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统治术：建筑装置与规章制度的隐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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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我看过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中，由美籍墨西哥裔导演冈萨雷斯执导并于2014年上映的《鸟人》是我最喜欢的一部。

除了《鸟人》这个为人熟知的电影名之外，其实此片还有另一个藏在括号里的片名：The Unexpected Virtue of Ignorance（《无知产生的意外之美》）。我喜欢这个片名，因为它似乎昭示了一种人生真相（提醒：与此同时，请警惕所有所谓的人生真相）：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精确地得到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会低于我们的预期（聪明反被聪明误），有的时候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又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无知产生的意外之美），甚至可以一路超出到一种我们的认知理解之外的维度（冈萨雷斯在《鸟人》里就想借迈克尔·基顿饰演的失败庸俗过气的大片演员呈现这么一种状况）。

总之，所谓的既定目标似乎永远不能精确地按我们原有的设想完成，它们只能被接近或被超越。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目标这个概念扩展出人类这种生物之外，因为只要是功能性的物品都有其自己的既定目标或作用（比如马路被铺设是为了交通便捷，禁烟条例被设定是为了公众健康），并且如果我们仍然认为所有既定目标都不能精确地按我们原有的设想完美地完成，那么观察这些装置（马路、建筑、景观）与制度设定最后到底达成了什么效果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
在文章的接下来两部分，我想通过林荫大道和规章制度两个实例探讨被发明出的装置或规章如何超越发明者原本的预期和设想，从而隐秘地塑造我们的灵魂，并创造出我们当下看似理所当然的现代生活方式。
林荫大道的创造
对于林荫大道的考察需要我们有一种视角的转化，即化林荫大道为装置而非工具，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它看作被某个势力或个体创造出来的发明，即把它们看成如同罗丹的雕塑、米开朗基罗的壁画一样的被构造出的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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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荫大道及其创作者
任何东西都有其最初的发明者，林荫大道亦不例外。
林荫大道最初的创作者为十九世纪60年代的巴黎最高行政长官奥斯曼。此人在拿破仑三世的授意下想制造一种新型的道路，这种道路和巴黎过去传统的石板路泥路都不同，它首先必须是直接简单，如人体内的血管一样只要顺着走就能从城市的最左端一路走到最右端。这种今天看来很普通的想法，如果放在十九世纪来看，却是革命性的，这也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交通建设。

奥斯曼的天才之处还在于，他第一次意识到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要想富，先修路”——即道路会带动道路周边土地的土地价值和商业价值。于是政府从而可以通过卖马路两边因为修建马路而升值的的土地（一种循环经济）来支付拆迁补偿和道路建设。由此，通过秘密地吸收社会资本，马路建设的成本便大大降低了。
不仅如此，铺设城市大道还会彻底摧毁盘踞于城市的贫民窟，并且为城市的失业贫困人口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除了这些利国利民的好处，马歇尔·伯曼在其书《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现代性体验》里还发现了隐藏在林荫大道背后暴力的一面：“它们将创设长而宽的通道，让军队和大炮能够快速地通过，来对付未来的街垒和群众暴动。”从这个角度，林荫大道的发明也为后面现代城市连绵不断地抗争和运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
林荫大道做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事
林荫大道是锋利的，它不仅是一条条连通城市各个区域的管道，在连通的过程中它又将整个城市解剖，将城市变成了某种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式的“被切开的血管”。

它的建设首先是破坏性的。通过拆毁成千的建筑物，它仿佛给城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或者对过其实行了一次非战争时期的轰炸。于是被迫搬迁无数的居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看清楚了整个城市的全貌。过去城市的区域与区域之间如同孤立的小房间，贫民归贫民，富人归富人，两个阶级往往老死不相往来，亦没有连通的渠道和重合的空间。林荫大道的建设既为全体市民（不论贫富）创造了相互交往的通行基础，其本身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因为其工具性和公共性，无论贫富，每个人都有走在人行道上的权利）。
如伯曼所描述的那样：“临街的一侧是各种小企业和商店，街的拐角处则是饭店和带有人行台阶的咖啡馆……奥斯曼建造的人行道像林荫大道本身一样，也特别宽，人行道的一侧安有长凳，并植有茂盛的树木。林荫大道上还设有人行半岛，让人们能更容易地穿越马路，并将便道与直行大道隔开，辟出道路让人们散步。站在马路上，能够看到林荫大道两边的远景，林萌大道的两端耸立着纪念碑，使得每次散步都能达到一个戏剧性的高潮。所有这些性质都有助于使新巴黎成为迷人的独特一景。使人赏心悦目。”于是这样一种设计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城市规划的典范，在后进国家的人造都市里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进而成为了某种标尺和规范。

如同中国哲学所谓的“相生相克”，林荫大道的有趣之处还在于其公共性意外创造出了一种私密性。因为林荫大道的工具属性注定了它是被人们用来抵达某地的手段，其公共属性又让人可以随意进入的同时再随意离开，于是不同的人们在上面不断的流动，行人与行人之间不断上演着“接近-远离”的循环戏码，这样的戏码使得街巷与公路如同潮水一般，特定的行人便如同汪洋大海里的一滴水，他/她出现在任何人之前，却与此同时不受任何人打扰，这样的情况林荫大道这种装置发明之前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这样互不打扰却又共享一片区域的情景使我们很容易想到博物馆里一个个摆放在橱窗里的展品，其实我们不妨把路上行走的行人看作是一个个行走的玻璃橱窗，我们确实与彼此隔绝，这是一种互相约定的默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了可以远远地观察对方的机会（如同在博物馆隔着玻璃看一个展品）。这样一种公共性和私密性的嫁接的古怪体验使我们既可以在林荫大道上展示（在大路上接吻、拥抱逐渐变成了浪漫的一种范式）也可以在林荫大道上想象（如同电影《her》里西奥多的一段台词）。这是林荫大道玫瑰色，也是现代娱乐消费品里最常给我们展示的那一面——人畜无害、富有趣味、行走中兀自停留并微微一笑。

但别忘了，林荫大道的极具破坏性的产生、创造也注定了其具有危险的一面，因为它让我们得以互相看见——穷人和富人、行人和马车、新贵和乞丐，大家在作为工具的林荫大道上混作一团，在现实中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对方的存在。于是社会分层、阶级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感受与理论分析如雨后春笋般一茬接一茬地冒了出来。
19世纪的巴黎大街不止有热恋的情侣和来去匆匆的行人；赫尔岑、马克思、克鲁泡特金、巴枯宁正在林荫大道两侧的咖啡店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把自己的观察化为写作，这些写作将在未来几十年里持续输出爆炸般的能量。

规章制度的隐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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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制度的作用往往是规范和限制，说得明白些，即要么是告诉你某件事只能这么做，要么提醒你不能做某件事。但人类的奇妙之处在于这些规章制度所设的限制在大部分情况下反倒会激起他们的创造力。往往一个规章制度出台，要么在机缘巧合下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后果，隐隐且出乎意料地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要么让人想尽办法去规避，去绕弯，甚至在某些时候能创造出新的词汇，如《荒野大镖客》游戏里经常把私酒称为“Moonshrine”，就是因为在《禁酒令》期间人们为防止制酒被发现，在夜间进行蒸馏制酒后给酒去的代称（月光）。

说到底，除了自然规律之外的一切规章制度都是人造的，而只要是人造的就有其疏忽的地方，或者说意料之外的结果。面对规章制度，有的时候我们不妨换一种角度，把它看作是文学创作的一种，由是，也许我们也能获取到一种观察世界的崭新角度。
未曾设想的道路：关于《禁烟条例》
香港政府在2007年颁布《禁烟条例》禁止全港吸烟者在室内抽烟，从此以后写字楼里的打工族要抽烟只好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楼外的吸烟区。香港导演彭浩翔敏锐地捕捉到此条例伴随着的空间变化，依此在2010年创作了爱情片《志明与春娇》，讲述在公共吸烟区相遇的一对都市男女的爱情故事。

我很喜欢这部电影，连着看了三四遍。电影剧情不重要，最吸引我的就是彭浩翔抓住的那个由头——因为《禁烟条例》才得以相识的一对男女。这就涉及文章开头所说的“所有既定目标都不能精确地按我们原有的设想完美地完成”。比如通过《志明与春娇》我们也许可以判断，《禁烟条例》颁布后，抽烟港人的社交圈都会大大扩张（大家都聚集在公共吸烟区抽烟），这样陌生男女相遇的机会也会大大增加，也许会提高香港的结婚率（大家相识的机会增多了），也许会提高香港的离婚率（已婚男女更容易相遇、偷腥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也没有人做过调查），至少在香港的立法会激辩和一读二读三读这条法案的时候，应该从没有人会想到以市民健康为宗旨的立法最终还可能波及到港人的恋爱生活。换句话说，这条法令以颁布者自己都未曾想见的方式微微地改造了香港人的些许灵魂。
由是彭浩翔通过这部电影给我们赋予了一种观看制度的新方式，比如持续三年的抗疫政策使得大学里爱喝酒的学生再也溜不到校外的清吧，而必须聚集在学校某个角落的咖啡店，人群的聚集产生未知的后果，也许本来永远遇不上的两个人就因此擦出了友谊或爱情的火花。这也是以防范病毒传播为导向的政策产生的始料未及的后果。
标准对行为的殖民：考试制度与其他
规章制度当然可能产生浪漫的结果，但于此同时它也存在把人异化的后果。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曾将标准对人产生的影响精辟的概括为“标准对行为的殖民”。他曾在自己的著作《六论自发性》中对此说法举过一个形象的例子。
“法国专制主义君主的官员决定根据王国臣民的房子大小来征税。他们采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查住宅的门窗数量。这一办法最开始实施的时候,窗户和门的数量可以完美代表房子的大小。不过,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所谓的“门窗税〞促使人们改建或者重建房屋,通过减少房屋开口的数量来避税。想象一下,世世代代的法国人在他们通风不良的 “避税小屋〞 里面困难地呼吸。最初有效的测量标准后来却失去了效力。”

在社会理论界，这种行为的异化被称之为古德哈特定律 (Goodhart's law)：“一旦一种测量标准成了目的，它便不再是一种好的测量标准。”马修·莱特 (Matthew Light)进一步解释道：“一个权威规定了某种量化准则来测量特定的成绩；那些以达标为己任的人确实做到了，但是用的并不是该准则期望的途径。”比如高考是检验一个人有没有上大学的能力，但是最后施行却亦有可能变为一个人善不善于高考，熟不熟练高考（即内卷）。
詹姆斯·斯科特曾用狗来比喻这种标准及其所对应行为的荒谬性：“如果说中学教育是一条狗, SAT 考试是狗的尾巴，那么实际状况并非狗招尾巴，而是狗被尾巴给摇了。不仅如此，这尾巴还重塑了狗的品种、口味、生活环境。以及所有那些照管和喂养这条狗的人。”以此观之，标准化考试是“标准对行为的殖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标准对行为的殖民”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标准殖民的地方，自发性亦会消失。习惯被标准殖民的人会渐渐对世界缺乏自己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他和标准就像一对相互依附彼此无法分割的伴侣，“我这么累究竟为了什么。”便会成为其人生道路上长期产生的困扰。而一个被官方标准完全殖民的社会亦会丧失其活力，变得乏善可陈。
总结
此文的主旨是想通过对生活中一些理所应当的事或装置做一些粗浅的分析以此激发读者对世界的另一种观察方式，提供观察世界的另一种角度。同时，这也是对我个人过去半年来的阅读和观影与和友人的讨论做一个粗浅的总结。
我似乎总是抵达不住想把事物完全联系起来的诱惑（哪怕很多时候他们的关联没那么大）。所以当我重读自己写的这篇文章时就好像在看刑侦片里侦探把所有线索串联起来的那块板。但他最后会指向什么事实，似乎真相还没大白。

不管怎么样，2022过去了，这一年发生了太多事。仅以此文纪念我这一年里贫瘠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