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自古便是世界上最充斥着人文思想与变革精神的浪漫主义国家,历史上它经历了统治小半个欧洲的波旁王朝,以及18世纪末著名的法国大革命。这其中,推翻固若金汤的封建王朝的重要因子就与18世纪法国的艺术流派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时间先来到17世纪末,伟大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这位比肩康熙皇帝的雄才大略君主仍然不满足于手中的君权,因此他希望建立一个官方的艺术体系,将人民的思想统一,完全为了强化君权与统治阶级利益而服务。内在,又因高卢人是地道的拉丁民族,他们对于古罗马全盛时期抱有极高的幻想崇拜,所以尤其是在统治阶级心里非常渴望复制奥古斯都大帝时期的气派。
古典主义美学的复兴,便是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
路易十四先是大兴土木的建造了雄伟威严的凡尔赛宫,然后命重臣科尔贝为绘画学院拟定了基本架构,将绘画艺术家团体纳入国家政治体系下,其90位成员负责皇家的艺术事务。接着政府创建了罗马法兰西学院,将艺术家们遣送至意大利系统学习古典艺术。至此,路易十四确立了以巴黎为中心的国家文化垄断体制,几乎每个有才华和雄心的艺术家,在国家提供的经济和声望诱惑面前,纷纷走进金色的笼子里。
他被誉为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普桑早年游历意大利,因此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浓郁的亚平宁半岛的风格,普桑伟大的一点在于他的画作中既有威尼斯画派轻快舒适的背景,又有浓重的笛卡尔哲学色彩,体现出法国启蒙运动前期对于艺术流派的渗透。普桑的作品常在宁静舒适与神圣肃穆间取得完美平衡,例如他有名的《阿尔卡迪的牧人》构图平衡,画面稳重大方,色彩深沉展现出对于生死的敬重,意大利式的风景如画,晚霞下的墓碑,这一切都给人宁静崇高的美学表现,观者只会浸入理学的哲思中,唯有怀古的庄重。《台阶上的圣母》也是普桑出色的作品之一,画面展现的是非传统意义的宗教画面,无论是圣母圣子还是圣约翰,都在严格遵循更稳定的构图、更庄重的色彩布局,整幅画作就像是一出话剧,可见普桑对于古典艺术的痴迷。由此,我们便可以从路易十四时代政权、启蒙思想的引领下,管中窥豹17世纪末18世纪初法国绘画的严谨性与庄重性。
路易十四的驾鹤西去,随之即位的是他的曾孙路易十五,历史上法国最不得民心与最软弱的皇帝,如同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样的历史评价。
路易十五荒谬悲惨的童年经历造就了他脆弱敏感,及时享乐的避世性格,即便他曾亲口说出“在我们之后,洪水将至”的精准预言,但他依然选择了做一个花天酒地的昏君,好在在执政前期他有曾祖父太阳王的遗产可以肆意挥霍。
路易十五对于女人的追求可谓是达到了顶峰,他喜欢天天和情妇们泡在一起,歌舞升平,这样的风气也渐渐影响了宫廷艺术家们,一种奢靡轻快的艺术风格,洛可可艺术诞生了。
相较于风格相近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无论是从室内装饰还是绘画上来看,都体现了大量的奢华、爱欲等社会风气。加之18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在东方的生意兴隆,欧洲人很便利的就能买到东方国家生产的毛毯、陶瓷,艺术家们接受了大量的异域文化熏陶,在绘画作品中创造出悠闲神秘奢侈的法国上层社会生活。至此,法国的绘画艺术已经变得开始“去政治化”。
安托万·华托可以说是由法国皇室艺术一手提携的洛可可风格绘画家,他早年学习模仿了巴洛克大师鲁本斯的技巧,又吸收了荷兰画派的色彩概念。随着与法国皇家艺术学院关系逐渐暧昧,他创作出了经典作品《舟发西苔岛》。
这幅帮助华托被皇家艺术学院录取的杰作,色彩明亮暧昧,画中的贵族情侣们眺望着远方神话中的极乐之岛,展现出法国贵族醉生梦死的生活,追求及时行乐与诗意的天地。这幅画得到了上流社会的一致好评,真实表达了贵族们的审美趣味,华托自然仕途平步青云,甚至获得了“风流画家”的名号。
但是,华托并不是一个一味阿谀奉承的画家,他的作品中也有讽刺现实的主题。比如他的《热尔桑画店》,这幅画显然与《舟发西苔岛》那种迷离的氛围不同,在这幅画中华托刻薄的隐喻着太阳王路易十四辞世后,法国上流社会进入到了思想空洞的时期,附庸风雅,寻欢作乐,精神生活变得无聊。画中被装箱的太阳王肖像仍然锐利的目光,同色泽丰满的贵族的衣裙与异常空洞的画面组合成路易十五时代荒谬的人文风情。
在英年早逝的华托之后,洛可可艺术诞生的第二位艺术家是弗朗索瓦·布歇,将洛可可风格发挥到极致的集大成者。相比于华托,布歇同法国皇室的关系要更加密切。由于父亲就是颇有名气的画家,布歇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去意大利游学的机会,回国之后更是常常出没于贵妇人沙龙,绘画上的才能很快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很快就被路易十五的著名情人蓬帕杜夫人提携,专门为她画肖像。
布歇为蓬巴杜夫人画了一系列肖像,其中《德·蓬巴杜夫人》是公认最精美的一幅。画中穿着雍容华贵的蓬巴杜夫人一手拿书,一手顺势的搭在靠枕上,散落的乐谱以及背景若隐若现的书柜,修长的羽毛笔,让观者无不为之倾尽所有目光,高雅且博学的蓬巴杜夫人形象深刻烙印在观者的心中。毋庸置疑,布歇的细腻绘画笔法以及造型技巧,是举世无双的。
钟情于古希腊神话的布歇还创作过《沐浴后的月神黛安娜》这幅赞美女性肉体的杰作,这幅画与其说是神话主题,不如说是以路易十五的后宫为模版。
画面中,丰满优雅的月神玉足纤纤,与弓箭猎犬等被刻意创作在角落的意象相比显得风格不符,其实也体现了布歇对于女性的膜拜,处于低位的女佣更是凸显了月神高傲的形象。整体画面并不明快,而是神秘色彩为主,想必是当时法国贵族喜欢这种高高在上的气质。布歇另一类画作也取得了不小的名誉,这就是他的中国系列,《中国花园》、《中国集市》、《中国皇帝上朝》里面的人物均有着舞台化的打扮,神似话剧《图兰朵》的戏服,构图放弃了传统的对称结构,场景雍容,人物行为“失礼”,遍地都是散乱的东方货物,当然也有布歇本人对东方的幻想,明明是汉族人的服饰旁边却出现了热带雨林的植物,从整体上看极富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美学。
布歇将洛可可艺术带向了顶峰,风靡一时。布歇晚年,法国社会阶级矛盾加剧,波旁王朝摇摇欲坠,新兴资产阶级文艺批判家狄德罗公然指出布歇的画作奢侈糜烂,展示了封建阶级腐朽淫乱的审美,他的画对整个社会有消极影响。
路易十五去世后,风雨飘摇的波旁王朝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新兴资产阶级为取得支持,大力宣扬反封建皇权的意识形态,组织起人民投入到革命当中。新兴资产阶级党人们在艺术领域歌颂古代英雄主义美德,通过宣传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英雄人物呼吁人们为真理而战,由此,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新古典主义艺术的崛起。
由于一百多年来的启蒙运动影响,理性再次成为公民的美德,艺术上新古典主义注重借用古代英雄题材与表现手法,直接描绘现实斗争,为大革命服务,与洛可可艺术势不两立。
雅克·路易·达维特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画家,在接触到雅各宾派领导人物以后,他开始创作革命色彩浓厚的作品。
《荷拉斯兄弟之誓》创作于1784年,达维特用刚硬的笔触描绘出三兄弟为国出战的坚毅,笔直的手臂线条暗示着革命党人庄重与不屈,旁边邻国的女性亲属羸弱的瘫倒,凸显着三兄弟在国家利益面前放弃个人情感的决心,与革命党人追求真理的品质相呼应。《马拉之死》构图简朴但深入人心,画面中马拉的遗体庄重严肃,仿佛只是睡着了一样,没有过多元素用来烘托情绪,达维特的用笔非常理智克制,呼吁观者对于正义的坚贞。《拿破仑·波拿巴穿越大圣伯纳德山口》无疑是达维特最出色的作品,画面极富动感又不失古典主义庄严的气质,高高跃起的马头,拿破仑自信的挥舞着手指,个人英雄主义美学散发着革命家英勇无畏的精神。而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的壮举,堪与公元前3世纪迦太基统帅汉尼拔大败罗马军队以及公元8世纪查理曼大帝征战意大利的战绩相媲美。
随着法国大革命热潮渐渐衰退,工业文明时代即将来临,法国的政坛却迎来了历时近一百年的动荡,封建王朝的连续复辟以及三起三落的资产阶级政权更迭,带来的是法国艺术的浪漫主义高峰。
文明的发展离不开艺术,艺术的兴起又紧紧跟随着政治的变革,二者互为因果,因此我们不能忽视任何一个环节对于整个文明的影响。法国可以说是中世纪后欧洲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艺术曾经是辅佐封建王朝的圣殿,却也是消灭帝国的利剑,正是如此,谈论法国时绝不能少了艺术。绘画作为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仅从法国十八世纪左右的绘画历史来看,它将一直为人类文明变革承担历史见证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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