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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图摄影师丨音量
作者丨六九的小号
韩松双手扶着传达室的窗框，微微弓背、身体前倾，重复着自己的名字：
“韩松，对外部的韩松。”
在新华社沉默的大门面前，他的背影有些拘谨，与其说在这里工作，更像是在门口罚站。
韩松个头不高，常穿运动衣和牛仔裤。参加活动被人认出的时候，总是害羞地笑笑，有些抱歉地点点头，小心回答别人的提问。
作为国内最有名的科幻作家之一，读者将他与刘慈欣、王晋康、何夕并列为中国科幻界的“何慈康松”四大天王。1997年美国《新闻周刊》采访，评价韩松“白天忙于新华社的新闻工作，晚上写着阴郁诡异的故事。”
小姬现在还会回忆起，在新华社对外部的新生交流会上，台上一位叫韩松的领导把自己藏在一个黑色的笔记本电脑后面，用很低沉的声音告诉大家：“做记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发现力。”他的声音渐渐低不可闻，令人昏昏欲睡，小姬却非常精神，把这些话都记了下来。
“小姬”名叫姬少亭，这位80后姑娘也是个地道的科幻迷。她对我回忆说，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名字好熟悉，该不会就是“那个”韩松吧？
后来她才知道，那位低调的领导真的是科幻作家韩松。
既忧且惧的灵感
既忧且惧的灵感
重庆地貌高低不平，岩体出露。渝水在朝天门汇入长江，聚集的水汽久久不散，城市超过三分之一时间云雾氤氲。
雾雨高楼一相逢，韩松就出生在这样山水云的环境中。
拜此所赐，他笔下的故事也如同蒙上了一层薄雾，只有似是而非的感觉和背后无穷的意指搭建而成的文字迷宫。
他写梁山：水泊梁山被一片大水围困着，湖面越来越大，鱼却越来越少。山上面临粮荒，大家对自己的处境噤若寒蝉，有人跟宋江提到诏安的事情，宋江直接昏厥了过去。阮小七偷溜出去，发现梁山的外面还有第二个梁山、第三个梁山、梁山之外还是梁山，世界之外还是世界——可那朝廷在哪呢？
刘慈欣的评论一针见血[1]：韩松的作品属于三维科幻。
“我无法解读韩松的作品，真正有深度的文学作品都是无法解读的，但我们都能感觉到许多许多。小说是感觉的文学，真能给人感觉的科幻小说不多，韩松的小说属于此类。”
刘慈欣和韩松，二位几乎可以看作科幻创作的两个极端：如果说刘慈欣代表了“宏大、浪漫的技术歌剧”，那韩松笔下往往是“衣食住行中的社会人性”。
2012年7月，他俩一道去参加中央电视台录《小崔说事》[2]，聊到大刘曾就职的娘子关电厂已经不在了。崔永元拿韩松逗闷子：“新华社还在？”韩松不好意思地笑笑：“新华社应该会存在到连科幻都想象不到的未来吧……”
谈到世界末日，他顺便打趣，“世界末日并不是你想的那样，都是小行星撞地球什么的，它也有可能是整夜无法合眼，看着天花板，等天亮。”
崔永元“抗议”：“科幻作家不带人身攻击的！”
小姬记得，有一次韩松跟她开玩笑：“以后你在新华社就跑‘科幻口’。”其实在整个新华社，科幻爱好者就他们俩人，科幻新闻可以被忽略不计。小姬不时凭兴趣去做一些科幻的报道，韩松都默默支持，还把她介绍给《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
也是在那时她认识了刘慈欣，后来离开新华社以后，小姬公司的很多业务都和刘慈欣深度关联。
作为对外部的副主任，韩松管理着一个320人的团队。早上5点出门，每天看稿子到很晚。去过他办公室的人都曾担心过，桌子旁边的那摞书有一天会塌下来。繁忙的工作挤压了写作时间，对他而言，最常见的写作场景是：上班路上、高铁上、出差的飞机上。
“早上坐地铁，有想法就掏出来写在手机上。”
他曾写到自己第一次坐地铁的情景：1989年春天，韩松第一次来到北京。刚上地铁，就被后面的人群挤到了对侧车门，纸一样扁扁地紧紧贴着，他感到有些不安：“都是些什么人啊，发生了什么事啊？”
定居北京后，同样的事日复一日地重复下去。后来他以自己乘坐的交通工具创作了“轨道交通三部曲”：《地铁》《高铁》《轨道》。没有写一本《飞机》，是因为他害怕坐飞机。
某年科幻大会，一群科幻作家坐飞机前往成都。在机场，韩松看着飞机愣愣地说：“今天这架飞机失事的话，中国科幻全军覆没。”圈内有人以此为题，在网上写了短篇小说，原文已不可考。后来韩松在一篇博客中写到[3]：
“晚霞中北京的写字楼像一架架飞机。恐惧随时会降临，因为不知会飞进什么样的气流，不知道天空的脾气，以及天空都有什么背景，无意中得罪了天空就有大麻烦。但不管多恐惧，不坐飞机哪里办得到呢。他们说，飞机是最安全的，其实，是骗我们的。但也只好上当，为了忍痛产生灵感。”
所以韩松作品描绘的世界往往阴郁、忧伤，带有明显的人性隐喻。作品中的“诡异”皆源自此。对韩松来说，“恐惧”和“担忧”会产生灵感，他对《人物》的记者解释[4]：
“当你看多了现实之后，并不喜悦，而是忧心。不能写下来，就更加忧心。写《火星照耀美国》，是我1996年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爬上世贸中心的时候，强烈的感受就是——这地方不可能持久。”
科幻作家吴岩说，韩松写作主要靠的是直觉。韩松解释，这样的直觉是天生的——“世界似乎本应如此。”特德·姜在《你一生的故事》中创造了外星人“七肢桶”：时间并不是线性连续的，下笔书写只是将“未来已经发生的事情”展现给过去的人们。
韩松仿佛是这个宇宙的领路人，怀揣担忧、跨越无数潮汐，利用想象力小心翼翼地透过文字暗示未来。
现实世界身影后的科幻作家
现实世界身影后的科幻作家
新华社的工作区，有武警站岗把守，唯一可以不用刷卡随意进出的是猫咪和社长们[5]。韩松常常走着走着忽然蹲下，和趴在花坛上的猫讲话，全然不顾旁边小姬的眼神。
用小姬的话说，韩松心里住了个小孩：“用发亮的眼睛观察着这个世界，眼光中隐隐透出他最真实的可爱。”
至于韩松自己，也说不清楚记者的身份是否给他的科幻创作带来了帮助。只是觉得，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难以解释。他最常说的话就是：“科幻写不过现实。”
韩松还向我提起不久前失火的巴黎圣母院：
“一个800年的教堂，所有人都认为会永存的一个东西，怎么就能烧掉了呢？这就很科幻，我觉得是外星人放的火……还有‘996’其实也是很科幻的，一个城市里那么多人像蚂蚁一样、像工蜂一样地忙碌着。然后一起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社会奇观。这其实就很像是一部科幻片，像是《美丽新世界》那样的东西。”
我们可以在韩松的作品中，找到大量现实世界的影子。
2000年，他出版《火星照耀美国》：“2066年中国崛起，一名围棋少年前往美国，目睹了纽约世贸中心的倒塌。”第二年9·11事件发生，《洛杉矶时报》说：“韩松预言了911！”
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新华社连夜报道那场猝不及防的灾难和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两年后，他发表小说《再生砖》，灵感来自建筑师刘家琨的“再生砖”。故事中讲到，人们利用废墟造出的砖块里，裹着死者的灵魂，因为资源的“再生”造就了文明的“再生”，人们追捧再生砖，以至于期盼新灾难的发生。
“新闻是未来的历史，而科幻是未来的新闻。”韩松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这个观点，这也将其主业和副业做了融合总结。他说，爱看科幻的人越来越多是有原因的。
过去的中国看不见未来——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都在为现实和怎么生存拼命地挣扎。他们不敢去想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自然也不会有科幻。但随着技术和经济的进步，一切都不一样了。
“冰箱、电视机、洗衣机、手机、互联网、高铁、航天、超算、基因编辑、5G，技术进步的速度是空前的。所有的这些都好像一下子到了我们生活边上来，中国很快地成为一个科技大国。”
2013年，嫦娥三号发射，微博上出现了名为“月球车玉兔”的微博ID，每天以第一人称视角直播登月过程，频繁登上热搜。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那只玉兔背后的团队成员之一，就是小姬。
这是新华社和果壳网合作的一个航天宣传项目。当时的航天宣传多如牛毛，很难做出什么特色。小姬想到美国NASA运营“好奇号”火星车的姑娘们，决定建立一个“月球车玉兔”的微博，卡通而略带科幻的风格立刻引起微博用户强力围观，被誉为“最成功的航天宣传”。
“科幻作品就是当代社会变迁的一种产物，最直接反映的就是当代社会的特征、变化、矛盾，他的思考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韩松对我说：“这样的时代如果没有科幻出现，都说不过去。”
崩溃瞬间：一节科幻课
崩溃瞬间：一节科幻课
2013年9月，东团堡乡中心小学，刚刚还在打闹的四百多名学生安静下来。韩松站在校长的旁边，看着孩子们参加升旗仪式。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河北涞源，韩松的任务是：给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上一节科幻课[6]。
对韩松那一代，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接触科幻的爱好者来说，科幻是只属于小众的娱乐，甚至一度被当做“荒诞、离奇、没有科学依据的精神污染”。20世纪80年代，作家星河借来《少年科学》杂志，拿了本子将上面的故事抄写下来。父亲发现之后以为是乱七八糟的手抄文学，给了他一记耳光，将本子撕得粉碎[7]。
韩松则幸运一些，在他还读初中时，参加了联合国举办外太空探索中学生作文比赛。彼时，重庆有39所中学开展征文，小韩松的一篇《熊猫宇宇》科幻短文被刊登在了《红岩少年报》上，这也是他首次公开发表科幻小说。
为了奖励获奖者，学校发下来几本科幻小说。“有阿西莫夫的，还有威尔斯的。”韩松回忆。
如今，科幻已经可以堂堂正正地走进贫困县学生的课堂。其实韩松原想让小姬去找科幻作家夏笳给孩子们上课——夏笳有支教经验，更擅长教授知识。无奈未获批准，韩松只得亲自上阵。
课堂终于开始，韩松在“科幻”下划了一道线，问孩子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科幻。
沉默，没有一个人举手，有孩子轻轻摇头。
他有些手足无措。改问：“你们心中未来的学校是什么样的？”又是沉默，韩松感到了更大的惶恐。
有个后排的女生举手发言：“高楼大厦！”随后有更多的孩子发言，韩松仔细地把它们标上号记在了黑板上。有个女生答：“科技很多。”韩松追问：“都会有哪些科技？”她却答不出。
这是距北京一百六十公里的一个乡村小学四年级孩子们想象中的未来学校。韩松极力克制 自己的心慌，还是把科幻讲了下去。结束之后，韩松站在门口，看着下一位同事绘声绘色的英语课，看着操场上跑来跑去的孩子们，原地崩溃。
“这些农村孩子，跟城里孩子一样智慧、聪明、纯真而可爱，头脑里一定充满各种奇妙幻想，然而我却可耻地没能把它们激发出来。那些毕生坚守在乡村的老师们真是值得敬佩，我终于懂得了刘慈欣为什么要把他们写入科幻。”
得益于记者的身份，韩松直面过很多贫穷和痛苦现实。他往往会想到自己口中百年前的中国人：整日为现实和生存挣扎，根本不敢去想象未来的样子。
在一篇评论中[8]，小姬写道：“对韩松来说，正是因为知道何为痛苦，所以才待人特别好。表面上他的作品很可怕，其实充满了对世界的清醒观察，他不吝剖解自己给大家看，就是因为他对人和世界充满了爱。”
2016年，“月球车玉兔”光荣退休，姬少亭决定离开新华社，将自己多年的爱好“转正”，创立专注于科幻文化的未来事务管理局。韩松又担忧起来：外面很危险，出去后可能要承担失败的风险。
小姬回答：“我不怕失败，我想为中国科幻做点事情，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韩松这才意识到，自己这个“领路者”，已经不知不觉带出了新一代领路人。
“我们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我们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从涞源回来的两个月后，韩松不情愿地被同事拉去北京一所小学讲课[9]。
有了上次希望小学的经验，韩松这次抱着赴死的心态。结果课堂效果完全出乎预料，即使教案和之前完全一样，孩子们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这堂课让韩松觉得，科幻在中国大有前途。
但他会更多地记起涞源的那所希望小学，想到那些连学校发的矿泉水都舍不得喝、面对科幻作家尴尬无言的孩子们，他又忧虑起来。
随着时间推移，韩松感觉，“对技术的迷恋”和“对未来的焦虑”的年轻人越来越普遍。
“80年代的年轻人去看科幻，是想了解自己的未来，了解自己的精神该去往何处；而现在的年轻人往往把现实看做是虚幻的，尝试在娱乐作品中构建现实。”对此韩松感到有些迷茫。
探路者回过头来：“我们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参考资料：
[1]《三维的韩松》（作者：刘慈欣，收录于随笔集《最糟的宇宙，最好的地球》）
[8]《宇宙的观察者韩松》（作者：小姬，刊于《科幻世界》2009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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