了抵抗，并维持基本秩序以及疏散群众。在圣诞节英国军警向日军投降之后，欧籍警员被送往集中营，华人警员或出逃或被遣散，少部分与印籍警员一起被留用的也受到了降职处理。在香港沦陷期间，共有87名正规或后备警务人员失去生命，其中就包括7名被指控参与情报组织的警员（内有一名警务处副处长）以及至少8名试图协助战俘逃亡的印籍警员。
1945年，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经过日军铁蹄蹂躏的香港岛，也急需重建遭到破坏的警务系统，大量欧籍警察与印籍警察也因为种种原因不再适合继续留任，在复杂的战后局势与初开的铁幕之下，香港警队的下一段传奇，将以涅槃重生的姿态再度展开。
(二)新获殊荣与暗含隐忧——危机下的新生警队（1945—1970）
随着港英当局再次成为香港的实际执政者，重建惨遭战争破坏的香港警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正如前面所言，大量欧籍警察与印籍警察或主动离职、或伤残未愈、或被大量遣返（指印籍），警队的人员构成开始发生变化，尽管督察级以上人员依然主要考虑欧洲人，但是警队的基层人员开始更多的向华人倾斜。1946年，麦景陶出任警务处处长，其强化了警队纪律，改善工作条件与薪水待遇，并推动警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警队体制革新，大量的华人警察也在这一时期被招募，华人督察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这些华人督察尽管依然面临着“玻璃天花板”以及“上下级夹心饼干”，但凭借自己的勤勉与敬业，也有不少被派往英国深造，系统学习先进的现代警务知识，并为日后香港警察真正成为传奇打下铺垫。而到1949年，香港警队还首次招募了第一名女性督察，并在次年招募了首批十名女警。
早在1932年，香港警队就正式确立了军装警察与便衣警察的职业分工，刑事侦缉处的探员们专门负责调查各类案件，其中的高级警长往往负责统领一个警区的所有探员，因此被称为探长。随着大量的华人警察在战后被招募，出任的华人探长也被尊称为“华探长”，到达总探长职级的则叫做“华总探长”。尽管实际只属于低级警员，但他们在华人社区里面备受尊敬，连华人督察都需要对他们礼让三分，做到“不强出头”，按照某些行话就是“不坐车里，也要跟着车跑，至少不能挡在车前”。战后五六十年代是刑事侦缉处的黄金时代，也是“华探长”的黄金时代，部分探长甚至于有私人司机以及私人仆役，并与特行特业人员、有势力人士保持着微妙的关系，可以说是独立王国之中的贵族了。
就在麦景陶改革警队的同一时期，大量来自内地的战争难民也开始涌入港岛，其中败退的国军也为数不少，这批败兵私藏枪械、好狠斗勇，给已经增加的治安压力又添上了一把火，也使得警察人手问题进一步紧张。为此，在1952年，香港警队专门从巴基斯坦招募了一百五十余名巴籍警察，后来又在1961年招募了47名作为补充，这批外籍警察主要被指派进行缉私与防暴工作，尽管在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与港岛居民非常不一致（还专门为他们建造了清真寺以供参拜），但他们尽忠职守，以服务警队为荣，其中最后一位在1996年退休，但今天的香港警队里依然有这些外籍警察的后代，他们继续以本地人的身份为香港服务着。
1956年10月3日，港英当局市政卫生局徙置事务（房屋署前身）委员会举行内部会议，规定不得在徙置区的楼宇墙壁张贴旗帜或装饰物，但不反对悬挂旗帜。10月10日上午，两名的徙置事务处工作人员对张贴的青天白日旗与“双十”徽牌进行了清理，结果遭遇了部分居民的强烈抗议，几经交涉，港英当局无法满足他们的不合理诉求，警民遂展开了对峙。对峙随后演变为暴乱，并开始罢工、抗议和殴打公职人员。次日，原本已经接近平息的事态在三合会介入后进一步激化，右派团体和三合会进行了大肆破坏，还封路强行售卖旗帜，对普通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于瑞士驻港领事馆副领事兼参赞恩斯特及其夫人的座车都推翻并纵火焚烧，造成副领事重伤、夫人死亡。
香港警队尽管进行了快速反应，但是受过相关训练的人员短缺，防暴的法律法规、技战术装备、具体流程与处置程序也没有规范，导致其自身并没有力量控制这场骚乱。这就使得港英当局不得不选择让驻港英军出动，而这批以战争为目标的军人就更加不懂武力的适当使用了。整个事件期间，共有443人受伤，59人死亡，其中44人的死因是强力部门的强力手段，事后有740人因涉嫌严重犯罪被指控; 而香港警队则有107人受伤。
在这场失败的秩序恢复行动后，香港警队痛定思痛，进行了检讨，提出了包含改善组织结构、购置合适技战术装备以及改善培训轮训的大量建议。1958年，香港警队专门成立了警察训练营，以期获得一支后备应急力量，这一专责机构改变了以往各个警区自己进行培训的混乱情况，统一安排大部分警务人员在不同时间接受训练，为所有参训人员提供了标准化的防暴战术训练，并对参训人员进行专门编组，使得其在结束培训恢复原职后，一旦事件爆发便可立即重组，对热点地区展开支援。同时，在1959年，为稳定事态做出巨大贡献的后备警察队和特勤警察队也正式合并，改名为香港辅助警察队，到现在也继续为正规警队提供重要的支援。
1966年，香港发生了天星小轮加价事件，这场抗议加价的事件演变为了骚乱，而之前香港警队的改革也发挥了价值，经过4个晚上的行动，骚乱正式结束，仅有10名警察受伤，1名平民死亡以及 16人受伤。后来调查的委员会也指出：“骚乱只导致少量伤亡，有赖警队在成功平息这场骚乱时所展现的组织能力及训练。”
60年代注定是不平静的，大陆各方面形势波谲云诡，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而香港方面，劳资纠纷、阶级矛盾、港英当局施政措施无法被民众认同以及警队公共关系等各方面问题也堆积如山，所有因素统合在一起，便导致了从1967年4月开始的“六七动乱”，限于篇幅，本文不会详细介绍过程与原因，但会对事件前期与中后期的港警应对情况做一个梳理。
事件前期，特别是到五月中旬为止，整个骚动大体可控，甚至有人在事后评价道“秩序大致良好”，但到5月下旬之后，情势急转直下，港英当局也进行了宵禁措施，从五月底开始，一连串大规模的罢、停工发生，公共交通特别受到严重影响，警队也不得不派出人员保护公共交通运营。到了7月份，动乱还未停息，却发生了沙头角枪击事件，在该地执勤的多国籍警员队伍受到了身份众说纷纭的枪手袭击，在枪战当中，有五名警员中弹身亡，十一名警员受伤。这一时期的香港警队防暴策略以柔性政策为主，严禁直接使用高等级武力；并及时发出总动员令，命令包括水警、便衣探员在内的所有人员支援防暴工作；而警队的女性成员也到防暴第一线参与工作，极大减少了流血冲突的可能性；港英当局此时也开始重视公关宣传和强调警队正常运行，试图孤立动乱人群；此外，香港警队这个时期的人员待遇也高于平时，津贴与实物补贴大大增加，警员家属也得到特别照顾，警察教育及福利信托基金会也被建立起来。
事件中后期，从7月中旬开始，集体示威等活动逐渐减少，但港岛却开始陷入真假IED的乱局当中，在1967年5月至12月底期间，拆弹队处理了8074个疑似IED，其中 1167 个被确认为真。在这些事件中，一名英军拆弹专家在检查IED时身亡，另有两名警察在处理时殉职，平民方面还有未成年人伤亡。面对严峻形势，港英当局此时开始采取强硬手段，首先是通过紧急立法，赋予警队更大的权力在各个方面压制动乱行为，诸如展开搜查、动用武力等等，并试图收缴民间爆炸物；而英军在幕后提供支援，主要作为警队的辅助力量进行联合行动，负责地区警戒封锁、后勤运输支持、特种行动技战法培训等工作。
最后，经过半年的动荡，通过外交斡旋、内部控制等等方面的努力，这场动乱终于从9月底开始逐步平息，并在12月底基本落下帷幕，港岛也终于恢复了基本秩序，整个事件中共有51人丧生(包括10名警务人员)，832人受伤(包括 212名警务人员)，被判有罪者共1936人。1969年4月，香港全体警务人员也获得一项殊荣，香港警队获英女皇授予的“皇家”头衔，雅丽珊郡主也出任正规警队与辅助警察的荣誉总监。
(三)重铸自身、造就传奇——现代化、规范化的模范警队（1970—1990）
得到英帝国的殊荣并不能掩盖港岛本身的社会问题和港警的内部危机，警队在危机爆发时未能第一时间获取民众支持的根本原因必然是港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出现的严重问题，但贪污腐化盛行、“探长”权倾一时、警队公共关系不良等内部原因也是必然要考量的内容。在当时的香港，甚至出现了“好男儿不当差”的俗语，而那些探长的“逸事”在今天依然继续流传。因此，内部危机隐忧之下的香港警队，急需在新获殊荣之后重铸自身，以规范化与制度化的现代化理念来真正铸就传奇。
尽管因为处置了“六七动乱”而被授予“皇家”头衔，但香港警队依然对于自身不足进行了检讨，特别是依然缺乏常设防暴力量、技战术装备仍然不足等等。对此，港警决定在警察训练营的基础上，加强专门的常规防暴力量。于是在1968年，警察训练营被改组为警察机动部队(PTU)，训练主任由驻港英军军官担任，使用经过本土化改良的英国陆军防暴战术，时刻保持5个大队的规模，以应对各类突发事件，并参与平时的社会管理与巡逻工作。在70年代后，香港尽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但都没有演变为60年代那两起大型动乱，英军也彻底从社会管理领域撤离，这是因为随着警察机动部队的组建，香港警队在各类复杂情况下的秩序管理手段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控场能力不断加强，对于武力使用的把握能力也日益提升，即使要进行清场，也能避免流血情况的出现；而到了80年代后期，港警的防暴政策进一步进化，更多引入了非对抗手法，以期在减少使用武力的大原则下，强化对人群的管控能力。有鉴于香港警队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包括澳门地区纪律部队、加拿大皇家骑警以及英国大都会警察等，都到港警交流学习，其中加拿大警队更是把香港警队的防暴手册作为样本加以引进。
在改进防暴能力的同时，香港警队与港英当局也开始着手对付另外一个更加复杂困难的课题——“贪腐”。 在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即现在的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香港公职人员的贪污问题特别严重，尤其是香港警务处的贪污问题，更是衍生出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历史介绍的第二个部分当中，就提到过“探长”群体，这个群体所在的刑事侦缉作为警察队伍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为维护港岛秩序，破获各类犯罪案件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也由于游走在黑白两道之间，进行着权力寻租与贪污受贿。在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香港警队更是被黑社会的四大家族（新义安、14K、和合图及水房）渗透得和筛子一样，根据加拿大皇家骑警反有组织犯罪方面的报告，当时有35%的香港警察有三合会的背景。在那个时期，受贿的警员包庇着黄、赌、毒等非法行为，凭借公权力开出大大小小的暴利副业，对社会治安与秩序造成了严重威胁，而市民虽饱受贪污的祸害，却也敢怒不敢言，只能被迫“走后门”， “茶钱”、“黑钱”、“派鬼”等名堂层出不穷。
诚然，警队贪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薪酬太低而引起，警队人员的工资水平与其他公务员相比都显得不堪，更不要说与经商做生意的社会人士相比了。对此，1972年港英当局接受了薪俸检讨委员会的建议，大幅增加了警务人员薪酬，但仅仅如此，既无法改变木已成舟的社会不良风气，也无法撼动利益固化的地下独立王国。于是，时任警务处处长薛畿辅决定进一步改变警队体制，将刑事侦缉处收归到新成立的行动处之中，同时废除了“总探长”职位，取消了警目、高级警长与助理警司三个职级，并加设了警署警长一职，全部的警目转为警长，高级督察转为总督察、助理警司转为警司，部分探长就在这期间被转为没有实权的闲职，从而打破了原先刑事侦缉处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与既得利益。
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发现拥有超过430多万港元的巨额财富，律政司怀疑他是贪污所得，于是要求其在一星期内解释来源。然而到了6月，在与警务处处长薛畿辅当面对质并晕倒之后，葛柏从香港潜逃回了英国，由于英国没有香港《防止贿赂条例》中“收入与官职不相称”的罪名，以致港英当局无法把葛柏引渡回港。这一事件后，舆论哗然，饱受其他社会问题困扰的民间更是发起了“反贪污、捉葛柏”的运动。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爵士为解决事态，在当年《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成立一个向港督本人负责、并独立于警队的反贪机构，第二年，廉政公署正式成立。而在1975年初，廉署也成功将葛柏引渡回港受审。
葛柏事件之后，警务人员成为了廉政公署调查的主要对象。反贪行动雷厉风行，在1974到1977年，廉署人员经常高调地进入警署要求调查对象缴械，并直接带走，前刑事侦缉处的公职人员每天都能目睹自己的上司或者同事被廉署请走“喝咖啡”。在那个时间段内，廉政公署查处了大量警务人员涉嫌贪腐的案件，比如黎民祐贪污案及油麻地果栏案等，到1977年11月，被控涉嫌贪污的警务人员更是多达260人。香港警队当时人心惶惶，有污点的担心旧账被清算，也有被勒令退休、革职甚至自杀，还有的移居到与香港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及地区。一些警务人员对廉政公署产生了怨恨，并对廉政公署强硬的调查手法及作风表示不满。
在1977年10月28日，警廉之间的冲突终于爆发，首先是警务人员及家属等列队游行前往香港警察总部举行集会，发泄不满，同时请求警务处处长施礼荣向港英当局反映问题。而小部分警务人员甚至于冲进了位于金钟夏悫道和记大厦的廉政公署执行处进行破坏，有5名廉政公署人员受伤，廉署大门也受到损坏。事件发生之后，时任香港总督麦理浩为防止事态进一步失控，在排除由驻港英军介入的选项后，最终决定不让廉署进行进一步的调查，而是在11月5日决定对大部分小规模贪污事件发出局部特赦令，指令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除了已经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特赦了于1977年1月1日以前所有涉嫌贪污而未被检控的公职人员。当然，廉署方面自然是非常不满，而当时的廉署负责人也黯然离场。据加拿大警队在更后期的报告，很多涉嫌贪污腐败的警务人员及其家人移民到了加拿大，其中至少有44名是被廉政公署所追查的，他们也被加拿大警方称为“百万富豪警察”，而由于这些前警务人员的洗钱能力极强，加拿大警方也拿他们无可奈何。
某种意义上，在这一次警廉冲突之后，香港警队才真正重获新生。一方面，警务处内部的不满情绪得到了平息，而香港公务员体系的贪污渎职风气在1978年开始不再，也引导着社会风气逐步向好，特别是许多年轻的警察，更是因为不用在昧着良心收黑钱而感到如释重负。随后，警务处接受了来自英国警察专家的建议，为警务人员定下可以维持生活的薪酬以及福利，同时重整纪律、广招人才、不断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
在反贪风暴席卷之时，香港警队其实并没有停下改革的步伐。1973年，警察投诉办事处成立，用以处理市民对警察的投诉事宜（除贪污指控外）；1974年，投诉警察课成立，而到了1977年独立运营的行政、立法两局非官守议员警察投诉事宜常务小组也正式成立，专门负责监察投诉警察调查工作与向总督提交意见。在1974年，香港警队还推出了警民关系主任计划，意在加强与公众的联系，同年还创立了“少年警讯”，让青少年也参与灭罪运动，目前已经是非常庞大的社区青年活动团体。作为社区警务先驱之一的警察派出所计划也在1974年被推出，港警希望以此争取广大市民的支持，进一步应对社会问题与地区罪案。1977年，香港警队还在市区推动了警员无线电巡逻通话计划，让600余名巡逻警员可以与指挥中心直接联络，提高了案件处置的效率；交通课也开始重组，并成立了交通督导队。除此以外，警队还花了极大精力应对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非法入境问题（特别是越南船民问题）。
除了以上这些改革，香港警队在70年代中后期还决心重塑自身形象，重建警队声誉，先后成立了反贪污策略督导委员会与防止贪污小组，同时设立内部调查组，为廉署提供帮助。此外，还成立了香港警队员佐级协会，以促进管理层与员佐级人员之间的沟通。除了这些直接措施，香港警队在这一时期也开始改变理念，引入社区警务概念，正式脱离传统的半军事化警政模式，从要求大众顺从接收，转为力求得到市民的支持，这也是香港警队用汗水乃至于血泪所得到的宝贵经验教训。
时间进入80年代，重获新生的香港警队开始进行新一轮的架构和组织改革，希望提高自身在总区、警区和分区三个层面的指挥能力，改革原则是把权责下放到最低且实际可行的层面上。随后，警队又全面检讨军装部、刑事单位的人员调配事宜，特别是在警务制度与人手比例方面进行了更新，包括修改小队的指挥架构、改善维护治安方法以及实施灵活的巡逻及轮替制度。警察派出所、警察报案中心也进行了合并，用以建立联络网络，服务市民。与此同时，“灭罪运动”也开展的如火如荼，1985到1988年，在“警民齐合力，灭罪享太平”的口号下，香港警队推行了“邻里守望计划”，派出人员深入一线，开展组织宣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东区，1985到1987年的盗窃案发数量几乎下降了一半。
当然，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香港社会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便是“持械悍匪”，特别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涉及真枪的劫案(特别针对金店和钟表店)数目上升，这些悍匪来源成分复杂，有的专门收过军事训练，也往往配备自动步枪级别的火力，诸如吴建东、陈虎矩、叶继欢、张子强、季炳雄等“贼王”也频频见诸报端。不过随着香港警队开始制定有效应对策略并于内地公安开展密切合作之后，持械抢劫数量开始减少，在进入新世纪之后，也几乎绝迹。
在90年代初期，另外一个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那便是“97问题”。在80年代后期，香港警队的本地化便开始被考虑，港英当局专门成立小组选拔优秀华人警官，1989年12月，首任华人警务处长李君夏就职，其后高级警员中的华人数量逐年增加，而警队也着重招募吸纳大学毕业生和各类优秀人才，为未来发展做好准备。此外，其下辖的“政治部”，也就是与军情六处过从甚密的专职情报部门，也开始进行调整与职能变化、分散，并在1995年正式解散。
从20世纪70年代到1997回归祖国，香港警队经历了风云激荡的一个时代，也完成了自身的回炉与重塑，其回应市民的期许，逐步树立了“精益求精”的理念，也认识到了自身不仅仅是执法者，也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对于现代世界的警察而言，这个时期的香港警队无疑缔造了一部传奇，一部由一支贪污腐败横行、专业素养不高的半军事化力量，转型成一支现代化、规范化的模范警队的传奇，而它也将在删去“皇家”二字之后，继续作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迎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四)从皇冠到洋紫荆——全新挑战与全新社情下的香港警务处（1990—至今）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而香港警队也删去了“皇家”二字，警队名称也被改为“香港警务处”，警徽上的“皇冠”徽章也被“洋紫荆”所取代，但原有的警务制度依然被保留。而从90年代初至今，香港市民的整体教育水平以及生活质量不断改善，普罗大众对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
对此，香港警队从回归之前，就开始进一步适应社会状况的改变以及市民大众的期许。早在1992年，就推出了警队服务承诺计划，通过发表警队的服务宗旨、目标以及指针，来应对大众的期望。1994年，服务质素监察部正式成立，专责研究及推行新管理模式，以提高工作效率，进一步的改变警队文化，以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1995年，时任警务处处长对外介绍警队的未来发展方向是进行优质管理，用以应对未来的各类挑战。同年，警队服务素质策略被制订，也进行了首次独立民意调查。香港警队希望能够进一步发展警队为市民服务的文化，鼓励人员致力改善警队内部和对外的服务素质。
1996年，香港警队正式颁布“抱负、目标和价值观”，以此作为开展持续改善服务能力的引导。港警希望借此让警务人员可以真正了解自身所代表的角色，并认识到公众对他们的期望，同时借此强化人员对警队价值观的认同。在1997年之后，还举办了多次“实践价值观主题工作坊”计划，使警务人员真正了解与理解警队文化的改变情况。1998年，警队还开始推行全面的服务改善计划，以期进一步培养服务文化，并加强人员的职业操守。
这一切的工作都使得香港警队进一步向一支以服务为本的现代警队转型，而由于情报主导警务的有效推行、警力向一线倾斜的编制理念以及有效震慑的高姿态工作模式，也使得港岛的严重罪案不断减少，公共秩序与内部安全得到进一步改善。这也反过来进一步使得警队可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专业能力提升以及服务能力增强上。
2004年，随着进入21世纪，香港警队也换下了沿用许久的旧殖民地样式制服，开始面对全新的挑战。2001年“911”之后，香港警队进一步强化了自身反恐能力建设，以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重要金融中心的安全态势；2003年，警队也同社会各界一起，在抗击“非典”疫情的过程中发挥了自身作用。除了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香港警队也没有在传统犯罪问题上掉以轻心，进一步加强与大陆、澳门和境外执法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和跨境犯罪；除此以外，还投入专门资源应对高科技犯罪，并重点关注家庭暴力及青少年吸毒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然，香港是一个非常多元化、高度活跃的社会，各类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警队一方面处理了包括南洋酒店绑架案、拘捕季炳雄、徐步高枪击案、东京街爆炸品发现案、六亿元可卡因案、跑马地2000磅炮弹发现案等在内的一系列涉枪、涉爆、涉毒、涉恶案件与意外事件；另一方面也较为有效的处置了包括反世贸冲突、反对高铁拨款冲突以及中环、雨伞事件在内的冲突事件。香港警队在这一系列案件与事件中，均一如既往的保持了高度的专业性与处置能力。特别是在冲突事件中，尽管由于极其复杂的起因、背景与难以预料的演进过程，香港警队在一些场合的处置措施确有不妥与瑕疵之处，也遭到了坊间部分群体的不满与抗议，但就整个处置过程与处置结果来看，香港警队依然无愧自身的光荣历史与对外承诺，能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选择较为合适的武力层级与控制手段，使得流血与暴力降到最低，从期待可能性的角度看，笔者个人觉得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毕竟要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就不是警察的力之所及，而是一个更加复杂与矛盾的社会治理话题了。
1844年，在香港的第一条警察条例通过生效之时，创立这一支殖民地警队的人不会料想到，经过175年的风雨变迁，香港警队居然会成为全亚洲乃至于全世界层面上最为现代化、规范化的模范警队之一；也不会料想到当初仅仅是为殖民者安全服务的半军事化队伍，会成为今天“服务为本、精益求精”的东方之珠守夜人。今日的香港警队，更是提出了“应用适当科技以应付数码时代的警政需求”、“与社群共同推动警政”、“装备警队以迎接新的挑战”的新时期策略方针，将会继续以自身信念和高度专业精神应对挑战，使香港这个国际金融大都会，继续成为世界上最为安全和稳定的社会之一。
（第一部分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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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15.《香港警察 二十一世纪新警政》（香港警队简史、警队的发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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